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本书和经济学没有太大关系。宏观经济学的关键主题，比如通货膨胀、失业率、利率、经常账户赤字，都是浅尝辄止。但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本书讲的是经济学里最根本的东西——你和你的日常生活。

经济学往往从飞机的角度看待“经济”，也就是从上往下“乌瞰”，这样一来，经济制度的轮廓倒是看清楚了，可地上栖居的人却变得如蝼蚁一般大小。本书反其道而行之，从下往上看，于是人恢复了正常大小，研究的主题也变成了人与“制度”的相互影响。

为什么我们挣得多了，却享受得少了？为什么替代家务的产品多了，我们该干的却一样没少？为什么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必要支出也要增加？为什么带薪年假是必需的？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的重要，但是真正懂得经济学在说什么的人可就没那么多了。本书作者可称得上是经济学达人，他擅长于将深奥、望之却步的经济学变得简单、易懂，教你轻轻松松从日常生活中，搞懂经济学是怎么一回事儿。在本书中，他从我们每天面对的家务、父母与孩子、教育、购房、消费、纳税、储蓄、健康、工作、休闲、衰老、幸福等问题出发，分门别类地说明了经济学的道理，他的使命是要帮助读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了解自己的生活、工作，破除传统的观念与迷思，跨越其实不存在的限制。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因此改善生活方式，花更少的力气过上优质生活！听起来很不赖，您说是吧？

导言 日常经济学

第一部分 家庭财务

第1章 劳动力的变化

第2章 职业女性

第3章 养儿育女的成本

第4章 接受更多教育的价值

第5章 对住房的迷恋

第6章 存钱、负债和愧疚

第二部分 外面的世界

第7章 为健康买单

第8章 税，爱它，还是恨它

第9章 犯罪和毒品

第10章 老龄化的人口

第三部分 日常生活

第11章 家务劳动有价值

第12章 消费的愉悦

第13章 不够用的时间

第14章 对闲暇的攻击

第15章 真正地拥有幸福

临别赠言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第四章 接受更多教育的价值

当然，养儿育女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甚至可算是一项特权。可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对孩子日后成功的渴求心，带来了好些痛苦的，甚至代价高昂的抉择。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替他们做这些抉择；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自己做抉择——而我们从旁提建议，多多少少耍点儿外交手腕，多多少少成功地叫他们改变主意。如今的教育，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需要我们提前投入大笔金钱，以便让下一代获得收入丰厚的成功事业，毫不出奇，经济研究者有些建议要提。

就比方说是否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吧。如果我们寻求社会地位——为自己，也为孩子——那去私立学校是个不错的选择。当今社会，凡是要花大钱的东西，都能提高我们的社会档次。可倘若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让孩子取得良好的成绩呢？私立学校能办到吗？再说现在年轻人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我们真的有信心这样说吗——成绩好坏对孩子将来的赚钱能力存在显著的影响，上私立学校费的工夫花的钱都很值？就算你对此毫不怀疑，你的孩子也会起疑心。这就引出了偿还教育无息贷款的难题。提前还款折扣很高，可到底是该由我们这些当家长的提前还款呢，还是该等孩子找到工作之后自己还呢？应该让孩子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长时间工作还贷吗？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大概会怎么说。

按我对私立学校的观察，家长和学校之间有个不成文的契约：我们支付高昂费用，而你们则保证把我们的孩子送进大学。问题在于：这能行吗？如果你想的是把孩子弄进大学就万事大吉，那大多数时候可以；可要是你还希望孩子在大学里混得不错，那就难说了。多项研究表明，平均来看，私立学校的学生，大学入学等级分比公立中学的学生更高(入学等级分，即tertiary entrancerank，这个入学等级分是学生报读大学的主要依据)。根据一项研究，独立学校(指一般的私人学校)的大学入学等级分平均高5.9％，天主教学校平均高5％。

