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带着2013年8月炙热的温度，聚集了古城村60多个人的热情。这温度加起来，就是常言所说的熊熊薪火，这薪火让400多年的古老民俗依旧在今天的相传中温暖和激动着很多人。是他们让我在70天的时间里，采访了60多个人，汇聚起40多万字的资料，形成20多万字的口述史料，最终整理成本书。在整理过程中，我不忍割舍下许多东西，但由于书籍字数限制只得割舍，在此向那些没被收录进来的人表示惋惜。马振才主任提供了村民交来的1000多张照片，看着那些年代久远的泛黄的照片，我似乎看到了古城村人的心怦然跳动着，这也激励着我在70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以至于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没有休息。这个古老的村落在21世纪的时候，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西长安街上的最后一个村落消失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耸立的高楼，我们祖辈们传下来的精神世界的财富能像这些高楼一样竖立不倒吗？从7月30目的第一天访谈开始，我在怀疑着，然而，还没有完全回迁回来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哪怕他们说上三言两语，也要表达这个村里生命的语言和热土的温暖，所以我要说，这是一本带着生命的鲜活和流淌着历史热血的一本书。
本次把古城村秉心圣会做了大致的梳理，有些文字是以梁云龙的笔记为基础。而访谈，则通过一些健在的玩角儿们，把零碎的片段口述出来，记录下来，尽可能还原历史，虽然有些说法不一，但依旧是历史存在。如太平歌会的公子郝赶年(郝殿银)在麻峪村娶媳妇的事儿；如太平歌会走会经过三家店和三家店高跷会比跳板凳的事儿；如石锁是闰家带回村，并传给村里人的，至于在哪儿学来的众说不一；如在八宝山庙会遇到狮子蹲门，田洪奎说他爸爸唱的是《一百单八黑》，就是打一鞭子唱一句，每句里要有一个黑，而另一些人则说唱的是《一百单八鞭》；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如“回乡”还是“回香”，“督管”还是“都管”等，因是口口相传，各有其理，为了准确和便于理解，本书编写中参考了一些其他相关书籍。
本书得以与读者见面，使古城村人能够有机会把祖辈们的一种精神和一份情怀记录下来，首先感谢村民们，特别是老玩角儿们。同时，非常感谢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抢救之举；感谢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感谢普查工作中给予大力支持的老古城后街社区居委会；感谢本书顾问张国栋；感谢古城村各档会的玩角儿们；感谢提供各方面支持与帮助的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主任高洪雁、副主任董聪慧；感谢马振才、黄杰、何京江、苗天娥、王春梅、甘丽娟、尹正植、李美新、杨强等相关人士；感谢提供珍贵照片的刘凤水、田洪奎、杨维琦、屈子杨等许许多多说不上名字的朋友。
时间仓促，不免遗误，敬请见谅和批评指正！
杨金凤
《方舆纪要》说：“唐时幽州管内当有广平县，亦分蓟县置。”对广平县的提法，《门头沟百科全书》在“广平县”条目讲：“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析蓟县西境置广平、武宁二县，东部为广平县，天宝四年(745年)二县俱省。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恢复广平县。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析蓟县西部与广平县东部置幽都县，区境东部仍属广平县，范围缩小，县治所由原古城(今石景山区古城村)迁至今门头沟区永定镇辛秤村。”按此说法，唐玄宗先是把蓟县地区一分为二，设立成广平和武宁两个县，广平县城地点在今古城村，四年后又取消了二县。到唐肃宗时恢复了广平县，县城地点还是在今古城村。25年后又有改变，唐德宗把县城由今古城村迁到了辛秤地区。也就是说，古城村所在地在唐代做过29年的广平县城，至少门头沟区的文史学家是如此认为的。今永定河西岸有“新城”地名，与古城村的“古城”相呼应，也可作间接的证明。
《光绪顺天府志》中“地理志九·村镇一”载：“三十五里古城村，亦呼城子村，或日《方舆纪要》所谓玉河废县，在府西四十里者，当即近此。”《方舆纪要》讲：“玉河废县在府西四十里，本蓟县地，五代时刘仁恭置。”“辽志：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方士王若讷，分蓟县置此县以供给之。辽亦为玉河县，今废。”《国门近游录》：“过长店冈而西，有县村，疑即古玉河县故址。”
玉河县历经五代、辽、北宋至金代初年，大体管辖范围在今永定河以西以北的门头沟地区。为什么永定河东岸的古城村地区跑到玉河县去了呢？这与永定河的故道有关。隋唐至五代时期的永定河河道与现在不同，它是从石景山南下后被鹰山和卧龙岗阻隔后，兜回东北，经水屯走现今的古城大街北去。那时的古城村地域恰在当时的永定河西岸，属玉河县的管辖范围，又离幽州城最近，做玉河县的城址是可能的。
《光绪顺天府志》《方舆纪要》等古籍记载说明，古代的学者认为古城村的古城以前曾是五代时的玉河县城所在地。(三)古城村的古城与宋辽时期的安祖寨有关
1995年11月在古城村村西出土了两块晚唐时期的墓志。墓志记载，墓主人“殡于幽州幽都县西界卅里房仙乡新安里岗原”，或“墓于幽都之西卅里新安原”。说明晚唐时古城村一带应该叫“新安里”，古城村之古城与新安里有关。
新安之“安”应源于安祖寨。安祖寨历史可能很早，至少唐代以前就有，唐代墓志称所葬地为新安，是北辛安得名之源。《宋史》记载，宋太宗讨伐辽，有大臣宋琪献计，建议兵出易水抵桑干河，出安祖寨，离东边的燕城才30里地。今衙门口地区古称“东安祖(佐)”，那么西安祖(佐)在哪里？它不能在衙门口的东边，而应在西，在今古城村西一带。因为唐代墓志的“新安”可能是“西安”之误。西、新音近，“安”则专指安祖寨而言，今古城村的“古城”二字应指昔日的西安祖寨。另，有西安就会有东安，东安应在今衙门口地区。有了南辛安，才有北辛安。既有新安，必有旧安。可见安祖寨的历史很长，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石景山地区是古老的永定河的出山口，河道在不断变化，必然影响到地面居民点的变迁。
京西古城村的“古城”得名应该至少在元代初年，而不会是明代的末年。根据之一是“叫古城必有所本”，那个“古城”至少应该指昔日的西安祖寨。按北京城发展从西到东的规律，西安祖寨的形成应早于东安祖寨，唐代就已经废毁过。查《北京史志》可知，安祖寨历唐、辽、金、元，多次废毁，原居民早已四散。明代移民来古城村现址后，把村西的古寨遗址叫“古城”顺理成章。辽、金、元时期治理永定河，西安祖寨应该有军队驻扎。其北有金沟河古道，永定河主河道也会在卧龙岗受阻后，掉头向此处冲来。那时的军营，必须有简易的营寨才可保证安全，住在西安祖寨遗址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原古城村西有一道叫土龙岗的高坡子，可能就是金元时期营寨利用旧时西安祖寨的遗迹。P5-6
