本书的两位主角，都是20世纪俄国和美国文化界的名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早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始写诗，后因“不劳而获罪”被判刑，遭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境，他于1974年加入美国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执教诗歌，如今，这位俄裔美籍犹太族诗人，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所罗门·沃尔科夫和布罗茨基一样，也是犹太人，也生长在列宁格勒，后来也移居到了美国。他是一位音乐学家和文化学家，他为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芭蕾舞大师巴兰钦、小提琴家米尔斯坦等人所写的传记，在欧美国家享有盛誉，他还是第一部《圣彼得堡文化史》的作者。

《布罗茨基谈话录》系根据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生前与文化史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谈话整理而成，凡十二章，内容涉及布氏的生活经历、创作，他与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英国诗人奥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关系；对上世纪五十～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文化交流、文化现象颇多精辟之见。

代序

第一章　在列宁格勒度过的童年和少年

第二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第三章　被捕，精神病院，审判

第四章　流放北方

第五章　罗伯特·弗罗斯特

第六章　迫害。被逐向西方

第七章　温·休·奥登

第八章　在纽约的生活。亚历山大·戈都诺夫的逃亡

第九章　意大利和其他旅行

第十章　回忆阿赫马托娃

第十一章　重读阿赫马托娃的信

第十二章　圣彼得堡。关于未来的回忆

译后

沃尔科夫：约瑟夫，我想向您打听关于1964年的审判，关于您的被捕和住在苏联精神病院的经过。我知道，您不喜欢谈这些，经常拒绝回答有关的问题。但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回忆列宁格勒，对于我，“布罗茨基案件”和审判——这是那些年列宁格勒风景的一部分。如果您不反对的话……

布罗茨基：您知道，所罗门，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从来不拿这审判当一回事儿——无论是在审判时还是在这以后。

沃尔科夫：为啥这整个机器突然运转起来？为啥恰恰是列宁格勒，为啥是您？要知道，在1958年声讨帕斯捷尔纳克运动以后，苏联当局已有一段时问不曾策划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了。您认为应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

布罗茨基：说实话，我迄今仍不热衷于这一点，也不曾思考过这一点。但是如果谈到这一点，在任何事件之后总站着具体的面孔，具体的人。是人在启动机器——比较起来，其实他不同于机器。我的案子就是如此。它是列尔涅尔所发动的，我相信他已魂归天国，因为他死了。

沃尔科夫：是这位列尔涅尔，在1963年的列宁格勒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针对您的文章《文学寄生虫》吗？

布罗茨基：对，他有着陈旧的“文学”趣味。但这时候他的活动包括领导“民众纠察队”。您知道何谓“民众纠察队”？这是一种个别居民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法西斯化小组织。

沃尔科夫：我知道。我甚至有一个熟人是纠察队的成员，罕见的白痴。

布罗茨基：这个纠察队关心的主要目标是住着许多外国人的欧罗巴饭店。您知道，它位于伊萨克·布罗茨基大街，也许因了这一点，这位先生对我产生了兴趣。他们主要想投机倒把。顺便说一句，这些投机倒把的纠察队员活动的时候，很多人将钱和神像捏在手里。但这不重要……

沃尔科夫：您在1964年的被捕不是第一次吧？

布罗茨基：不是，第一次被捕是在《句法》出版时——您知道，这是亚历卡·金兹堡的主意。

沃尔科夫：这是在莫斯科出版的手抄诗歌杂志吧？似乎在50年代末？那时是谁抓您——民警还是克格勃？

布罗茨基：克格勃。说真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沃尔科夫：那会儿他们想拿您怎么办？

布罗茨基：这些人想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认为克格勃的这个办事处就像世间的一切，是统计员的牺牲品。即农民下田——他有一块地不曾收割。工人到车间——派工单在等着他。克格勃人员去上班——除却创始人或“铁腕费利克斯”的画像外，他们那儿啥也没有，然而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以证实自己的存在，对吧？所有这些生产都是因此而来。这多方面的一切是否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如此恶劣而产生，我不知道，是否列宁或斯大林是如此严酷，或者有鬼怪在这儿兜兜转？不，这只是官僚政治，纯官僚主义的现象一一它完全没有审查的一级——用最多瓣的鲜花装饰和天知道在干什么。