可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UWA)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米勒最近做了两项研究，得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一项研究与罗斯玛丽·文合作，观察了西澳大学学生在完成第一年学业后的学习表现。另一项研究与伊丽莎·罗斯·波切合作，考察的是另一所匿名大学学生完成第一年学业后的表现。

米勒和文发现，第一学年终了，学生的成绩倒了过来。取得同样大学入学等级分的学生，原来就读公立学校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必比天主教的学生成绩更好，而天主教学校来的孩子又比独立学校的孩子表现好。如何解释这一倒转现象呢？这里，我们只能从确实的统计事实转到可能存在争议的阐释上。研究者提出，私立学校的学生得到更高的入学等级分，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更有自信，是因为学校的环境更有益于学习，是因为他们的家长对他们存在更高的期待。

然而，非公立学校的上好资源和更专注的训练，似乎并未提高学生的自身能力，而只是提高了他们在大学入学考试上得高分的能力。私立学校的“附加值”很短命。或许这是因为，面对大学生活更大的自由度和大幅减少的监督，非公立学校的学生难以适应。甚至还有说法认为，由于家长越俎代庖帮孩子选课，来自私立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对大学课程不甚热心。

观察学生们就读学校的类型，你还会发现另一倒转现象。很多研究认为，一般而言，男女分校的学生比男女同校的学生学习更好。可米勒和文则发现，男女同校的学生，在大学里的成绩比男女分校的学生要好。为什么？或许因为前者不太会因为进入大学发现异性而心慌意乱吧！

请注意，这两次研究观察的是第一学年终了时，学生在各门功课上的平均成绩。是以他们忽略了第一学年还没上完就休学的学生。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休学的学生都退学了。有些人不过是去海外旅行一段时间，所以暂时中断了学业。但没能完成第一年学业的学生，往往是来自乡村或上过乡村中学的女生，甚至有可能上的是独立学校。然而，没能完成第一年学业的学生比完成了第一年学业的学生，入学等级分只稍微低一点点。

不少研究者早就发现，倘若家长教育程度较高、较富裕，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一般也比较好。米勒和文证明这一现象在大学里也成立。然而，较之于富裕程度，父母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研究显示，物质上的便利性——如是否摄入营养食品，舒适的住处，能刺激智力的阅读材料等——对儿童学习并无明显积极效果。相反，母亲的技能(按其接受正式教育的程度来衡量)，则是决定孩子成绩的一大关键因素。

听到大学头一年女学生的成绩比男学生更好，你或许不会太感惊讶——根据米勒和波切的研究，女生的平均成绩比男生高5％。奇怪的是，其他国家的女生似乎并未出现类似情况。

米勒和波切发现，同一门课程，以第三或第四志愿选修的学生，比第一或第二志愿选修的学生，平均成绩低3.4％。这或许是因为前者动机不足。两人还发现，大学入学等级分较低、但来自升学率较高中学的学生，在第一学年的表现往往比预期要好。这是“沉浸效应”的影响，也即大学的环境带动了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强化效应”，指的是来自大学录取考试表现好的学校的学生，第一学年的成绩比考试表现差的学校的学生更好。

除去上述特殊现象，两项研究都证实，学生的大学入学等级分能准确预测其在大学第一年的表现。米勒和波切估计，入学等级分每高1％，大学第一年的成绩亦对应提高0.75％—1％。

P45-48

日常经济学

乍看起来，本书和经济学没有太大关系。宏观经济学的关键主题，比如通货膨胀，失业率、利率、经常账户赤字，都是浅尝辄止。但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本书讲的是经济学里最根本的东西——你和你的日常生活。经济学往往从飞机的角度看待“经济”，也就是从上往下“鸟瞰”，这样一来，经济制度的轮廓倒是看清楚了，可地上栖居的人却变得如蝼蚁一般大小。本书反其道而行之，从下往上看，于是人恢复了正常大小，研究的主题也变成了人与“制度”的相互影响。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称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交易活动-的科目。美国经济学家赫布·斯坦(Herb Stein)亦曾给国民生产总值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说是10亿人早晨起来去工作，之后就有了GDP。本书的重点，就是这种“日常经济学”：工作，闲暇与时间不够用，家庭和家务事，购物与节约，母亲和孩子，孩子和教育，以及幸福和可能对幸福造成威胁的东西——犯罪、征税、健康和衰老。这些东西琐碎、平凡、不重要？显然不是。它们就是生活。它们支配着我们的工作时间，它们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之源，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消费之途。把宏观经济打碎，剩下的就是这些琐事。而且，它们的运转情况不妙。

