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晚清之际，志士仁人担忧的是亡国惨祸，思考的是救国大事。

由沈祖炜等编著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主要内容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各方面亲身经历的人士撰写的稿件，系上海市文史馆馆藏未刊史料。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包括事件，人物，社团、舆论及其他等。

《辛亥革命亲历记》该书一共分为四个部分，上辑为事件篇，编选在这场辛亥大变局中，来自革命爆发核心地域如武昌、四川、江西、安徽、江浙沪、山西等地的革命党人、新军、知识分子、旧官僚、商团成员、学生等对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过程及个人经历的回忆；中辑人物篇以亲历者的视角，回忆曾相知相交相闻的辛亥风云人物，其中既有孙中山、黄兴等辛亥元勋，也有吴禄贞、彭家珍等壮志未酬、慷慨就义的革命志士；下辑为革命团体、舆论及其他篇，编选数篇当年同盟会会员及光复会会员撰写的回忆文章和曾为编辑成员的人士回忆这一时期革命报刊的文章，如“横三民”中的《民权报》和《中华民报》及由章士钊等创办的《国风日日报》等。附录部分收录了在1905年时曾以随员及留学生身份随同戴鸿慈、端方考察欧美宪政的张大椿、陈尧甫（当时名陈毅）、谢伯谦三人撰写的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历程的有关回忆。

《辛亥革命亲历记》由沈祖炜等编著。

沈祖炜　序

　上辑　事件

金龙章　回忆武昌起义前后

田桓　蕲州起义的前前后后

吕慧依　辛亥成都见闻录

黄遂生　辛亥成都兵变始末

胡次威　对辛亥革命的儿时回忆

刘潜荪　辛亥川南起义始末记

潘学固　徐锡麟刺杀恩铭目击记

程壮　创办《竟业旬报》和安庆起义的经过

王一民　安徽起义经过与都督的争夺

王一民　安徽在太湖秋操前后的几件革命史实

李次宋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徽政局

周南陔　辛亥光复淞沪内幕

周承忠　嘉定光复纪略

张志鹤　辛亥革命前后的川沙

陆史一　我在上海光复前后的活动

尹郝夫　光复上海、南京的回忆

王震辛亥苏州独立的经过及“洗城会”朱葆诚惨剧

曹寿麟　辛亥扬州光复经过

王亚陆　辛亥淮阴光复见闻

张斯磨　葛祖兰　镇江未发一枪而光复

张海东　辛亥前后的镇江

张斯唐　从南京起义到癸丑革命失败的回忆

钱化佛　沪军先锋队攻打南京始末

刘佩宜　辛亥革命前后南京见闻

胡伯衡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经历

朱梦华　常州军政府军政长赵伯群杀陈士辛案始末

施养勇　辛亥革命时期的拾零

傅墨正　辛亥革命前浙江新军的培养和发展

傅墨正　辛亥浙江光复回忆

夏达才　辛亥浙军起义

叶大激　辛亥革命杭州起义的回忆

郑家相　辛亥宁波光复纪略

金兆梓　忆辛亥革命金华二三事

梁弼群　江西光复的几个片断

高梨痕　沪军北伐先锋队学生军夺回山东黄县

马葆珩　转战西北的山西革命军

靳巩　辛亥革命前后的山西

刘自珍　辛亥滦州起义

姚伯华　陕西起义后我在南归途中遭遇“哥老会”

崔智严　辛亥前后天津师生的革命活动

　中辑　人物

张大椿　年我与孙中山先生同舟返国

田桓　孙、黄分裂前后

唐宗濂　我所了解的袁世凯

邓克愚　黎元洪二三事

马葆珩　记吴禄贞

张斯麝　方声涛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退学的原因

李华英　彭家珍刺良弼的经过

朱叔建　我所知道的陈陶遗

周斌　凌大同

章庆澜　洪宪帝制之第一人物陈宦

王一民　辛亥革命前后的安徽风云人物

刘贻燕　安徽留学生与辛亥革命

　下辑　社团、舆论及其他

黄遂生　四川的同盟会及辛亥四川革命

羹崧甫　樊光　光复会活动鳞爪

周祖荫　记上海商团

李健青　记《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时报》

张大椿　继《苏报》而起的《国民日日报》

田桓　辛亥革命旗帜小史

　附录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史料

张大椿　随清朝出洋考察五大臣赴美考察纪事

陈尧甫　随戴鸿慈、端方出国考察政治纪略

谢伯谦　随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补遗

编者　编后记

回忆武昌起义前后

◇金龙章

金龙章(1896—1989)，湖北鄂州人。曾参加武昌起义。1926年至1937年在鄂豫皖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并任军职。1931年在湖北组织人民自卫军任总司令，1942年至豫鄂边区新四军五师担任统战和策反工作。1946年到上海，加入中国民主社会党，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委员，同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1956年2月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1962年8月调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1983年离休。  我十六岁时曾参加湖北新军，武昌起义前由端方调往四川镇压铁路风潮，后因湖北军力薄弱，又调回武汉，在改编教导团任差遣委员，亲自参加过武昌起义。现就记忆所及，叙述一些片段。

