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乃雄所著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较全面、准确的记录了我国作曲家兼诗人青主所经历的、极其丰富的的一生。本书根据青主亲人的回忆，记录了其生前所作的旧体诗词，以及其创作的32首歌曲，为青主研究者提供的丰富的资料。

廖乃雄所著的《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是青主的胞弟和儿子二人就记忆所及所写下的一本比较系统的回忆录，较完整的记录了青主一生的主要事迹经历。

《忆青主(诗人作曲家的一生)》同时对青主的旧体诗词进行了记述，将32首歌曲汇编在一起，供读者参考。

卷前语

执笔者的话

（一）故里神游

（二）不平凡的童年与少年（1893-1910）

（三）在“老黄埔”陆军小学堂（1910-1911）

（四）有功民国，赴德留学（1911-1922）

（五）北伐战争与“清党”时期（1922-1928）

（六）亡命乐坛，著书立说（1928-1931）

（七）天马行空的航空与战争岁月（1931-1945）

（八）抗战胜利后走上讲台（1945-1949）

（九）解放后重返讲坛（1949-1957）

（十）苏州退休和上海病逝（1957-1959）

附录：从物我、今古、中外的交汇与冲突看青主

（一） 故里神游

步出惠州火车站，站在车站广场上，面对着三层迂回、盘旋的立交桥和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大楼，使人难以置信这就是九百年前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谪居过两年七个月的惠州，即我家的故乡广东惠州。因为根据我半个多世纪前一直听父亲青主反复叙说所得取的深刻印象，惠州乃是幽静、古朴、山明水秀的城市，而现在却使人仿佛置身于广州、香港一般。时代的巨轮碾平了各种城市的差异，现代的文明磨损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特征，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可惜已是如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又令人感到振奋：祖国现代化的步伐确实正以神速在前进，从我们故乡面貌的骤变也可以追寻到它的足迹。

我们祖辈的老家在当年惠州府城，门前有一片小湖，名为秀水湖，如今仍能找到故居的遗址。在如今的惠州，姓廖的只有约三千人口，远不及黄、李、陈、张等大姓。可是在20世纪初，廖姓人家在当地却遐迩闻名，当时写信只要写上“惠州府城秀水湖进士第”即可收到，因为廖氏系书香人家，康熙年间已为有廖贞而挂上了“进士第”的匾额。这块匾额直到抗战前仍挂在廖家的门上，抗战期间才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1942年2月7日，日本侵略者无缘无故地将这一代民宅烧毁，充分暴露其凶残的本性。日本人放的狂火只烧剩下廖氏故宅的客厅，祖父计百公（1873—1942）即被活活地烧死。这一惨痛的事件至今仍是我们廖家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

原来的廖氏家族聚居的故宅如一碉堡，顺着地势一层层向上建造。洪水涨时，前门入水，可走后门，因为后面地势高，水上不去。如今故地早已盖有新屋，仍有廖姓人家居住，但已寥寥可数。清末年间，惠州由于地近香港，随时得以前往；至于与省城广州的联系则更为密切。广州是很早开发的城市，接受外来的影响既早且深。因此，在省、港的直接影响下，惠州的面貌也较早地有所变化，这从廖氏家族的演变中也可见一斑。廖家在清代原为封建士大夫或官僚、地主的人家，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在鸦片战争（1840—1842）后已逐步转变为以商业资本经营为主。原先廖家也拥有大片土地出租，20年代还可以看到秋收后，挑来一大批麻包的谷子堆满了客厅。廖家同时还开有两间百货商店，当时被称作“洋广杂货店”，主要由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经营；我祖父则仍然是书生本色，以教书为业。他在思想上属于当时的所谓“老新党”，即张之洞（1873—1909，清末洋务派首领）和康有为（1858—1927，近代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领袖）那一派。当时在他的藏书中，经史子集的线装书当然不在话下，即使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和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1902—1907），甚至日本的幸德秋水（1871—1911）批评军国主义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书籍，在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家里是很少见到的。

祖父考过秀才，由于接受了康、梁维新的思想影响，可算作廖氏家族中的先进人物。值得指出的是，整个廖氏大家族没有一个人抽鸦片烟，这在当时也属难得。当时的中国人家招待来客通常总是请客人躺下抽鸦片烟！他还学过英文，尽管他那家乡口音浓重的英语发音不伦不类、难以入耳，但是，他强烈的求知欲望确实值得人们敬佩。由于他本人没有学过外语，所以特别寄希望于下一代，因此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他督促下努力学习外语。

