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入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作者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周恩来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应付裕如。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和平与鹰的机警、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双重品质潜藏在他的体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一直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才干、品德和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为人们心中的丰碑！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6年间，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治国主张，其影响将会在中国长久地延续下去。

序(胡长明)

人生篇

 “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014

 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015

 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017

 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020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021

 良心安则人格立/023

 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024

 攻恶毋太严，教善毋过高/027

 实意做事，不尚高论/030

 博学勤思，以才辅德/031

 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033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034

 自备炉锤，锻造人格/036

 以忍求进，以屈求伸/037

 兼听·虚怀·自我改造/039

 了却生前事，超然返本真/040

外交篇

 务实的外交/04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046

 两个阵营，三种力量/050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052

 不要乱攀“母子关系”/055

 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05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058

 求同存异，淡化分歧/059

 外交无小事/062

 另起炉灶，灵活建交/064

 战略上联合，战术上批评/065

 就势将赫鲁晓夫一军/068

 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070

 针锋相对要看全局/072

 讽刺与挖苦决不是外交/074

 美国要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076

 退避三舍/078

 设身处地，理解为先/080

 利用尼克松，带动日本人/081

 租借卫星地面站/084

谈判篇

 硬于所当硬，让于所当让/088

 占优先报价，处劣后摊牌/090

 调整预案，打破僵局/093

 利用矛盾，争取主动/095

 以链条式让步求稳妥，以一次性让步显真诚/098

 让步的艺术/100

 事实胜于雄辩/104

 先治气，后治心/106

 要互相承认，而不要互相敌视/108

政治篇(上)

 离开军事政治便是空谈/112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113

 “左”倾并不比右倾好/115

 以反面手段达到正面目的/116

 错误要逢人就讲/118

 抗日是前轮，民主是后轮/119

 不做“无兵司令”，不做“空军司令”/122

 没有四张王牌决不冒险赌博/124

 有时直进，有时迂回/125

 以多种策略对付蒋介石/127

 不计前嫌，不忘旧功/130

 爱才惜才，用人不疑/131

政治篇(下)

 筹组政府，智请黄炎培/134

 阶级消灭，个人愉快/135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136

 国家管理力量的源泉是人民/138

 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140

 用系统论思维处理问题/142

 事物的20%决定另外的80%/145

 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147

 千方百计保护干部/150

 力促邓小平复出/152

军事篇

 分兵游击，集中指导/158

 退中求进，迂回取胜/159

 声东击西，留头斩尾/161

 瓮中捉鳖，鳖会咬手/162

 抓住“生命线”不放松/163

 围点打援，各个击破/165

 钳制正面，主攻侧翼/167

 出没无常，变化无穷/168

 向东示形，向西突围/170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172

 不战而屈人之兵/174

 我们要搞尖端国防/175

经济篇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180

 计划不是法律，也不是废纸/181

 综合平衡，全面安排/182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84

 头脑冷静，考虑周全/185

 任何时候都要用“两条腿走路”/188

 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政策是不一样的/190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192

 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194

 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

 经济发展需要国际合作/198

科学文化篇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202

 不要给知识分子“上大课”/204

 要提倡地道的中国东西/206

 标语口号不是文艺/207

 建设时期应“以学术为主”/210

 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212

 只要人民喜欢，就有价值/214

 一车两轮，相辅而行/216

宣传篇

 宣传与军事并举/220

 借谈判进行宣传/222

 宣传口号要迎合中间派/224

 大处着眼，抓住本质/225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227

 投石问路，恰到好处/228

 一字不改，照样发表/229

 象征、暗示与轰动效应/230

 公开宣传与秘密传播/231

 对外宣传要对症下药/233

党建篇

 党指挥枪/238

 党的机关社会化、职业化/240

 思想统一是最根本的统一/242

 党员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从/244

 协调矛盾，团结为上/246

统战篇

 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250

 “大无外”与“小无内”/251

 统战的最佳途径：求同/253

 求同而不非异/254

 争取几个代表人物，影响后边一批/256

 统战三字诀：智、仁、勇/258

 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260

 全面认识中间派/262

 以说服为主，以斗争为辅/263

 变间接同盟军为直接同盟军/265

 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267

地下工作篇

 乔装打扮，瞒天过海/272

 布闲棋冷子，应不时之需/275

 乘其不备，出其不意/279

 外圆而内方，同流不合污/281

 单线联络，分散领导/284

 勤业、勤学、勤交友/287

 因势利导，纵深发展/289

 韬光养晦，等待时机/291

跋/295

主要参考文献/299

“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他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勇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

既为真君子，又为大丈夫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P14-17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入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一、家族背景对周恩朱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歿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貽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曰、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周恩来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他不仅成就了巨大的功业和高尚的人格，而且思想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他与山河同在，也与我们同在。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把英雄比作优秀的演员，那么时势就是舞台，智慧就是演技，二者缺一不可。千古兴亡，大浪淘沙，英雄的诞生，乃是将卓越的智慧充分附丽和作用于时势的结果。