一、革命前夜，条件成熟

武昌起义不是偶然发生的，有远因，也有近因，可以说，它是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

辛亥革命前十年，反满运动即逐步开展，首先是革命组织纷纷成立，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华侨中开始组织兴中会，一九。五年又把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这个纲领，当时很受拥护，像一块强大的磁铁把革命力量聚集在一起。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而又拒绝改革，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就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要求。

在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领导下，一九。六年爆发了萍乡起义、醴陵起义、浏阳起义、安源起义；一九。七年爆发了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镇南关、云南边境和叙府起义；一九○八年爆发了云南河口起义、安徽新军起义；一九。九年爆发了广安起义；一九一。年爆发了广州新军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是历次起义的继续与发展，义旗一举，全国响应，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湖北和湖南、四川、广东、江苏、浙江、云南、福建等省赴日留学的青年很多，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回国之后，有的发展同盟会组织，有的参加会党，从事革命工作，有的参加新军，准备武装起义。当时在湖北，除了同盟会外，还有几个革命组织，一是日知会，会员遍布湖北各地，大都与会党有联系；二是文学社，原名群治学社，后改为振武学社，一九一一年为了掩护革命活动，又改名文学社，主要领导人有蒋翊武、詹大悲等人；三是共进会，主要领导人有孙武等人。以后文学社与共进会取得联合，在湖北新军中大力开展活动。

所谓新军是与旧军相对而言的“新式军队”。当时旧军的主要装备是火药枪、土炮，而新军主要是德国装备，有毛瑟、套筒、轻炮、重炮、马克沁机关枪。新军有六镇(即六师)，编制有步、骑、炮、辎重、工程等队，每镇还有乐队一连、宪兵一连。张之洞当湖广总督时期，提倡新学，曾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高等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被送去日本、德国、英国学习陆军和海军。这批学生回国后，大部分在新军中工作，其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团体，从事反清活动。革命组织与军队相结合，为辛亥革命作准备。

二、保路斗争，点燃怒火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虽然响在武昌城，但是爆发的诱因和胜利的关键却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一九一一年夏，清政府悍然实行所谓“铁路国有”，下命将已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改归官办，遭到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各省人民的反对，纷纷组织“保路会”，展开保路斗争。当时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总督赵尔丰的血腥镇压激起人民愤怒，逐步向武装暴动发展，曾攻占若干县城建立革命政权。这股革命怒潮，对武昌起义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第二，辛亥五月，清政府调派湖广总督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他从湖北抽调了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当时湖北新军共一万五千多人，约有三分之一参加了日知会、文学会、共进会组织，潜伏着一股反清巨流，这支军队调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毁灭清王朝的火药库。同时，由于湖北新军调走了一部分，使湖北本身清廷的军事力量相对削弱，为起义军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武汉地处粤汉、川汉铁路的枢纽，在革命党人詹大悲等领导下，保路斗争也十分尖锐，汉口商人一度罢市，《大江报》经常发表攻击政府丧权辱国的言论。清政府逮捕了詹大悲，查封了《大江报》，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怒，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线。我当时在湖北新军中参加了日知会，随端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后来又调回武汉，参加了起义。回忆亲身经历，深深感觉武昌起义与保路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保路斗争点燃了人民的怒火，可以说是武昌起义诱发的近因。P3-5

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整理、编纂的《辛亥革命亲历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书，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晚清之际，志士仁人担忧的是亡国惨祸，思考的是救国大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勇敢地挑战貌似强大的清朝统治者。孙中山曾分析辛亥革命创建民国的动因说：“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十分精辟地指出了中国浴火重生的历史必然性。194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一起列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三次革命高潮。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看做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把孙中山称为伟大的革命先驱者。1949年毛泽东又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传承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毛泽东还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武器。

大凡研究重大历史事件，要全面、准确地说明一场社会运动的真实过程，须要作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的历史透视，所以对于资料的收集应该不厌其烦，多多益善，不排斥任何独特的资料。

辛亥革命迄今已历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转换，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视角会有所调整，对待历史变化的态度也会有所改变。这都是正常的。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还会有益于认识的深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史料的披露，有关事件的扑朔迷离的情节会渐渐清晰，有些事件的种种假象也会褪去颜色，以致人们可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清历史真相。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可谓成果丰硕，专家迭出。不过我相信，科学的历史研究一定是永无止境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会不断深入，不断细化，这应该也是不言而喻的。

