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里的一缕风
她长得不算好看，眼睛不大也不是双眼皮，嘴唇薄薄的也不性感，只是整个面部很白净，五官平平。但她却有着小白杨一般挺拔的身姿，有着百灵鸟一般好听的声音，尤其是她的笑声，山泉一般清亮，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她的出现，像盛夏的一缕清风，让人感到非常舒服。
但她出现的却很不是时候。
那时候正是乡镇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干部的主要精力就是要粮要款，完不成任务，干部教师的工资就发不下来。况且各个乡镇的人员几乎都有超编，超编的人，上边是不给补一分钱的。即使这样，上边为了缓解就业的压力，还在不断地给乡镇分配人，当然上边也只管把人往下分，至于下面接不接收，全靠自己协调。而她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分配下来的。
我那时是党政办公室主任，她来后首先就找到我，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是××村的人，去年下半年毕业，我家离这里只有二十多里远，骑车子半个小时就到了，我今天是来向你们报到的，这是我的介绍信。”说着将县劳人局的介绍信递到我手上。我看了一眼介绍信，然后对她说：“你坐下歇会儿，这事还得向书记讲呢，在我这报到是算不了数的。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时候，书记是绝不会答应接收她的，因为此前已经有好几个分来的学生都被拒绝了。可她却仍旧笑眯眯地说：“那你带我到书记那儿吧。”我只好把她带到书记那儿，作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就出来了。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她才从书记办公室出来，也不知道她跟书记谈了些什么，只见她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难道书记答应接收她了？可当我一问才知道，她跟以前几个报到的一样被拒绝了。本想安慰她几句的，可她却没有一点失望的样子，并且对我说：“别担心，我一定会在你们这儿上班的。”好像被安慰的人应该是我，我在心里说道，这时候想让镇里接收你那是不可能的呀。
让我们全机关的人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我们刚起床，她果然又骑着摩托车来了，仍旧一副笑呵呵十分自信的模样。并且一下车，就拿起扫帚清扫院子，然后又拿起拖把到各办公室拖地。卫生打扫完之后，又拿水壶到厨房打开水，送到各办公室里。实在没啥可做了，她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找些杂志翻看着。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对她说：“你是何必呢，现在乡镇超编，是真没法接收你，你再这样也白搭呀。”可她还是笑笑，说：“没什么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闲着，只图有个事做吧，发不发工资没关系呀。”
就这样过了一周，有天早上书记把我叫去，说：“我看这女娃长期这样也不是个事儿，你一会儿问她会不会电脑吧，上边给我们机关配的电脑不是一直闲着吗，只是没人会摆弄，文件还得在外面打印，一年下来也是一万多块钱呢，发一个人工资也足够了。”从书记那儿出来，我就急忙对她说了此事，她一听，高兴得跟啥似的说：“当然会啦，以后打文件这活就是我的了。不过近两日我有点事情，两天后绝对没问题。”我心里的疑问都没来得及问，她就骑着车一阵风似的跑了。
两天后一清早，她真准时来了。我们把电脑、打印机交给她，一阵忙碌安装好后，她就向我要了份文件手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在电脑上敲打，虽然打得很慢，但却非常专注、认真。此后，她就成了我们镇里的第一个打字员。后来才知道，她其实并不会打印文件，离开的那两天，是悄悄跑到县城一个打字员朋友那里学习去了。
由于她非常勤奋好学，很快就精通了业务，工作效率提高很快，除给本机关打印文件外，还接收了大量外单位的打印业务，一年为单位挣回近万元的收人。两年后，她又教会了不少徒弟。领导考虑她工作出色，就让她管理机关后勤。同样的，上任不久，机关面貌就焕然一新，上上下下的人一提到她没有不夸奖的。她就这样慢慢有了名声，在这里工作还不到三年，就被县上某机关给“挖”去当办公室主任了。
盛夏里的一缕风，终于又飘走了。我们为她送行的时候，心里酸酸的，可她的脸上依旧写满了自信，笑得像一朵花，一一跟我们打招呼握手，直到她上车走很远了，我们还依然站在那里。
（发表于2012年7月2日《陕西工人报》及2012年第6期《旅途》杂志）P3－5
