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是未名传记图书馆系列丛书之一。该书是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晚年所写的一本自我评传，追溯了自己一生成长中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事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人及其理论。

《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是一代人类学大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思想地图。在书中，他回首了自己四十年的学术旅程。《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里的深刻体悟及谆谆忠告，颇值得后来者用心体会。

1 城镇

2 国家

3 文化

4 霸权

5 学科规范

6 现代性

这些，就是事实。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由此产生的怀疑，无论是对我本人还是对我的听众的怀疑，与上述种种或类似叙述赖以建立的实证基础，没有太大关系。基于人类学“证据”准则的特点(效仿力学或生理学那样更为严肃刻板的学科)，人们常常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怀疑，又在相应的限度内，以同样的方式平息他们的怀疑。注脚常常有所帮助，逐字照录文稿更为有益，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数字通常占有优势。但对人类学来说，这些都只起辅助作用：它们当然很有必要，但却并不充分，没有切中要害。问题(正确性、根据、客观性、真相)存在于其他地方，很难仅凭方法的灵巧就可企及。

部分问题在于：这些宏大的理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客观性”要避免的是什么？激情、相对性、直觉主义、偏见？“正确性”所要提倡的又是什么？精准、忠实、说服力、真实性？但是，说得更深刻些，问题在于借用这些来改进的叙述机制。那些最初只是一面之缘的经验，和并非完全亲眼目睹的事件，最后究竟如何变成成形的、被记录或重述的事实？这似乎主要得益于过程中集合而成的总体印象，也就是那些关于事物之间如何联系的经过加工的意象。我决定(这的确是个决定)将派尔展现成政治斗争场所，将塞夫鲁描绘成道德风俗场景，我的叙述所描绘的世界就是这样被勾勒出来的。不管现实是什么，除了它确实存在以外，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两极对立、精心炮制的暴行、偏执的忙碌、样板化的形式、移民潮、社会分际的模糊)，不可避免地来自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

问题是：我们谈论它的方式又来自哪里？人们偏好的答案再次是，它来自于只要我们睁大眼睛，将个人利益摒弃一旁，正确地运用方法就会发现的事实。每一件事情都如其所是，而非他物；斗争就是斗争，场景就是场景。信仰、观点、视野、判断等一类的观念，可以被创造出来，可以借自他人，可以从理论中衍生出来，甚至可以穿越梦境而来，或是取自诗歌。但是，正是事物本身存在的方式，授权我们对其加以运用。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忠于事实本身地去描述它。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当然不会试图为这一立场的对立面进行辩护。然而，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想法在头脑中组合，事物在世界上存在，后者将前者剪裁成符合一定尺寸的标准)，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学研究如何获取知识，大为可疑。质疑派尔是否真的是一连串纷至沓来的纷争，或者塞夫鲁是否真的在失去原有形貌，就像质疑太阳是否真的是一个大爆炸，或者大脑是否真的是一台电脑。关键是：你这么说到底想说什么？究竟哪个部分触动了你让你那样去想？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建构方式，比如太阳是个火炉，塞夫鲁是个熙熙攘攘的场所；派尔像一曲舞蹈，大脑是一团肉。究竟是什么促成我得出我的看法？

如果这些看法并非天衣无缝，那么支撑或驳斥它们的，就是其本身所引发的进一步的比喻。这些比喻会引发更为详尽的描述，并能在同关于其他事物的表述发生交集时，拓展描述的内涵，加深其意蕴。我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其他发生的事情，另一个仅是惊鸿一瞥的体验，或是未曾完全目睹的事件。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事情真的发生时，能否找到有用的东西来描述它。我们永远不必担心事实匮乏，但是我们常常需要担心意象(sign)枯竭，至少有必要担心旧的意象在我们手上枯萎而死。事实之后(ex post)的分析，总的来说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天性：通常事实发生在前，观念形成在后；这是人类学中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目的是设计出某种多少能够理解或阐释所发生的事实的话语体系。

建构话语体系和再现结构(通过这个框架，可将所发生的事实转化为论断和观点，并佐以论据)，是以再现事实为己任的人类学家们所孜孜以求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在这样做。自然也有人坚决反对这样做。但是，受到质疑和反对的，是此类体系、结构、符号形态和表达方式，而不是事实本身。真正的事实本身只有先知才能知晓。我讲述这两个城镇的故事，并非只为求异，更是希望对其进行诠释。我从我认为该开始的地方展开带有地方场景的故事，现在我既已摆脱直接压力，就想用一种能够超越并涵盖特定契机、随后又能反哺之的方式来谈论事实，希望精心打造一种能够进行意义比照的语言，以求从这些年来在漩涡和汇流里踉跄摸索的过程中阐发某种意义。

对一个民族志学者来说，一切都是由一件事导出另一件事、第三件事，直至根本无法为人所知的事。超越派尔与塞夫鲁本身，其周围、之后、之前、之上的，是大量与之相关的事物：我该怎么称呼它们？实践？知识？社会形态？事实？谁要想从研究中获得比八卦猎奇的信息更有价值的东西，谁就必须让这些相关内容在其研究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开启这种论述无疑是艰难的，但要中止它则更为艰难。