沃尔科夫：我总有这种感觉，克格勃是在纯官僚政治的基础上工作。

布罗茨基：我想，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思想在原则上也就是面对国内外敌人捍卫革命的思想——类似的思想多多少少是自然的。当然，如果接受了革命的自然性——一般来说，它就很不自然了。然而，这个不自然的产品带着时间找到了某一个毫不矫揉造作的自然的外貌，亦即征服了一定的空间。您夜间睡觉时，总会锁门的吧？这就很自然。契卡——这被认为仿佛是锁。您委派一个人值班，于是他站着。而这个人应该有一个指挥，在这个指挥旁边——还有一个人在他后边监督，等等。万一克格勃的一切截然相反。亦即在这个岗哨后边没有人了。他既可以入睡又可以拿刺刀捅你，于是大混乱开始，我想，国家安全百分之九十的活动——就是纯粹制造案件。您大概遇到过老想着工作的人，只是他曾干过什么呢？

沃尔科夫：随便什么。  布罗茨基：那么，克格勃人员——正是老想着工作的人，因为真正的案子一般来说他是没有的。在俄国有谁会推翻国家体系呀？没有！

沃尔科夫：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

布罗茨基：是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如果在37年之前，有人可能会想到把另一个人推到上面，到37年之后类似的思想不见得就会发生。任何关于居民手里有武器的传言都是行不通的。可能，根据例外的方式。类似的案子民警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事与愿违！既然这些国家安全的家伙业已存在，那么他们就组织起告密的制度。在告密的基础上就收集起某种情报来，在这种情报的基础上已经可能着手干一些事情。这特别合适，如果您处理文学家的案件，对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档案，这个档案在增加。如果您是文学家，这个档案增加的速度就快得多——因为往里放的是您的文献手稿：诗作或小说，对吧？

沃尔科夫：也就是说您自个儿在生产国家安全的档案！

布罗茨基：最后您的案子在克格勃的架子上占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那时候人们应该拿起它并用以做些什么事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像这样说，某些计算机的尼安德特异文。及至情报丰富了，人们拿起它并按其价目一块拆开它。一切都再简单不过了。

沃尔科夫：这意味着，您与克格勃的纠葛始于您的诗刊登在《句法》上？

布罗茨基：对，以后又出现了所谓乌曼斯基案。

沃尔科夫：我记得，乌曼斯基案在您的案件中被当局大大地夸大了。它与您有什么关系呢？

布罗茨基：顺便说一句，没有任何关系。事情开始时，我十八岁，而舒尔克·乌曼斯基大概是二十岁。我俩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列格·沙赫马托夫的人认识的。他比我俩都大，已经在部队服完兵役，是飞行员。他被部队撵走了——不知是因为酗酒还是老在好发号施令的老婆后边颠。可能另有原因。他在各地溜溜达达，找不到安身之地。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认识了乌曼斯基，在列宁格勒找到了工作——似乎是在沃耶伊科夫地质天文台。乌曼斯基对世间最感兴趣的是哲学、瑜伽和其他类似的事儿。他家里有一个相应的图书馆。沙赫马托夫开始阅读所有这些藏书。您能够想象，一个苏联军官，还是战斗飞行员，当他在人生第一次接触到黑格尔、罗摩克里希纳、维韦卡南达、贝特兰·罗素和卡尔·马克思时脑子在想些什么吗？

沃尔科夫：不，我不能。

布罗茨基：他突然开窍了！顺便说，沙赫马托夫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对音乐有天赋，演奏吉他，总之富有才华。人们喜欢与他来往。这样就发生了一件事：他把水倒在套鞋里，再把套鞋扔到他女朋友宿舍公共厨房的汤中一以抗议他的女朋友在半夜十二点钟以后不让他进入自己的房间。沙赫马托夫陷入麻烦中并以流氓罪被关了一年。他噗通一声倒下了，后来获释，又来到列宁格勒。我待他很好，因为我对他很感兴趣。在二十岁时，您对一切都感兴趣，这儿有多姿多彩的履历。一切理应如此。

沃尔科夫：真的，多姿多彩的履历，没说的。

布罗茨基：以后沙赫马托夫又在萨马尔罕住下来，在那儿举行了婚礼。开始在地方音乐学院学吉他，他和自己的老师住在一起，这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士，亚美尼亚人。同时他在当地的军官之家教音乐。这样他开始邀请我去做客——您见过来自中亚那五颜六色的信封吗？