在仰望中奔跑
2015年春，知悉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国人激动，阎连科却说作家的经历就是失败，写作就是充满挫折与艰辛的过程；几乎在同时，莫言答记者问，说作家就是要把身旁不公正的事情写下来——那个时候，周边有的人正奋力疾呼要歌颂，要写正面，写成果，似乎丢失了“文革”的红色记忆，忘却了《年月日》及《蛙》的巨大成功，以至于忘却了这些作品带给我们时代进步、思想跨越的强劲影响力……2016年春，我有幸细读了本土作家魏远垠的作品集《筑巢记》，联想阎连科的话语，想到作家的存在就是对自己无休止的征服，对以往大跨步的穿越，就是对磨难的积累、消解、转化和吸纳，从而实现新的突破，正是这样，才造就了阎连科这样对诺贝尔文学奖极具挑战性的作家。而莫言一语中的，道出了作家的立场与坚守，也道出了我们学习的方向与生命的轨迹。
《筑巢记》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远垠写生活的花红柳绿，写与命运的抗争与不屈，写一碗米汤、一篇铅字文章、一个女孩的微笑，写国伟、洪林、忠春这些同事、朋友去世时的他痛彻肺腑……远垠一如文人们的好心肠，在悲天悯人里凸显自己的爱恨情仇。只是这种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便更显得弥足珍贵。远垠是质朴的，在他笔下，成阳女子的一个回眸、一腔热情，就长成了“一朵鲜艳的桃花”；素昧平生、送来报刊和稿费的乡邮员，立刻成了笔下的英雄；山中篾匠殷正财、被批斗的初中老师何侠民、书摊小姑娘、过年的春联、外婆的草鞋、一只会观天测地“多么有头脑、多么善解人意”的鸡，都成了一篇篇故事在心中吟唱……在《筑巢记》“凡人小记”“山川风物”“苦乐年华”等章节里，远垠以宽阔的视野、朴素的情感、真挚的向往、简约的笔触写出了他和他悲欢交集的乡村生活。记得十多年前我到他工作的老县采访，看到院里、屋里关了不少大约是因计生工作而被没收的鸡鸭呀、牛羊呀很是惊讶，远垠则轻轻说是村民暂时寄放到这里的……连夜赶到老机关他的住宅地时，他几岁的儿子小小的手端着一个巨大的碗吸吸溜溜地吃面条。当时他正独自一人抚育儿子，波澜不惊地说大家都关照着孩子，不用担心。数十年乡镇工作的烦琐、艰辛、无奈、悲催并没有摧毁他的热爱，倒却似乎熔铸了他的文字与坚韧，那已发表的千余篇作品中，大都简约、鲜明地记载了他几十年的喜怒哀乐与阅读履历，带有忙里偷闲的写作特征，但当结集出版时，这些作品就足以惊心动魄、令人感叹了！
然而，写人生苦难及其引发的沉思则是远垠表现的最有深度的主题。余秀华《我养的狗，叫小巫》是这样写苦难的：“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痛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远垠呢？在《童年的伤痛》里，不足十岁的他用“忍饥挨饿”造句——每天下午放学，我都是忍饥挨饿地走回去。于是他“对社会主义不满”“给新中国抹黑”，小小年纪的他，陡然成了反面教材！在余秀华的诗里，“我”与名叫小巫的狗命运多舛，当“我”的头在被往墙上猛磕时，小巫只能摇着尾巴乞求而无以诉说，能够给“我”温情的只能是外婆，但到了屋后才想起外婆早已不在人世……巨大的世界里，“我”与小巫无以存身、只可相依为命。但小小的远垠就连小巫也不曾有，他的遭遇和命运，带给今天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思辨考量？在这里，我有着几近同样的遭遇：十岁的我正在安师附小三年级读书，只因在少先队大队部模仿了影片《在烈火中永生》台词，回答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美合作所”。这事由一个和我竞争少先队大队委员的女生告发，大队辅导员王老师立马在学校大会点名批评我，我的班长职位被撤，成了专管扫地的劳动委员，这还是班主任胡承英老师力争的结果……远垠为我们开辟了一页回溯与审视社会历史的窗口，伸延我们回忆的目光和思想的考量，而这一站立与探望，令我们警醒、自觉。诗人张二棍的《穿墙术》这样写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摁着自己的头，往墙上磕／我见过／在县医院／咚咚咚／他母亲说，让他磕吧／似乎墙疼了／他就不疼了／似乎疼痛，可以穿墙而过／我不知道他脑袋里装着／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墙／吸纳了多少苦痛／才变得如此苍白。”童年的我们，在那个并不曾走远的时代里，也曾那样无助绝望，有几多煎熬几多悲怆哩！可曾真有那么一堵墙，可以转移、吸纳、包容那么多的苦痛与灾难？