经济学讲究平衡，可我们不少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失了衡。不能叫我们感到满足的事情——如经济学家所说，这叫做不能带来持久“效用”——我们越做越多；能令我们感到满足的事情，我们却越做越少。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要什么对自己最好；另一部分原因，是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并没给商家带来多少牟利的机会。是以，我们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不断的冲突当中——竭力免受苛求上司的责难，不遭自私买卖的诱骗。

所以本书要完成一个——或两个——任务。首先，帮助你理解身边的经济如何运作，它如何改变，如何冲击着你的行动自由；同时，还要曝光宣传的嘴脸，揭露错误的传统智慧，戳穿骗局与幻想，突破并不真实的表面限制。其次，做经济学应该做的事情：帮助你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不要受时尚和当代成规的哄骗。控制你的生活，行事主动，不当受害者，少做不能叫你满足的事，多做能带给你满足的事。这是一本自我救助的书吗？当然是。

你知道，我爹他是个传教士——一名基督教救世军牧师。他有好多劝世的话，这个缺点，不幸遗传到我身上。我在《悉尼晨锋报》干了30多年经济记者，最近又转到墨尔本《时代报》，本书取材于我多年来写的专栏，集结了我想说的大部分劝世之语。这些专栏是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呢？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不妨继续读下去。

这么多年来坚持写作，多亏了我对世界一贯的好奇心和按捺不住的冲动——一发现什么东西，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读者。对人们如何行事的研究——是什么使得人们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总叫我着迷，而且我的焦点，总放在日常琐事上。世界在改变——变化速度或许比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更快，变化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有时候，由于距离太近，这些变化我们一时反倒难以看清。最先注意到这些变化，并最先对其意义做出判断，乃是记者的特权。

当然了，30多年来，我的观点也在变——对自己身为评论员的职责所在，我的看法同样在变。多年来，在揭示经济学神秘外衣的过程中，我以为自己不光要向读者解释传统的经济学，还要说服他们经济理性主义，的好处所在。然而，我越是了解经济学，就越发意识到它的局限性。所以近年来，我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读者们提供经济评论——就好像对戏剧挑三拣四的评论家，既要指明它的强项，亦要点破它的弱点。我首先是个记者，记者的天职是忠于读者，而非忠于经济学专业。  之后各章，你将发现传统经济学在各方面的优势。叫人望而生畏的“市场力量”，虽说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说得那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普遍、强大得多。就说取消银行管制这件事吧。此前，我们曾设想，管制取消之后，银行之间的竞争会更激烈，故此，银行收取的贷款利息会下跌。结果，虽说时间拖得长了些，但事实发展确实与预料相符。银行的利差——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和收取的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比从前低了1％—2％，一部分原因是银行本身的竞争加剧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非传统银行的抵押贷款机构。

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就逐渐开始取消银行管制，但直到这一两年，澳大利亚央行才额外采取措施，在信用卡市场引入更多竞争。如今，各种机构提供的信用卡，利率比从前低6％。可对于“竞争”带来的奇迹，需要牢记的一点是：这是一把双刃剑。银行之间本来是不必互相争夺业务的，除非你同时允许顾客在银行之间挑挑拣拣。我们大多数人买东西都不喜欢受打扰，是以，过度竞争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当然，除非迫不得已，商人不会主动削减自己的利润率，而且大多数顾客对商人最大化利润所用的那些小把戏都很健忘。有一种手法叫”差别定价”——对不同阶层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为什么这种做法能带来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利润呢？对此，传统的经济学能做出很合理的解释。

