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呈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际风险。次贷危机暴露了货币主义造成的国民经济脆弱。于是，世界史上的结构性巨变在我们面前逐一展开。于是，理论开始反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提出了两个非常精辟的基本命题：其一，看得见的决策程序比看不见的手更重要；其二，真实世界的本质是公共制度。他让时代的聚光灯再次投向国家与法治。

本书是一部对美国现行政治经济状况的批判之作。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的保守派政府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系统性地滥用公共制度谋取朋党的私利，他们用掠夺型政府代替了“新工业国”，使美国成为一个“公司共和国”。正是这个“公司共和国”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破坏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加速了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作者认为，要防止掠夺型政府继续危害美国经济和社会，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必须摒弃保守派所宣扬的“自由市场万能论”，重建市场的制度基础和政府的决策程序。本书对中国防止滑向只有少部分人获益，而大多数民众受损的“坏的市场经济”提供了特别有益的启示。

前言

第一篇 又一个神倒下了

 第一章 保守派怎么了？

 第二章 购物自由

 第三章 减税和头脑中的神奇市场

 第四章 米尔顿大叔的战争

 第五章 预算平衡的不可能之梦

 第六章 没有自由贸易这玩意儿

第二篇 掠夺者和猎物的简单经济学

 第七章 不平等扩大的真义

 第八章 持久的新政

 第九章 公司危机

 第十章 掠夺型政府的崛起

第三篇 应对掠夺者

 第十一章 让市场发挥作用的缺陷

 第十二章 计划之需

 第十三章 需要标准的理由

 第十四章 为之买单

致谢

第一章 保守派怎么了？

有谁还记得那段保守派经济学者意气风发的日子？那是在很久以前，那时我还是国会里一名年轻的自由派，这些人给我带来的挫败感至今仍历历在目。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两个鲜明的保守派的崛起，一个是供给学派，另一个是货币主义学派：前者大力鼓吹减税和放松管制，后者信奉严厉控制货币供应。这两个学派在1980年里根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两派人马都荣获高官厚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保守派联盟贬低我所接受的凯恩斯主义教育，妨碍我的职业生涯，剥夺了我与为数不多的国会战友运作权力的机会。在政治上与他们抗争是困难的。身为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理事，我在1981年组织了基本上是徒劳的一线抵抗。在思想上与他们抗争就更难了。不管你与他们的观点如何相左，他们总能获得信任。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设定议程。人们不由得会想：假如他们做得对呢？

里根分子们端出了名噪一时的政策组合，其种子在自由派占上风的岁月里就早已在学术界植下。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给富人减税，进而释放资本的生产力，刺激储蓄和投资。紧缩货币供应以迅速遏止通胀，如有必要不惜痛下杀手。与之配套的是挥向政府、监管部门和工会的组合拳，目的是让市场力量及私人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

除了那些直接的牺牲品外，大多数人对这些伟大的保守主义理念趋之若鹜。这其中不无理性成分。他们对任何问题都匹配了相应的答案。所有答案都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人人都可以进行自由的经济选择，只需要在市场上由价格机制加以微调即可。这些解决办法拥有学术背书，我们那代人在研究生院里都被灌输了这类经济学思想。里根总统也因此得以延揽了几位国内的泰斗级经济学者，其中不乏真材实学者。默里·魏登鲍姆和马丁·费尔德斯坦是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而刚崭露头角的劳伦斯·萨默斯和保罗·克鲁格曼也曾服务于里根政府，两人分别在费尔德斯坦麾下尽了一年之力。那些效力于小布什政府的人论才能都难以望其项背。

除了拥有很强的经济学背景以外，当时保守派观点的流行还带有些许情感甚至是浪漫的色彩。保守主义者们承诺繁荣，且无须计划之烦扰，一个简单的三步走即可实现目标：减税，结束通胀，解放市场。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承诺终结已被主流精英(两大党明显都有)厌憎的政治运作：讨价还价、二次分配、满足少数族群和穷人的需求。1980年的美国得了爱心厌倦症。保守主义者的议程看上去会使同情心显得多余，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这还是一个大胆、激进、炫目且充满挑逗意味的计划。一瞬间，保守派们成了美国文化中勇敢冒进的“坏小子”；而像我这样的自由派却成了美国的“大闷蛋”，一个无可救药地沉溺于陈腐观念的年轻老顽固。

25年弹指一挥间，保守派大业还剩下多少？几乎一无所剩。2006年11月7日的选举令保守的共和党人尽失两院多数派权杖，人们不会再心无芥蒂地将政府交于那些唾弃政府职能的人来看管。公众显然不再相信保守派领军人物关于自由市场的说辞。米尔顿·弗里德曼十日之后的仙逝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实，就像《华尔街日报》在其弗里德曼讣文里说的那样，政策制定者们早已摈弃了弗里德曼学说的精髓。中央银行不再试图控制货币供应。监管被重新置人金融领域，气候变化也令环保干预无可避免。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再期待通过减税来释放企业主们那隐而未发的创造力了。