就近现代史研究而言，文献档案资料固然十分重要，“口述历史”和回忆录性质的各类记载同样不可忽视。一是因为此类个性化的叙述可以同文献资料互为参证，使史实得到确认。二是因为历史亲历者的见闻，常能使历史叙述更加丰满，更加生动。

事实上，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性质的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早在1959年7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征集工作”。围绕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活动，全国的政协系统、中央和地方文史研究馆以及各省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发动不少老人就辛亥革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撰写个人的回忆录。其中一部分陆续发表于各种文史书刊和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汇编有关文稿，1961年出版了《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册，计二百余万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稿件未能在当时及时发表，而后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封存。

今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查阅了当年积存的文稿，发现其总量计近三千篇之多，其中同辛亥革命题目相关的有二百多篇，而且绝大部分是还没有发表过的。经过再三斟酌，我们从中选取了五十几篇内容比较厚实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作者有十多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其余都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重检旧稿，我们觉得这批文稿确实堪称珍贵。特别是百年既逝，亲历辛亥往事的老人已然不见，五十年前撰写的回忆一百年前史事的文章不可再生，不可重得。阅读这些文稿，觉得各位作者都是以对历史要有所交代的态度，搜索着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还认真地查阅、核对过有关的文献记载。这样的资料应该是有很高可信度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文稿的作者相当部分还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无论他们后来的经历如何，在当初风云际会的年代，他们都曾投身革命洪流，都曾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好儿郎。他们参与了辛亥革命历史的创造。到了晚年时期，党和政府聘请他们成为政府咨询机构参事室的参事或以敬老崇文为宗旨的文史馆的馆员，足见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和肯定。

当然，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人们的记忆常常会有误差，有时甚至会把自己的想象错当成准确的记忆，并把记忆当成实实在在的经历。我认为，这一现象不应该成为低估回忆录资料价值的理由，相反，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要收集更多的回忆资料，以便相互比照，相互校正，克服具体史实回忆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对众多的史料进行甄别、判断、归纳、分析，从史料中找出规律，揭示真相。

一般说来，当事人和亲历者的回忆，会有很多细节描述，这倒常常可以弥补官方文献的欠缺。例如，潘学固所述徐锡麟刺恩铭案，写得细腻生动。当时十三岁的潘学固正在现场观看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以少年人特有的好奇心，观察尤为细致。更因为潘学固的父亲潘淇当时任巡警学堂教师，事发时也在现场，而且经历了事后有关活动，且对事件背景较为了解，也能作出合理解释。这对潘学固理解徐锡麟刺恩铭案很有助益。所以潘学固撰写的亲历亲闻的史料当可进一步丰富对于徐锡麟慷慨激越的革命壮举的描述。又例如，朱梦华撰写的《常州军政府军政长赵伯群杀陈士辛始末》，也是以一个中学生的视角，生动地记录了常州光复后的一件大事。学校的军事教员赵伯群摇身一变，成了常州的权势人物，他意气用事，以权势压人，枉杀昔日同事、学监陈士辛。从文章所述的案发全过程，可见当时社会政治乱象之一斑。

周南陔的《辛亥光复淞沪内幕》，以亲身经历“不加渲染，老老实实地写出”，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商团攻打制造局的战斗及淞沪清防营的动向均有详细的描述，可谓不可多得的现场情景记载。李健青的《记(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时报)》，对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在上海办的《民权报》从开办到关闭首尾不足二年的奋斗史，作了颇为翔实的介绍，对这份报纸同其他进步报刊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对该报的组织、人员、经费等，都有很仔细的记录。是一份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思想舆论情况和新闻史的重要史料。

《亲历记》所收录的有关江浙各地光复的史料比较多，其中涉及杭州的就有四篇。细看下来，各篇所述细节略有出入。尽管文章作者都是杭州光复的参加者，但是他们所任角色不同，起义时所在的位置不同，所见所闻有所不同完全是正常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使他们撰写的回忆录可以成为史学家考证的重要材料。同样十分宝贵的材料还有很多。如一些参与者和经历者对辛亥革命时期各事件的回忆中，记录了很多具体内容，包括当时各地军队的编制、番号、部署，各部将官姓名，各人进退、言行、态度等等。历史的真实性往往就体现在诸如此类的细节之中。

这次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五十年前积存的旧稿整理出来。编研室的同志们相当敬业，书稿编得也很辛苦。因为这些旧稿都是手写稿，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且作者均已不在，稿件有异议之处只能由编者斟酌处理。这就需要很大的工作量。为了尊重撰稿人五十年前的基本思路，编者不作刻意的加工，仅对个别无关文章主旨的时代痕迹太深的政治性术语做了处理。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也算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作一点拨乱反正吧！

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除了在史学意义上有助于认识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外，还因为辛亥革命对于当代中国还是一种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所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必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真诚地期盼《辛亥革命亲历记》的出版能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作出贡献，我相信，这也是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

2011年7月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