2005年，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提出“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在北京市“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名录体系逐步完善，传承人保护逐步加强，宣传展示不断强化，保护手段丰富多样，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中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第八条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在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市于2010年开始组织编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丛书的作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以及各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对本专业有深厚造诣的著名专家、学者。这套丛书的出版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编写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内容真实可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第一要素就是项目内容的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和谐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多方面的价值。之所以有这么高、这么多方面的价值，都源于项目内容的真实。这些项目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着形成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状态以及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与审美观念等。非遗项目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基层工作者，通过走乡串户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材料，并对这些田野调查来的资料进行登记造册，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情况建立档案。在此基础上，各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进行代表作资格的初步审定，首先由申报单位填写申报表并提供音像和相关实物佐证资料，然后经专家团科学认定，鉴别真伪，充分论证，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向各级政府推荐的名单。各级政府召开由各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对推荐名单进行审批，然后进行网上公示，无不同意见后方能列入县、区、市以至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中各本专著所记述的内容真实可靠，较完整地反映了这些项目的产生、发展、当前生存情况，因此有极高历史认识价值。
第二，论证有理有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三大标准：一是历史认识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列入市级保护名录的项目基本上要有百年传承历史，通过这些项目我们可以具体而生动地感受到历史真实情况，是历史文化的真实存在。二是文化艺术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性，反映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历史，体现了北京市历代人民独特的创造力，是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科学技术价值。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们在当时所掌握的技术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直接反映着文物创造者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程度，反映着当时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丛书通过作者有一定学术高度的论述，使读者深刻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更多的是一种现存性，对体现本民族、群体的文化特征具有真实的、承续的意义。
第三，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知识性与艺术性并重。丛书的作者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某一领域中的权威、知名专家及一线工作者，他们撰写的书第一是要让本专业的人有收获；第二是要让非本专业的人看得懂，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公众事业。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工程，越是在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要坚守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不能忘了回家的路。为了提高广大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这套丛书对各个非遗项目在文化上的独特性、技能上的高超性、发展中的传承性、传播中的流变性、功能上的实用性、形式上的综合性、心理上的民族性、审美上的地域性进行了学术方面的分析，也注重艺术描写。这套丛书既保证了在理论上的高度、学术分析上的深度，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愉悦性。丛书对非遗项目代表人物的传奇人生，各位传承人在继承先辈遗产时所作出的努力进行了记述，增加了丛书的艺术欣赏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民性很强，专业性也很强，要达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目的，还要取决于全社会文化觉悟的提高，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了解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爱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意识，激发我们的文化创新精神。同时，对于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优秀文化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本套图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2012年2月27日
现今北京地区最完整的花会，包含十三档花会，延续数百年，保存如此完整极为罕见，是揭示原汁原味北京民俗风情的活化石，富有北方民俗文化特色。《秉心圣会》(作者杨金凤)全方位介绍花会产生背景、花会特色、呈现形式，部分口述内容记录真实可靠，《秉心圣会》对于节庆日民俗花会的开展具有可实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对非遗项目代表人物的传奇人生，各位传承人在继承先辈遗产时所作出的努力进行了记述，增加了丛书的艺术欣赏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民性很强，专业性也很强，要达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目的，还要取决于全社会文化觉悟的提高，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这本《秉心圣会》(作者杨金凤)是其中一册，全方位介绍花会产生背景、花会特色、呈现形式，部分口述内容记录真实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