周恩来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且应付裕如。他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鸽的平和与鹰的机智、水的柔情与火的炽烈，这些极为不同的双重品质潜藏在他的体内。人们迷恋他的风采，更为他的智慧所倾倒。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很有才干，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他比我强，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灵活地解决问题。”蒋介石称周恩来“的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就连一向不大抬举别人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也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入。”

从1927年直到1976年，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周恩来一直处于中共党政的高层。才干、品德和灵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永葆青春！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有着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那便是：不组织属于自己的宗派，避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适应性，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

在风雷激荡的二十世纪里，涌现了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世界级领袖人物，周恩来却是少有的既懂得破旧又擅长立新的政治家。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六年间，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治国主张，如：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等等。这些主张充满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其影响将会在中国长久地延续下去。

周恩来又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的和平外交战略和发展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符合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形势演进的总趋势。其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赞同，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因此也被世界上众多的政治家誉为“天才”般的思想。他运用的“求同存异”、“以民促官”等外交手段对打开中英、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起了关键作用，并为中国与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合作友好关系奠定了政策基础。过去有人仅仅把周恩来视为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执行者，并对“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否成立提出疑问，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周恩来不仅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执行者，也是这种外交路线的决策者之一。毛泽东在外交上主要倚重的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一生是如此成功，如此辉煌，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他迈向了成功之路？依笔者愚见，周恩来的成功一方面来源于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对理想执著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他天生的灵活性和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

周恩来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初，便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方法必须“因地制宜”。1924年他在法国谈到“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分阶段、有步骤地达到目标。那种企图一步登天，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主观不断趋近于客观实际的过程。聪明的人不固步自封，不囿于成见，而是自觉地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去适应客观实际及其发展变化，求得主观与客现的统一。周恩来正是这样，一旦他发现自己的认识背离了客观实际，便会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框架尸服从实际，服从真理。他开始从事革命时，把眼光投向城市，信奉“城市中心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觉察到广大落后的农村方才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特别是随着红军的壮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潜力和希望之所在。1930年4月，周恩来作出了“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的论断，这一论断成为他由“城市中心沦”者转变为“农村中心论”支持者的重要标志。

为了达到目标，周恩来能够充分利用每个历史时期提供的机遇，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在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前提下策略性地采取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直进的与迂回的、集中的与分散的各种手段展开斗争。他指出：“有人说共产党不惜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我们的目的，只要采用的方法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用，这就不是不择手段。”

周恩来深谙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直”与“曲”的辩证法，也特别擅长迂回进攻战术。1940年，他身边一位警卫员准备下连队当排长。行前，周恩来告诫他指挥作战要机动灵活。他打个比方说：敌人的机枪响了，上司命令你将敌人干掉，你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开阔地，一条是壕沟，你怎么办？警卫员回答：“壕沟！”周恩来满意地一笑：“对，灵活机动嘛，虽然开阔地也许离敌人的机枪更近点，可你还得迂回过去。”周恩来曾谆谆告诫共产党人：蒋介石是想用各种迂回办法消灭中共，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在好些初出茅庐的共产党人看来，革命似乎要事事处处慷慨激昂，直来直去，对于这些革命的门外汉，周恩来启发道：真正的革命者并非要时刻臂缠红袖章，头顶上时刻嵌着“共产党”三个字，这反倒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其他党派。

在外交领域，周恩来也惯常使用迂回进攻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敌视和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几乎想不出中国与他们改善关系的办法，但周恩来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宫”，即通过持久的民间商贸文化往来突破国家关系的坚冰。他曾对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说：经济和文化是外交工作的双翼，经贸对双方有好处，文艺体育交往易为人所接受。从经济和文化人手，曰积月累，到了一定程度便可以促成政治关系的解冻。中美、中曰关系的正常化便是以长期的民间外交为基础的。

除了天生的灵活性，周恩来还有罕见的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他能从一大堆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分辨出哪些是主要的，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而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撇置一边，即使是一团乱麻他也能迅速理出头绪。所以毛泽东多次称赞周恩来是个“好管家”。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对在自己面前告周恩来状的人反复说：“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

周恩来的智慧不仅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的政治智慧明显受到中国文化中“和为贵”、“执两用中”、韬光养晦等思想的影响；他的统战智慧极大地弘扬了“智、仁、勇”三达德的精神；他的人生智慧则几乎集中了中国历史上所有进德修业、为人处世思想的精华，如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做事留有余地；攻恶毋太严，教善毋太高；不强人所难，不急于求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临事而惧，三思而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晶。有位外国记者曾问周恩来：“您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居多呢，还是共产党人居多？”周恩来回答：“我是中国人多于共产党人。”

周恩来的智慧，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弄懂了周恩来的智慧，你就会彻悟共产党何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最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你就能明白，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何以历经曲折而仍能取得多方面的重要建树，并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