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复苏将从何时开始?美国的汽车厂与房地产公司为什么会成为金融机构的陪葬者?华尔街上,还会出现多少个麦道夫和斯坦福?在本书看来,信用的崩溃与滥用,正是经济崩溃的根源之一;而同时,信用的重塑,也正是经济走向复苏的推动力。
本书作者基于自己20多年欧美金融业的工作体验与观察,详细解读了美国信用体系的构成要素与演进历史,深入揭示了其中的完美之处与致命的漏洞,细致刻画了对信用的滥用击垮美国经济的內在机理,最终提出,重塑信用将是经济恢复活力的第一步。
本书深度透视美国信用制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为金融业乃至经济发展奠定一个健康的信用基础,都有着同样的借鉴价值。
本书深入探讨和分析了美国的信用制度,并以此为蓝本,详细介绍了其一百多年来形成的信用评估、信用报告以及信用法律体系;揭示了在如此完备的信用制度下,人们如何滥用信用,形成财富的幻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阐述了信用崩溃之后,汽车、投行等产业所面临的巨大困境;给出了一些重塑信用的建设性意见和措施。
本书适合房地产、汽车、银行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参考阅读。此外,对于信用制度研究方面的学者来说,本书也是必备的参考资料。
第一部分 解读信用制度
1 身份管理制度比较
在中国,如果谈起身份管理制度的话,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户籍制度和身份证制度。在美国如果问到这个问题,人们就会茫然。因为美国没有户籍,连身份证都没有。有些美国人没出过国或者不愿意出国,原因竟是办护照和签证过于麻烦。
西国家没有户口本
西方国家身份证是有的,却没有户口本。比如法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身份证制度,其现在使用的身份证模式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美国不同,其对本国国民的身份管理相当宽松,没有户籍制度。这和美国人的移民历史有关,也是基于方便人口流动的考虑。
籍贯这个说法是对外交往中最让人迷茫的地方。因为西方国家的人没有这个说法,更不会在个人身份证上注明祖居地。所有西方国家的类似的身份证件上写的都是个人出生地,强调的是个人行为,仅此而已。
社会安全号
在美国,家庭没有户口本,个人没有身份证,其居民管理制度运行得却一直很好。扮演着这种角色的有两种东西,一个是社会安全号,一个是驾驶执照。
美国的社会安全号是一个9位数的阿拉伯数字。为了便于区分,9位数分成了三组,前三位一组、中间两位一组、后面四位一组。
社会安全号只是信用卡大小的绿纸片,上面关于本人的信息只有个人的姓名和9位数的号码,其他关于个人的信息一概没有。对于国外人来说,如果是允许其工作的人,上面就会写到道:“只有在移民局批准的条件下允许工作。”否则就会写“不允许工作”。
与这张小纸片相连的另一侧是一般大小的纸,上面有邮寄的地址,背后附有简单的文字,说明这张卡只允许本人使用,9位数的号码应该记在心里,要把这张绿纸片放在安全的地方,这是个人的隐私。9位数的社会安全号可能随时会用到,卡一旦丢了,就要重新申请。找工作时这个卡必须要出示给雇主,以便雇主把此人的收人情况提供给社会安全局。
目前的美国,每一个当地的居民和常住的外国人都有一个社会安全号,这个号码会伴随着人的一生。多年前,短期去美国的人也可以轻易地申请到社会安全号,就像他们可以比较轻松地考到驾照一样。近十年来,美国对外国人管理得越来越严格,短期去美国的人,社会安全号不容易拿到,驾照也不容易考了。
美国人虽然没有严格的户籍和身份证制度,但是对社会安全号的控制却是相当发达的。对公共机构来说,每个人的社会安全号都被记录在政府有关机构的电脑里,政府人员是可以随时查阅的。比如,移民局可以调出这个号码,社会救助机构也可以调出这个号码。而对于个人来说,这个绿色的社会安全卡不必带在身上,放在家里就可以了。但是人们需要将号码记在脑子里,被问时告诉别人就行,而不必像身份证一样带在身上。
美国的社会安全号是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当政时开始实行的,当时只针对成年人,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加强了对国内居民和外国人的管理。原则上每个人出生后就要注册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美国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是全国联网的,无论人在哪里,有关部门都可以通过社会安全号来查询个人的背景。警察局也可以随时调出个人的号码,看有没有犯罪记录和偷税漏税的行为。
对于刚到美国的外国人来说,没有社会安全号意味着不是当地的长期居民,也就没有信用记录,当然也没有信誉,申请信用卡就会遭到拒绝,更别说找工作了。
社会安全号是美国人简单易行的身份证明。欧洲国家(比如法国)就没有这样的号。相比之下,法国人的身份证号码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它只是在政府机关查阅的时候才有用。个人无须记住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面对警察时应该出示的是那个证本身,那个号也太长根本记不住。法国人身份证上所写的内容也不复杂,它是一个两倍于信用卡大小的塑料卡,上面写着发卡的省份、个人姓名、出生年月、出生地以及国籍。身份证的背面还写有持卡人的住址以及是否允许工作的字样。
加拿大也有与美国类似的号码,只是叫法不同。加拿大人将其称为“社会保险号”,听起来似乎只与医疗有关,其实它的应用范围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类似。在许多场合,比如贷款、缴税,加拿大人都要出示此号码,儿童也拥有自己的号码。加拿大的社会保险号也是9位数,但是每3个一组,分成三组,是一个类似于信用卡大小的塑料卡,只有长期居民和加拿大公民才有权拥有这个卡。它和美国社会安全号用途类似,但是比后者的应用范围要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社会安全号是一种简洁而有效的制度。它简洁到除了9位数的号码和姓名以外,没有其他相关的信息;它有效到随时可以查询,也不容易做假,因为一旦进入计算机系统,假象就会暴露。