今日的议题不在于保守派的宏大理念是否曾经风靡一时或建立在享有盛誉的理论基础上。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还有未来。关于这一点，人们现在大致达成了共识，就连那些依然信奉保守派事业的人也不例外。事实上，已经没有人再把里根时代的全套理念作为政治行动的学术基础了。掌权者中几乎看不到货币主义者的身影了。笃信不疑的供给学派分子不复存在(虽然其教条偶尔还会被诵及)，也不再有学术领袖发起鼓吹“自由市场”及反对监管的运动了。“自由贸易”只剩下一个标签，贴在那些一点也不“自由”的贸易协定上。保守派经济学家依然统治着学术殿堂，在脱口秀中也风头不减，但在公共政策领域，他们已寿终正寝。就算他们想在政策界抛头露面，再捧出20世纪80年代那套不容置疑的信条来，也没人会把他们当回事儿。

在今天的保守派政策室里，只有说客和政客还在钻营。还有一些口号和口号制造者，一些趋炎附势和热衷名利者，偶尔也有一些救场者被搬出来修补那些大纰漏，还有一些灾难预言者用千篇一律的言辞来证明毁掉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项目的必要性，这显然是为了要把这些事项交给华尔街的朋友去经办。幸运的是几乎无人相信他们，然而危险并未就此终结，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势力从来不靠说服来展现自己的力量。他们还可以去大学挖经济学家来担任高级公职，但这些人明显缺乏深信不疑的劲头儿。无论宦海沉浮，他们都没有推进保守派事业的举动。在公众的眼里，保守派大厦矗立已久，从各个角度看都美轮美奂，但其内里已然衰朽，学术基础业已坍塌。寥寥几个真心信徒依然跻身于此，但即便是他们也不会为保守派大厦的倾颓而瞠目。

里根时代的保守派们如今在忙些什么？货币学派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03年对自己过去的政策信条进行了自我否定：“以货币数量作为目标没有成功实现过……我不敢说在今天我还会像过去那样竭力去推行这一目标，”他对《金融时报》这样说。他们用来证明货币增加与价格变化之间关系的证据已全部失效。有鉴于此，其余的货币主义者对这一课题几乎全然弃之不顾或干脆视而不见。实际上人们现在都同意：美联储设定短期利率，正是这一利率而非货币储备在推动经济运行。事实上，美联储最近悄悄停止了一些对货币统计的公布，因为学术界已经兴趣阙如(而别的人从来都不会问津)。

祖德·万尼斯基是最早的供给学派人士，逝于2005年末，享年69岁。他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供给学派，而且在我看来确是一个真心的信奉者。但是从2001年起，他以尖锐的言辞投身于反对新保守派的战争中；他和我成为朋友，甚至有一次还共同写就了一篇反对美联储加息的文章。这是反货币主义的共同建议，来自“第一个供给学派分子”和“最后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乔治·吉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苛责穷人，颂扬富人，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技术革命的护法师。随着技术泡沫的破裂，市场人士对他的选股技术的信心也一起崩塌。保罗·克雷格·罗伯茨曾在里根政府任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财长，后来著有《供给派革命》，并为《商业周刊》撰写专栏。他现在积极攻讦伊拉克战争，反对伊朗战争日益升温的威胁以及作为“全球反恐战争”一环的对公民自由的践踏。布鲁斯·巴特利特年轻时是一个热心的供给派分子，写下了《里根经济学》一书，到现在依然老派地鼓吹现代历史上最无望的事业：小政府。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骗子：小布什是如何搞垮美国和背叛里根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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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始于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那次风灾摧毁了新奥尔良，令数十万难民流离于美国南部，其中包括我家所在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人们似乎突然之间明白，卡特里娜飓风就是美国体系的切尔诺贝利之劫。也就是说，正如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一样，除了天灾和人祸之外，卡特里娜飓风彻底暴露了美国整个治国信条的荒谬性。

苏联信奉中央计划，而美国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自由市场顶礼膜拜。随着本书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美国的实际政策和政策信条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关系上，美国和苏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政策过去(和现在)大体上都没有遵循官方信条。相反，官方信条主要作为合法性神话而存在，这个神话类似于向学生们反复灌输但知情人毫不当回事的东西。

这一神话用意何在？无论在美国和前苏联，它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主要是为了钳制反对派，禁锢思想流动，缩小可以讨论的范围。如同一个堕落的信徒屈膝跪倒在教堂那样，德高望重的反对派人士也宣布拥护官方神话，以表明对该体系的效忠。这就使可以公开表达的思想范围受到了限制，令有声望的人除了说那些可以说的东西外，完全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这是一个自我审查被内部化的过程。一旦这一神话所设定的规则和边界深入人心，对它的遵从就变成了条件反射，到最后人们就只会思考被允许思考的事情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有“走过头”的风险。

因此，本书的首要任务是描述这个神话、它的逻辑架构、它对大众的吸引力，尤其是它要引导的政策规则。这些规则在一个鲜明的历史时刻被具体化，并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因而完成本书的首要任务就容易多了。这个鲜明的历史时刻出现在1981年，当时里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早期的里根主义者给思想史添上了浓重一笔，这体现在他们将自己的观念注入四大经济律条中：货币主义、供给派经济学(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平衡预算以及自由贸易。本书的第一篇大致按顺序叙述了这些律条。