沃尔科夫：让我想想。我在中亚出生，在苦盏。

布罗茨基：我很想到中亚走一遭！我在电视台搞摄影攒了一些钱，得以动身到萨马尔罕。我和沙赫马托夫在那儿非常不幸：上无片瓦，啥也没有。不知道到哪儿栖身。顺便说一句，这所有的经历像一部史诗。长话短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沙赫马托夫又一次向我抱怨自己绝对的不幸(他认为自己吃尽了苏联当局的苦头)，一个主意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不记得它来自谁……多半来自我。长话短说·我对沙赫马托夫说：“奥列格，换了我是你，我只须坐上一架这样的小飞机，比如说雅克-12，朝阿富汗飞去。要知道你是飞行员呀！在阿富汗耗尽了汽油，徒步走到最近的城市一——是否喀布尔，我不知道。”

沃尔科夫：沙赫马托夫对这个主意有些什么反应？

布罗茨基：他建议我俩到阿富汗去。计划是这样的。我们买到小飞机的机票。沙赫马托夫与驾驶员并排而坐，我手攥石头坐到后边。猛地朝驾驶员的脑袋来一下。我捆上他，沙赫马托夫接过操纵盘。我们升上高空，然后下滑，在国境线上飞行，这样任何的雷达都扫不到我们。

沃尔科夫：这是吉卜林式的恶作剧！

布罗茨基：我不知道怎样实现这个计划，但我们曾认真讨论过它。沙赫马托夫毕竟要比我大十岁，再者他是飞行员。他应该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沃尔科夫：据我所知，在你们的案子里不曾出现外逃这一点，而仅仅是有所筹划而已。是什么让你们停止了呢？

布罗茨基：事实上，这从来都只是我的构想。我，当然是败类和恶棍。因为我们已经买到这种飞机的机票——一共四张，一共三个座位，一如我们所想的——我突然想。

沃尔科夫：害怕了？

布罗茨基：不，完全另一回事。在起飞前我用找头——我还剩一卢布——买了些胡桃，我坐下，用准备朝飞行员的脑袋来一下的石头破开它们，刚好这期间我在读圣埃克絮佩里，我热爱所有的飞行员。到这时仍热爱，总之，飞行——乃是我的超级理想……我破开这些胡桃，朝缺口内一看，蓦地想起……

沃尔科夫：人脑子！

布罗茨基：正是。于是我想——我何必朝他的脑袋来一下？归根结底他不曾薄待我。重要的是我已经见到这位飞行员……总之，谁需要这一切——到阿富汗去？祖国——非祖国——当然不属于这种范畴。但我突然想起一位住在列宁格勒的姑娘。虽然她已经嫁人……我想，我不会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不会再见到他们——朋友、熟人了。这刺痛了我，令我非常动情。总之，我想回家。归根结底——在中亚附近，我仍然是白人，对吧？一句话，我对奥列格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要这一切了。我俩从不同的道路折返苏联的欧洲部分。以后我在莫斯科见到沙赫马托夫。他在那儿或多或少地过着穷日子。一年后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因为一把手枪被抓起来。

P50-54

编纂《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的最初动机，来源于诗人1978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他当时向美国学生们评介了他喜爱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温·休·奥登。

这些讲座让我很受震撼。很自然地，我很想让尽可能多的受众分享我的感受。我产生了编纂一部“谈话”之书的想法，并向布罗茨基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很快就表示同意。于是，就开始了这项持续了多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这部容量很大的文本。在这本书中，除了关于上述几位诗人的章节外，占据更大篇幅的是一些具有传记性质的章节：关于青少年时代和列宁格勒的回忆，关于“布罗茨基案件”的回忆，关于北方流放和随之而来的流亡西方的回忆，以及关于纽约的生活、各种旅行等等的回忆。

一些章节在布罗茨基生前就曾公开发表。按照原来的计划，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应该是诗人重新见到俄国、见到他的故乡城彼得堡时的感触。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谈话录”这一体裁很特殊。这一题材在西方的深人人心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是它在俄国暂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丽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关于安娜·阿赫马托娃的那部经典之作，尽管具有纪实性，可它首先毕竟还是楚科夫斯卡娅本人的日记。

俄国读者还不习惯和自己的诗人们“谈话”。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就是罗斯的文学职业化出现得很晚。人们倾听诗人，却不热爱诗人。