有一些重大决策是关于孩子教育问题的——现在上大学还值得么？尽快还清教育无息贷款(HECS)的做法明智吗？提前还清HECS享受的折扣价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这些都是适合经济学来回答的问题。你在第4章将会看到，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依次是，“当然值得”，”不，不明智”以及“只要你是那个想这么做的老爹，吸引力就很大”。

有一个领域，一丁点基础经济学就能创造很大奇迹，但一般人都觉得它跟经济学没关系：犯罪领域。入手的时候，多点冷静的理性分析，少点情绪，会很有帮助。对于犯罪，公众提出的——和政治家采用的——很多解决方案，似乎并不在乎得出什么结果，而是要满足人们的恐惧和泄愤心理。否则的话，为什么人们对有些事情如此义愤填膺，但却对了解哪些做法行得通、哪些做法行不通，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呢？当然了，经济学家拿出了一个最简单又最有用的决策方法：他们提出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也就是说，钱不是树上平白长出来的，你花的每一块钱用了就没了，如此确保你做出明智选择。机会成本提醒我们，即便增添警力的方法的确减少了犯罪，也还存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有待回答：在同样成本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其他更管用的办法7在打击犯罪时，我们应当顾及成本效率——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别的事情，我们总是会考虑成本效率问题，打击犯罪也不应当例外。

传统经济学的话题暂且说到这里。但是，且慢，有什么能帮助我们破解日常生活内部运作方式的非传统经济学吗？我注意到一种相对较新的经济学思潮，叫做“行为经济学”，也就是使用心理学上的发现和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传统经济学总是假设我们在作决定时非常“理性“——总是头脑清晰，从个人利益出发采取行动——但行为经济学家知道，我们所作的决定，大多远谈不上什么“理性”。传统经济学在预测人类行为时素以不准确而著称，我以为，正是由于它对理性的错误假定，才导致了这一结果。可在我们的非理性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预测的，是以，行为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

本书中引用了不少心理学的实验和行为学家的观点。例如，实验揭示，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拿主意会碰到多大的麻烦；而倘若选择太棘手，我们何以会单纯地回避了事。心理学家的工作还点破了看电视的真相：这是一种超级无法令人满足的活动，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能导致人陷入轻度沮丧状态。

在经济学转入错误方向之前，幸福——也即“管用”的别名——曾经是这门学科的特别主题。如今它却成了科学调查的对象，而且，心理学家成了该领域的主导者，经济学家参与得非常有限。不过，假以时日，心理学家应该能率领经济学家回到正途。

对幸福的研究，以及其他心理学调查，修正了我们对工作的认识。例如，人一失业，想念工作多过想念钱。此外，虽然经济学家如今只对提高工人生产效率着迷，总有一天，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商人会理解”工作丰富化”——让工作更令人满足——所带来的好处。

倘若我们想要解释家庭存款的彻底消失，行为学家提出的观点是很有用的。我认为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削弱了金钱的切实感。如今，我们拿到手的工资，是银行户头上的数字，我们在电脑上付账单，我们用塑料信用卡买东西。如果我们真像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些没有情感的计算器，上述情况并不会对我们的行为带来任何影响。可实际上，我怀疑，我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会因此花掉比从前更多的钱——毕竟，原来我们是亲手拿着自己挣到的血汗票子。

此外还有一个谜。我们都知道，每月不按时全款还清信用卡账单，就再也得不到延长的免息还款天数，可为什么这样的人很少把卡转到提供超低利息但没有免息期的银行呢？我怀疑这种不情愿，混合着一种自欺欺人与难以自律的情绪。这些人总是告诉自己说，下个月会按时还款，跳出债务陷阱，所以想留着这些卡，获得最高可达55天的免息还款期。