一个治国神话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而任何通过神话进行统治的企图注定长久不了。里根就是如此。但在美国，这一事实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生活在由里根构想的世界里，就像苏联人不是真正活在由马克思构想的世界里，那么我们现存的真实世界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演化经济学家知道去哪里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制度。在美国，一旦人们开始讨论制度问题，马上就会明白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公共制度都是前人通过公共行动创建的，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某种程度上还有理查德·尼克松的作为，这些制度大部分还留存至今。

然而，即使它们留存了下来，显然也不是毫发无损。卡特里娜风灾暴露出两种类型的损害。其一是能力的退化，这表现为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关国陆军工兵团无法维持新奥尔良防洪堤的防护水准，使之足以抵御三级飓风，而卡特里娜飓风登陆时的风力正好是这个强度。能力退化并非有意而为之的结果。它之所以可能并的确发生了，是由资源限制、误判、政治事故和历史因素造成的。能力退化在美国政府中普遍存在，恢复政府的能力需要奉献精神、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时间和金钱。

但卡特里娜飓风，尤其是它那灾难性的后果，也暴露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第二种也是更严重的腐化。我称之为掠夺：系统性地滥用公共制度谋取私利，或者系统性地破坏公共保护制度为私人受庇护人谋利。联邦应急管理署在小布什政府任内蜕变为安置其朋党的垃圾场，“甜活儿，兄弟”传神地展现了这一现象的实质。这样的做法屡见不鲜：把监管机构拱手让与工商界游说集团，将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私有化；在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领域设计让制药企业受益的改革方案；签订有利于企业化农业的贸易协定，而不管第三世界以农业为生的农民的死活。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保守派努力使政府最小化，而是一个掠夺者设法将公共资源转移给朋党。在我看来，这就是神话背后的事实，而本书的第二篇将概述这个事实。

最后，像这样的一本书总免不了讨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将自己限定在三个基本观念上。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提供政策建议，也常常以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去竞争高级公职，因此我本可以在这方面着墨更多。但我选定这三个观念，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是最被人忽视、最危险、也最难以让人接受的观念，因此也是我能在本书里给出的最重要的基本点。

这三个观念都相当简单。

第一，因为市场不可能也的确没有前瞻性，所以美国需要计划的能力。培养这样的能力，我们首先必须打破有关计划的禁忌。计划有内在的不完善性，但缺少计划，灾难就不可避免。

第二，设定工资、控制薪酬和分配收入是社会决策而非市场决策，不应由技术决定人们的价值和薪酬。相反，社会决定薪酬的分配，而技术根据这一分配结构进行调适。无论是薪酬标准还是产品、产业安全和环境标准，都是社会根据其需求影响技术的工具。更平等的标准，不仅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也可以提高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效率，因此一项设计得当的经济政策不会导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得失互换。

第三，在当前的历史关头，美国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向全世界发行永不偿付的白条，但总有一天，这一特权会终结，对此，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不要加速这一天的到来；事实上，如果可能，我们应该将之推迟。我们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设法让现有的体制完好无损。但考虑到体制中的腐败问题，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一场不期而至的危机。美国的命运，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繁荣，都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危机之初就采取应对之策。

本书篇幅不厚，也没有浩繁的参考文献，目标读者是普通受众而非仅限于学术界人士。我绝不想涵盖或引述每一个论点，我还有意不用统计资料和算术公式。经常看我书的读者会发现，这与我以往的写作风格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失望。普及性的代价是，对于书中一些最强有力的事实性论断，我并没有详尽地列出其背后的证据。我希望读者能够相信，虽然错误在所难免，但我所陈述的论断是基于良好的信念，基于我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我本人来说，用平实的语言进行写作，不再习惯性地借助于注释和图表，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为此，我不得不尽力让我的想法清晰明了，希望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2007年11月25日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本书别具一格：坦率、尖锐、直话直说。读者在此书中得到的启示不是作者对于保守派或自由派的驳斥，也不是自己的立论，而是批判精神，反教条、反潮流的勇气。

——徐友渔

本书作者有一种严谨的审视和批判态度，对权威、对教旨、对政府，乃至对看上去令人敬畏的一切事物。

——王逸舟

“9·11”事件呈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际风险。次贷危机暴露了货币主义造成的国民经济脆弱。于是，世界史上的结构性巨变在我们面前逐一展开。于是，理论开始反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提出了两个非常精辟的基本命题：其一，看得见的决策程序比看不见的手更重要；其二，真实世界的本质是公共制度。他让时代的聚光灯再次投向国家与法治。然而也应该留意，中国的问题状况毕竟与美国的有所不同。所以，在重新认识市场的非市场性基础、防止不同类型的公器私有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适当强调对市场的保护，应该把自由贸易原则从掠夺型政府那里拯救出来。这就是结论。

——季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