在美国,这个社会安全号虽然是每个人的个人隐私,原则上不能轻易透露。但是美国联邦法令既没有明示也没有禁止社会上的机构向人们提出查看其社会安全号的要求。比如,在银行申请账户或向信用卡公司申请信用卡甚至买手机时,都可能被要求提交社会安全号。美国法律并不禁止这些私人机构的要求,认为这种事情是双方的私事。
但是任何政府部门,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如果索要社会安全号的话,都有义务向人们说明目的和用途。以前,这种社会安全号不是经常出示给政府机构和其他社会私人机构的,只是近年来美国对居民的管理尤其是外国居民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出示社会安全号也成为越来越频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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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车耳是我的学生。他是全国恢复高考于1977年第一批被北京大学西语系录取的。在大学三年级时,他通过我的一位朋友的介绍,到北京大学蔚秀园宿舍来找我,向我请教如何才能考上经济系研究生。我在蔚秀园小山坡上的凉亭内,同他长谈了一个下午。他是学外语的,对经济和历史都感兴趣,于是我建议他报考外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我要他赶快旁听经济学高年级的专业课,并补上高等数学课。我还推荐了几本经济学名著让他细读。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他以优秀的成绩如愿以偿。在攻读研究生期间,他选修了我开设的好几门课程。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离开北京大学经济系以后,他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工作,但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先在法国,后来转到美国,都担任国内一家大型金融企业的驻外首席代表,同欧洲和美国的多家金融企业、工商企业打交道,对资本市场的业务相当熟悉。我到法国访问时,他专门为我安排了几次同法国金融家、企业家的座谈会;而我在美国纽约访问时,同华尔街银行界、证券界人士的几次晤谈,也是他联系的。他生长、求学在中国,又有在欧洲和美国长期商务工作的实践,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写作的这本书,很有特色。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错觉,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由于错觉的产生往往是对未来好的方面而不是坏的方面的幻想,所以错觉越大,失落就越大。
车耳关于财富错觉的观点有一定的新意,难得的是,他借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和推理,将经济学的观点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还附以自己绘制的各种图表,并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无论其论断对与否,会引起共鸣还是会引起争论,都会引起读者的重视。因此,不管怎么说,仔细阅读车耳这本书是值得的。连信用制度如此发达的美国,其财富错觉还这么大,以至于影响到其经济的增长、货币的稳定等等,而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刚起步,这本书应该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以免重蹈覆辙。
实际上,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许多事情不也会使人们产生错觉吗?如果深入中国经济的实际,认真分析研究,就会发现,仅看表面现象是会使人们产生错觉,从而会误导人们的。“山景总须横侧看”,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来思考,总会使人们受益。
我们常说,看问题有时需要换一种思路,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是避免产生错觉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一开始产生错觉不一定就是坏事。认识是反复的,在反复中经过比较,才能对事情的本质有所认识。
再说,任何事情发展到了极端都会走向反面,优势会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以转化成优势。这本书用大量的例子,辅以儒家中庸之道,揭示出一个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道理。它可以作为大专院校学生和教师、对外研究机构、国内各银行总部及分支机构风险管理部门的参考用书。对于从事国际贸易和金融合作的国内公司、政府有关机构以及研究学者,本书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连信用制度如此发达的美国,其财富错觉还这么大,以至于影响到其经济的增长、货币的稳定,而我国在现代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刚起步,这本书应该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以免重蹈覆辙。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