埃克曼在1836年出版了他著名的《歌德谈话录》；第二年，在普希金的讣告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说诗人“在其伟大生涯的半途之中去世了”，这句话引起了俄国教育大臣的愤怒：“得了吧，哪有这么高的荣誉？难道普希金是一位统帅、一位军事长官、一位大臣、一位国务活动家吗？写点小诗，还称不上是伟大的生涯。”

到20世纪初，随着诗歌的大众市场的出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已经迟了，因为革命到来了；与革命一同，各种各样的谈话都躲进了隐蔽的地下室。尽管录音机早已存在，可是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扎博洛茨基还是阿赫马托娃，却都没有留下录音谈话。

与此同时，对话体裁在西方却兴盛起来。这一体裁的源头——《歌德谈话录》，仍独树一帜。其另一顶峰，就是罗伯特·克拉夫特近年出版的与斯特拉文斯基的五部谈话录；这套出色的丛书对我们的文化趣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这一体裁的美学也形成了。这里可以提到布莱希特的《难民的谈话》以及贝克特、尤奈斯库的一些剧作。路易·马里亚的电影《与安德烈一起吃午餐》完全建筑在两个真实人物相互交谈的基础上，这部电影的成功表明，有相当广泛的受众对这一手法感兴趣。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

所罗门·沃尔科夫

在东方出版社的文化编辑室里，本书编辑刘丽华女士对我说：“这本书早该出了，很多人都在翘首以待呢。”其实，一直“翘首以待”的，还有本书的译者。三年前，香港的马海甸先生就译完了此书的大部，并托人将译稿捎至我处，嘱我补译完他余下的篇页，然后交出版社出版。但后来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此书的出版事宜一直拖到今天。幸运的是，在刘丽华女士的关照下，此书终于得以面世，这让我想起了俄国的一句谚语：“晚做总比不做好。”

本书的两位主角，都是20世纪俄国和美国文化界的名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早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始写诗，后因“不劳而获罪”被判刑，遭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境，他于1974年加入美国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执教诗歌，如今，这位俄裔美籍犹太族诗人，已经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期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所罗门·沃尔科夫和布罗茨基一样，也是犹太人，也生长在列宁格勒，后来也移居到了美国。他是一位音乐学家和文化学家，他为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芭蕾舞大师巴兰钦、小提琴家米尔斯坦等人所写的传记，在欧美国家享有盛誉，他还是第一部《圣彼得堡文化史》的作者。这样两个人的交谈，注定是“棋逢对手”的，也注定是一种“关于文化的对话”(这是出现在本书俄文版扉页上的字样)。

这的确是一本值得翻译的书，无沦在欧美还是在俄国，此书出版不久就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此书的章节曾在多家报刊率先发表，成书后又不断再版，仅在最近几年的俄国，由不同出版社先后推出的版本就多达四五种。这又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尤其是对那些关注布罗茨基、关注20世纪俄语诗歌乃至整个诗歌和文学的读者而言。国外的评论家常将此书与埃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相提并论(这也恰恰是这里的交谈者之一沃尔科夫的初衷)，它能否享有《歌德谈话录》那样崇高的文学史地位，还有待观察，但是布罗茨基的确像歌德一样，通过“谈话录”这一文学体裁，更为自由、多面地，因而也似乎是更为生动、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他的生活和创作。

关于此书的缘起，沃尔科夫在他的《代序》中已作了介绍。从1978年到1992年，他们两人的“谈话”时断时续地进行了十四年，这真是一次漫长的交谈。这里的文本像是录音记录，实际上却是一种被重组过的“谈话”，每一次问答都是原话，但每一篇访谈却往往是多次交谈的“混成体”，比如，第八章《纽约的生活。亚历山大·戈都诺夫的逃亡》一章，原文标题下就这样注明了谈话的年代：“1978年秋至1990年冬。”我们应该注意到沃尔科夫自己的定义：这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谈话”，这是一出出“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的微型“戏剧”。

在本书俄文版的封面勒口上，印有几段文化名人关于此书的评价，我把它们译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在倾听那种暴露出了分歧的对话时，你时常会去轮流地同情对话的双方。但重要的是，书中要有观点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博物馆式的崇敬。书是有生命的，它会像谈话一样流淌。