因而，我的这一具有特定指向(ad hoc)的临时性(ad interim)工作，便将数千年的历史同持续三周的屠杀拼凑在了一起，将国际冲突与城市生态拼凑在了一起。无论是关于稻米或橄榄的经济，关于种族或宗教的政治，还是关于语言或战争的运行机制，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融入最终的建构。地理学、贸易、艺术和技术，同样如此。结果必然是不尽如人意的、笨拙的、不可靠的乃至粗制滥造的：一个大而无当的新式发明。人类学家，至少是那些希望让他的发明变得更为精巧却又囿于其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任由思绪飘荡的狂热的修补匠：就像威尔伯笔下的汤姆·斯威夫特(Tom swifl)那样，于一个安静的时节，在后院组装出一艘飞船。

P20-22

人类学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知识群体。他们在全世界行走，当然更多的是行走在异国他乡，到最偏远的地方居留，能讲当地人的语言，知道怎样融入陌生人群而掏出他们的心里话，获解他们的地方知识。他们把所见所闻、所历所感铺排成篇，挥洒成文，作为一种文化呈现给自己的社会，呈现给心中所勾画的一个互相理解的未来世界。

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大不相同。此中差别，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因为有人类学家群体的参与，不同人群的心理距离极大地被拉近，地球才在感知上缩小为一个“村”。

今天的我们与我们的太爷爷辈在长相上仍然颇为相似，但在观念的构成上肯定非常不同。今天的我们与地球其他角落的人群在体质上颇为不同，但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却颇有共同之处。此中变化，当然也是人类学家群体参与造成的。

人类学家是现代社会的魔法师，或者说，人类学的知识在现代社会发挥了魔法一般的作用。一个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十分遥远的世界，被人类学家的专业知识拉得很近。对于异国，对于异族，不仅是中国古人才有山海经式的想象。每个民族自然都曾经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但是，自从人类学作为一种专业在近百年前形成以来，那么多民族志文本、民族志电影把远方异民族的生活情景“搬到”各个社会，“呈现”在人们的客厅、书桌、床头，逐渐把一个民族之间充满隔阂、疏远、偏见的世界，微缩为相互颇有了解、分担大量共享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尽管人类仍然充满民族问题，但是人类社会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进路上，无疑已经走近第三个阶段。人类的这个历史进步要归功于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人类学家群体的贡献最为卓著。恰恰是人类学家掌握着改变人们的异族偏见的魔法。人类学家发挥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从创造超越成见、解放异端的知识条件开始的。

人类学家让自己的社会对他人社会感兴趣，无论是借奇风异俗(夸富宴、库拉交换，礼物之豪，斗鸡，割礼)说事，还是从日常生活着眼，归根结底要把他人引入自己的社会，一方面固然是要引导人们发现他人社会的优点，反思自己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要让自己的社会学习如何把他人和我群当做同类来思考，并最终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思考。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宏愿，也只有在学界能够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来经验性地思考的条件下才是现实。

人类学家与现代世界或者世界的现代性是共生的。传统时代的特征是小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和小共同体之间因为差异而对立。世界的现代进程却是给小共同体注入多样性，给差异的共同体增加共同性。在同质性强的小社群之内造就文化的丰富选择，在差异、对立的社群之间造就文化共享。

现代社会因为人类学家而不同，因为人类学家的积极参与而更美好。

读人类学家的大作，我们会十分崇拜人类学家的智慧、学识，以及呈现异文化的大德大能。但是，当人类学家的传记把我们带到人类学家的工作现场，带到人类学家的情感世界，人类学家的职业活动和个人生活都一并摆在眼前，我们对人类学家作为学人和作为普通人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表现出的人的两面性，也就有了某种身临其境的体认。

人类学家在异国他乡的调查现场总是纠结着复杂的情感：临近进入的兴奋与长时间工作形成的焦虑、融入其中的喜悦与作为外来者的孤独、有所得时的满足与挫折造成的消沉，总是如影随形。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情感历程，无一例外是过山车的体验。这是他们个人的经历，这却也是人类不同民族相遇相处的心理的一种表征。人作为个人的内心总是孤独的，但是人能够结成社群过某种社会性的生活。这之中的关键或驱力是，人对同类感兴趣。人类学家把人类的孤独体验到了极致，也把人类寻找与他人共处的努力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无论在人性的体验上，还是在解决人性缺陷的不懈努力上，人类学家的经历都最好地诠释了那个时代真正“属人的生活”。

不辱使命的人类学家在智商和情商上都是不同寻常的人，这样一种人一代代地聚成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构成人类知识生产中一道魅力无限的风景。喜欢把梦想寄托在远方的年轻人，很容易在人生的一个时期迷恋人类学；总在心里为“新异”留一个角落的学人，很容易一生都留意人类学的新成果。人类学是因为人类学家而引入入胜。在知识生产的竞技场上，大多数学科都是在体育场、体育馆里比赛，人类学家却总是跑一个人的马拉松——他们一个人跑得很远，最后才回到体育场接受公众掌声的慰勉。所以，很多人喜欢人类学，然而总是只有少数年轻人会下决心，把自己的求知之志献给并没有跑道的这项特殊的马拉松。惟其如此，人类学总是一个很少数的特殊知识群体所从事的学业。

高丙中

201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