如果说像《童年的伤痛》这样的篇章在远垠作品里被我看好的话，那么更令人震撼的则是他收录在这本书里的长篇纪实散文《筑巢记》。前些年在我负责一本名日《旅途》的杂志时，时任编辑部主任的青年女作家李春芝告知我，她收到一篇来稿，分量很重，其实就是《筑巢记》。很快，晓蕾、春芝和我达成共识——全文刊发。春芝还组织了本土作家李爱霞、侯云芳、陈敦武、洪妍四人谈作为专题策划，而这一《筑巢记》专题策划和铁道兵襄渝线建设、罗春明烈士事迹、《当代文艺思潮》停刊始末及其邹服生先生的教师集训会、居民下放、新安中学冤案等春芝组织的系列策划一样，成为《旅途》在省内外年年走高、颇受欢迎的动因。《筑巢记》语言风趣幽默、极具乡土文化特色，场景现实生动、故事一波三折。在《旅途》上的刊发使《筑巢记》在市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在一个乡镇公务员建房的经历及其表述中，爱霞评说是“苍凉的暖巢”，云芳质疑“幸福和尊严，距离我们还有多远”？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对接这么沉重又这么尖锐的询问时，于芸芸众生中，我们呜咽，我们颤抖，我们无法直视……远垠再一次把失败与困惑、灾难、幻灭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和他一样忧心忡忡、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乃至于获取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益时的虎口脱险般的庆幸……这又是一如带灯一样的几多苦涩、几多寒凉！《筑巢记》无疑达到了远垠创作中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是这部作品集的压轴之作，我还认为他更有理由在本土文学史上延续着他的光芒四射的魅力及其警觉责任。
作家和作品的责任更在于唤起良知、砥砺心志、担当责任、构建和谐。这想必是远垠写作、出版的初衷，也是我们每一个文学中人的自觉意识。当我们看好《春尽江南》进人参评直至茅盾文学奖夺冠，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格非笔下各类人物怎样黑暗狰狞，商战竞争怎样血腥邪恶？那么《苍黄》呢？《老生》呢？即使《当代》刚刚刊发的剖析军队腐败但却张扬一代新人理想追求的《瀚海》呢？春芝在《当代》微评论里说得理性：“一群热血军人在沙漠野旷里，擎举着生命之火……”
2016年1月6日，远垠拿来书稿，文友们相聚顾氏民居评头论足……看着这个印堂发亮的中年汉子，看着他沿着发表的一千多篇文章铺展的台阶高高低低地跑过来，我油然而生出敬意——从1981年到现在三十五年里，他一直在仰望中奔跑，那么多的屈辱、不幸、挫败、困苦，都轻轻撂掷一旁，他就这样自顾自地跑着！
魏远垠著的《筑巢记》中我们看到远垠写生活的花红柳绿，写与命运的抗争与不屈，写一碗米汤、一篇铅字文章、一个女孩的微笑，写国伟、洪林、忠春这些同事、朋友去世时的他痛彻肺腑……远垠一如文人们的好心肠，在悲天悯人里凸显自己的爱恨情仇。只是这种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便更显得弥足珍贵。远垠是质朴的，在他笔下，成阳女子的一个回眸、一腔热情，就长成了“一朵鲜艳的桃花”；素昧平生、送来报刊和稿费的乡邮员，立刻成了笔下的英雄；山中篾匠殷正财、被批斗的初中老师何侠民、书摊小姑娘、过年的春联、外婆的草鞋、一只会观天测地“多么有头脑、多么善解人意”的鸡，都成了一篇篇故事在心中吟唱……在《筑巢记》“凡人小记”“山川风物”“苦乐年华”等章节里，远垠以宽阔的视野、朴素的情感、真挚的向往、简约的笔触写出了他和他悲欢交集的乡村生活。记得十多年前我到他工作的老县采访，看到院里、屋里关了不少大约是因计生工作而被没收的鸡鸭呀、牛羊呀很是惊讶，远垠则轻轻说是村民暂时寄放到这里的……连夜赶到老机关他的住宅地时，他几岁的儿子小小的手端着一个巨大的碗吸吸溜溜地吃面条。当时他正独自一人抚育儿子，波澜不惊地说大家都关照着孩子，不用担心。数十年乡镇工作的烦琐、艰辛、无奈、悲催并没有摧毁他的热爱，倒却似乎熔铸了他的文字与坚韧，那已发表的千余篇作品中，大都简约、鲜明地记载了他几十年的喜怒哀乐与阅读履历，带有忙里偷闲的写作特征，但当结集出版时，这些作品就足以惊心动魄、令人感叹了！
魏远垠，笔名晓船歌，出生于1961年4月，1980年12月进入乡镇工作，先后担任乡镇文书、统计、预算会计、团委书记、宣传干事、通讯组长、党政办主任、信访办主任等职，现系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人大主席团办公室主任。
1981年开始写作，先后在《安康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中国青年报》《淮海晚报》《平顶山晚报》《散文百家》《绝妙小小说》《旅途》《当代陕西》等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新闻稿及文学作品一千余篇。本册为《筑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