——维亚切斯拉夫·符·伊万诺夫(俄国语言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

这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事件……这会让人立即联想到埃克曼那部著名的《歌德谈话录》。不过，两者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有利于沃尔科夫的：埃克曼只是一名普通的速记员，歌德的秘书，而沃尔科夫却是与布罗茨基交谈的倡导者，是他设计出了这个方案，并顺利地实施。一项伟大的文化工作完成了……此书有利于理解布罗茨基。我想说，此书给出了解读布罗茨基诗歌中众多密码的钥匙。布罗茨基的创作主题和他的世界观，都显得更为清晰了。人也显得更为清晰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阅读此书之后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一个作为诗歌创作和诗歌影响之前提的个性所具有的规模。你会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诗人，似乎首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鲍里斯·帕拉莫诺夫(俄国批评家)

布罗茨基心灵的慷慨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他和所罗门·沃尔科夫关于阿赫马托娃的交谈中……这是布罗茨基关于阿赫马托娃所说过的一切话中最为深刻的东西，或许，也是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就创作过程所说过的一切话中最为深刻的东西。

——切斯拉夫·米沃什(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面对这样一个独立不羁、言辞激烈的人，所罗门·沃尔科夫如何能像指挥乐队一样指挥交谈，他如何能把谈话翻译为能让他的读者感到兴趣的那些主题，他如何敢对布罗茨基进行反驳和质疑，而反驳和质疑可都是大师所非常不喜欢的——这些都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谢尔盖·多夫拉托夫(流亡美国的俄国作家)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最大的一次人生打击——父亲突然去世。2007年6月2日下午，在河南大学讲学的我，坐在宿舍的电脑前翻译此书的第八章，4时许，一直很顺手的译事突然变得艰难起来，我努力了几次，也无法克服心中的烦躁和难受，只得关掉电脑，电脑上那个题为《布罗茨基访谈录(第八章)》(本书最初的译名)的文档，其修改日期也就定格在了“2007—6—2—16：52”上(我永远不会再“修改”这个“日期”了)。就在这时，大弟发来短信，说父亲因为突发心梗在北京去世了！就是因为外出讲学，就是因为翻译布罗茨基，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没能在父亲临终时守在他的身边！这将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父亲不搞学术，也不懂翻译，但是他知道布罗茨基，因为他读过我写的、译的关于布罗茨基的所有文字，也就是说，他是“认识，，布罗茨基的；父亲和布罗茨基一样嗜好烟酒，他离去的病因也和布罗茨基一样——心梗(我永远记住了俄语和英语中的这个单词，也就是说，爱好相同、同病相怜的他们若在天国相遇，是有可能找到某种共同语言的。那么，就允许我把此书中由我所翻译的关于布罗茨基的文字献给天国里的父亲吧！

本书的代序、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二章的后半部分(从287页布罗茨基谈话中的“他在列宁格勒不是外人”一句开始到结尾)由刘文飞翻译，第二章收入了陈方发表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2期上的译文，其余文字由马海甸翻译，全书由刘文飞通阅。我向来认为，不同的翻译风格享有同等的存在权利，因而在通阅时仅仅做了一点统一译法、订正错译方面的工作。翻译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诸君指正。

刘文飞

2007—7—28

于京西近山居

在倾听那种暴露出了分歧的对话时，你时常会去轮流地同情对话的双方。但重要的是，书中要有观点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博物馆式的崇敬。

维亚切斯拉夫·符·伊万诺夫(俄国语言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

此书给出了解读布罗茨基诗歌中众多密码的钥匙。你会意识到，一个伟大的诗人，似乎首先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鲍里斯·帕拉莫诺夫(俄国批评家)

布罗茨基心灵的慷慨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他和所罗门·沃尔科夫关于阿赫妈托娃的交谈中……这是布罗茨罄荚于阿赫马托娃所说过的一切诵中最为深刻的东西，或许，也是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就创作过程所说过的一切话中最为深刻的东西。

切斯拉走·米沃什(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面对这样一个独立不羁、言辞激烈的人，所罗门，沃尔科夫如何能像指挥乐队一样指挥交谈，他如何能把谈话翻译为能让他的读者感到兴趣的那些主题，他如何敢对布罗茨基进行反驳和质疑，而反驳和质疑可都是大师所非常不喜欢的——这些都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谢尔盖·多夫拉托夫(流亡美国的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