你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税收指数化的态度针锋相对。传统的理性观点认为，政治家未能根据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调整所得税比率，会导致税级攀升——从而使得所有人都变成“通货膨胀隐性税收”的受害者。故此，必须尽早结束这种浮华的不公正。但政客们对税收指数化明显没什么兴趣，坦白地说，公众对此一改革也没施加什么压力。

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公众对政府财政从根本上存在着矛盾态度。一方面，我们讨厌加税的提议，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新增税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政府无限增加开支。所以，政客们把税级攀升当做一种不那么秘密的秘密武器，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这就好像是政客和选民们达成了一份不成文的契约，内中有一条款，要求税收尽可能低调上涨。

我们知道，公众很喜欢幻象。我们喜欢这样的想法，凭借医疗保险，公立医院”免费”，有了“全额报销”，看医生也“免费”。当然了，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免费，我们是通过税款来支付这一切费用的。但多亏了这两个幻象，医疗保险制度才一直大受公众欢迎。

但就反驳传统经济学的弱点而言，非正统经济学到此为止了。本书中有不少地方，我都发现有必要预先提醒各位读者注意这些弱点——当然，这其实也是对经济理性主义(我们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间接称赞。

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极大缺陷，就是对像家务劳动这类的简单事情，采取彻底的忽视态度。于是，我们花在家务上的劳动时间——由衣食住行和子女教育5大“行业”组成——比花在市场上的工作时间要多20％，可经济专业却摆出一副“它不存在”的样子。它跟GDP无关，所以我们可以不管它。生活的这两个部分彼此交易彼此竞争，但我们却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其中之一上。可怕啊！

经济理性主义告诉我们，当今时代，国家经济受到的管制越来越少，消费者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这绝对是福气——它能带来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服务。当然了，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的确如此。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忽视了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大概是因为他们都叫别人去买东西)，也就是：寻常人经常发现选择会带来困惑和不适。选择成了一种便利的商业机制，用以提高利润，回避价格或服务竞争。

有人或许认为，经济学跟时间问题没什么联系。实际上，时间和经济学纠缠得难解难分，经济学的目标，可以轻松地转化成“帮助人们克服时间不足问题”。问题只有一个：经济学的答案，是想方设法往每个小时里填入更多内容，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快。经济学有一个极为根本的假设(因为太过根本，所以反而提得不多)：更多就更好。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但在我们这个愈发疯狂的世界，聪明人要懂得，有时候少即是多。

不过，我对经济学最担心的是，它把自己弄得迷了路，陷入了对消费的无限制追求。诚如我们所见，经济学最初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效用——也即个人满足，主观上的健康或幸福，随你怎么说都行——的最大化。后来，由于效用无法测量，它改为集中力量，帮助社会最大化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及其消费。从这一刻起，经济学迷了路。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专业：鼓吹消费主义为人生的至高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可以牺牲其他所有社会或精神上的追求。

环首四顾，想到经济学家们如此精确地道破了我们时代的心境，你或许可以原谅他们。如今我们对消费的热爱是如此真挚投入，家庭的支出居然超过了收入——我们的存款成了负数。我们好多人加班加点地挣钱买东西，以为这样就能让自己幸福。即便如此，我也怀疑，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痴迷，不过是因为他们看穿了驱动我们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仔细看看我们买的东西你就会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并不只是“东西”。

一辆开了10年的丰田，照样能安全可靠地把我们从甲地送到乙地，可要是我们买了一辆崭新的欧洲车，我们想要的不光是速度更快，行驶更平稳，坐着更舒服。那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社会地位。我们是想暗示(炫耀)自己在社会阶层里的优越位置。看看我们在衣服、娱乐上花的钱，看看我们送孩子去的私立学校，看看我们选择居住的房子和社区等等，你会发现，除了功能，我们还想要买到地位。当然，大多数炫耀优越地位的东西，只可能来自价格很贵的品牌和款式——(非正统)经济学家称之为“地位商品”。