廖宅大门进口是一个天井，然后是客厅，后面才是厅堂、卧房，所以非用砖敲门，房内听不见。于是，祖父别出心裁地装上了电铃，这在当时旧式的家庭中已属罕见，难怪他的母亲不禁摇头地说他“太番鬼了”（即太洋化的意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辛亥革命时，由于长子廖尚果（即青主）参加了辛亥革命，属于“乱党”之列，这在当时得被“格杀勿论”的。为此，他不得不躲起来：选上与廖家大院比较疏远的一个空房，将自己反锁在屋里，每天让人从窗口送饭进去。及至革命军包围惠州城时，惠州官府见大势已去，愿与革命军谈判议和，得知革命军的官长邓铿（仲元）是廖计百之子廖尚果在“陆军小学堂”的恩师，于是派人来寻找廖计百，要他出面去与革命军谈判。廖计百先生深明大义，欣然应诺。但由于革命军围城，不敢开城门出去，只好让人用箩筐将他从城墙上吊下去。正是通过他与革命军谈判，惠州才得以和平光复。这不能不说是廖计百先生为故乡立下的一大功劳。革命军进城后要他出来做事，他不愿意，仍坚持继续教书，却推荐了张友仁和周醒南两位先生去工作。就这样，他与革命军谈判成功并为革命军荐贤的事一时传为美谈，从而他后来走到哪里，总会有人指着他窃窃私语：“这就是廖计百！”1913年民国二年元旦，他在大门上贴上红纸，自撰书春联一副：“民国万岁，阳历一周”，以表示自己对辛亥革命以及改过阳历年的支持。尽管他后来在思想上并未跟上“五·四”运动的种种革新，但他对改用白话文也并不一概反对。当有人问他白话诗好不好时，他答道：“写得好也好。”他不但送长子廖尚果去广州上工业学校，而且他自己也放下教鞭，前去广州电报局当职员，这在当时也是接受并支持新事物的一种表现。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当时中国许多老百姓对学洋人架电线根本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那是洋人准备用来日后捆绑中国人的玩意儿；相比之下，他真可以说是开明得很了。

P1-3

卷前语

廖辅叔

乃雄发愿为其先德，亦即先兄青主立传。但是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对他早年的生活知之极少，因为乃雄呱呱坠地的时候青主已届不惑之年，虽然平时听他父母闲话家常，多少听到过一些事情，但是随意闲聊总不免有些零碎。因此，我有责任就我所知比较详细地说个明白。当然，我所提供的材料，特别是他早年的材料，也有些是别人说的，幸好说的人都只是实话实说，没有故意加油加醋，也没有为自己编造、借以抬高身价的东西，所以是比较可靠的。为了积存这些材料，于是打开录音机，让我口若悬河地说了好几个半天。

既然青主早年的行事基本上是我提供的，乃雄建议这本关于青主生平的作品标明是我俩叔侄的合著，他还动手这样写起来。待我看过之后，觉得书中一会儿是“辅叔云”，一会儿是“乃雄云”，觉得有些松散，于是倚老卖老，大笔一挥，把两个名字删掉，换成作者一人的口气，这样读起来就比较紧凑了。

从作者方面考虑：换成一个人的口气，所写的东西前半部分却主要是另一个人提供的，是不是有侵吞了别人果实的嫌疑？话又说回来：要写一个人的传记，如果写的是古人，那么，哪一点材料不是属于别人的？如果写的是同代人，作者的亲人或者是师友，又有多少材料是作者单独掌握的呢？只要不是隐瞒材料的来源，对擅自拿到的材料加以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独得之秘，而是声明得自某人的指授，就应当算文德无亏了。

记得有人说过，青主的工作经历是大起大落的，其实岂止是工作，他的日常生活也是时时要弄成大起大落的。杜甫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青主自己也自称是“磨盾题诗，覆毯草檄，惯作惊人语”。抗战时期他在昆明的一位朋友送他的一首诗说：“河山破碎不胜哀，痛饮狂歌日几回。自是伤心无处说，唾壶缺应掌中杯。”颇能传出青主那种惊人的，即是大起大落的情怀。青主生活的这一面，书里似乎还没有讲透。这也许算是一点不足之处吧。

2001年11月14日，时年九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