对这种通过消费暗示地位的做法，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当然了，它们可能的确不值一提。为什么呢？因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对地位的追求是毫无意义的。地位竞争和军备竞争一样，有赢家就有输家。所以，如果我们确实在意地位，而非满足欲望，那么，经济学帮不了我们。换言之，我们会在经济学家的驱赶下，走上一条无益之路。它们显然不能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用性。

商人素来想让我们对抽空消遣——放公共假期，连休4个星期的年假(哇！)，周末不愿上班——心怀愧疚。传统经济学——或者说，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有力地还击了这种糊涂念头。为什么？因为经济学意在帮助人们最大化效用性或满意度，你用不着太聪明也知道，闲暇对人来说很有用。麻烦的是，在传统经济学家手里，闲暇的价值仅体现在初级课本上。这类书的一大潜在主题便是：闲暇很好，一点儿也不坏，所以我们应该忽视商业宣传，多多休息。

尽管经济理论承认闲暇带给我们的好处，可另一方面，该主张又说错了一点。理论认为，闲暇有益，是因为它不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工作让人不舒服。真是这样吗？对一部分人、一部分工作来说，的确如此，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时间，工作同样能带来效用。实际上，许多人的个人认同都来源于自身职业。还有，难道经济学家没听说过工作满意度吗？他们当然听说过，而且很快接受了这个概念。麻烦在于，他们的经济模型没听说过工作满意度，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忘记了这一错误假设给自己建议的政策、做出的预测带来了什么样的偏差。

经济学家的模型大多重视诸如需求、供应和价格等因素，而忽视了经济“制度”所扮演的角色。这里的经济制度，不光指组织，还包括法律、习俗和行为规范，它们围绕在特定市场周边，维持着该市场的运作。

这些东西，经济学家(以及商人和政治家)在思考受薪劳动力市场中的女职工问题时是看不到的。妇女们想要带薪产假？天哪，你就不想想这会给企业带来多少额外成本7然后企业只好用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来转嫁成本。的确如此，它们肯定会这么做。可许多早成定规的长期惯例，同样会提高企业的成本，比如每个星期只工作40个小时，年假，长期服务假，甚至病假。怎么没见人对此说三道四？

这里，人们忽视了一点：上百年以来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诸多制度，是为了满足男性而非女性的需求而存在的。从前，要是生了女孩，我们甚至犯不着让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能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一份高度技能化的工作。可今时不同往日——妇女，她们的家人和纳税人，都在为女孩的教育大量投资。是以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使之适应女性的要求，不仅符合两性平等的观念，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如果你看不出这一点，你就不配做个经济学家。

我深信，女性在教育上的解放，以及随后在职场上掀起的女性文化，乃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诚如我所说，最先观察、报道重要的社会变化，是记者的特权，本书记下了我的大量尝试。我本应把可怕的全球化亦列作本时代的突出发展趋势，但请允许我把这个丑陋的字眼放在两个不那么叫人反感的标题之下：技术的进步和高度物质主义的兴起。

当然了，新技术的话题并不稀奇。自打19世纪初工业革命一开始，更新更好的机器，更新更好的工作方法，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蓬勃涌现。变革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话题也不稀奇。技术很好地说明了我的观点：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最重大的主题，其尊贵的地位正是源自它们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如果你想一想电脑的推广使用以及近年来通信技术的进步，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何等深入而又迅猛的变化，你大概会同意此言不虚。

同样道理，物质主义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它跟我们早就是熟人，而且，每个人多多少少也都是物质主义者。我这么写，绝不是暗示各位读者，或者我，受了这种病毒的感染。然而，如你所见，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尘嚣日上的时代，政治家只顾着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制定政策时总是率先考虑经济学家的建议，商人们冒进敢为，对自己的道德权威深信不疑。

虽说我对社会趋势的讨论有些经验，可我得承认，我是在完成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些关键的发展趋势是如何相互重叠、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女性在教育和经济上的解放，说明了许多家庭因为家务劳动(以及男人该干多少家务事)产生纠纷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少人都觉得时间压力越来越大。女性收入的增加，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很多家庭有能力在子女教育上多投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需要、也能够在年纪较长之后才离家独立生活。当然了，由于女孩和男孩要接受同等的教育，我们也需要有更多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女孩离家独立生活的年龄推迟了。

转到技术上，电脑的推广使用，增加了女性亦能从事的白领岗位。技术把家务劳动变得更容易了，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打发闲暇时光的方式，结果，我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在医疗保健上花的钱就像是扔进了无底洞，技术的进步与此脱不了关系。医学技术的进步，解释了人的寿命为什么越来越长，避孕技术造成了儿童出生率的下降。两者合在一起，你可以得出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此外，技术的进步还说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教育体制里待上更长时间，才能应付身边事。

日益严重的物质至上主义，说明了其他不少变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促成了已生育女性重返受薪劳动力市场的风潮。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我们能够生产和消费更多东西，是以我们迅速采用家用新技术。一部分人工作更长时间，挣更多钱，买更多东西——不管你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加班，情况都是如此。超物质至上主义的时代说明，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部分都商业化了——体育和闲暇活动的其他方面，包括周末。更高的收入，为我们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增加的支出——包括我们对私立学校的日益偏爱，更多孩子要上大学等——提供了经济保障。还有，近来犯罪浪潮虽说有所消退，但它的兴起，是伴随着物质至上主义的滥觞而来的。用不着我再列举，读者亦可看出，一切的一切，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着联系。

好了，闲话休提，让我们谈正经事吧！

说起来好笑，在翻译本书期间，我总是为作者笔下的一些数字感到困惑，比方说，他说澳大利亚有81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47.5万个店员，20万个秘书，还有20万个清洁工。我当时总觉得是不是自己眼花了，拿着原书核对了好几次。在我脑海里，百万级的就业岗位，应该属于声调一级的数量单位，而且，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才有20万个清洁工！想想看，光是北京市每年举办的大型招聘会，都要提供好几万个就业岗位呢。后来好不容易想通了，澳大利亚全国才2000多万人口呢——跟北京市在一个数量级上。

诚如作者所言，澳大利亚早就是一个福利国家。作者讲述的很多话题，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看来，显得格外“不符合国情”。例如，作者提到澳大利亚的高收入家庭，大部分无非是丈夫妻子都从事全职工作罢了——暂且不说双职工家庭在国内是普遍现象，光想到我国一定的贫富差距，就足以令人发出感叹了。又比如说澳大利亚实行全民医保和社保，当然内中也有不少弊病，但所谓“看病难、看病贵”和“老无所依”现象却很罕见——作者甚至连提都没提。所以，对于作者笔下的一些社会弊病，国内的读者恐怕会觉得好笑：他们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行笔至此，又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印度的卫生部长与北欧某福利国家总理会面，总理提到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自己国家的几百万人口。印度卫生部长半晌不语，后来才缓缓答道：我国光是盲人就有几百万……

这实在是一个很无奈的笑话。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怎么才可能和澳大利亚、北欧诸国这些发达福利国相比呢？这是我在翻译过程中苦苦思索的问题。毕竟，解决十多亿人口的福利，和解决几百万(或一两千万)人口的福利，绝对是两回事，甚至，哪怕中国的国力能在短期内达到美国的程度，也不可能建设起北欧或澳大利亚模式的全民福利网。

这一想不免令人觉得沮丧：果真是干得好不如生得好。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身为中国人，我们能够见证一个轰轰烈烈的激荡时代。“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这是吴晓波在那本令我热血沸腾又扼腕长叹的《激荡三十年》中所说的话。

愿以此与各位读者共勉。

最后，我要感谢以下各位参与了本次翻译工作的友人和同事。文稿的最终整理、修订工作，由张志华、李佳完成，此外，参加翻译的还有唐竞、向欣等人。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或一时的疏忽，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译的地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不妥之处，或是有心得愿意分享，请一定与我联系。我的电子信箱是：herstory@163，net。

闾佳

2008年5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