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透视桂系军阀的形成演变。俯瞰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展现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本书的传主李宗仁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为官一方，做过省长；他带兵打仗，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因此，按照一般的名位观念，他称得上是尊者。而人们更为看重他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做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不管他是否真正掌握了号令天下的实权，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从名位上讲，他也算是当过“一国之君”了，当然也可以算是“王者”了。然而，他一生中多遇坎坷，几经落魄，生命未以尊者始，亦未以王者终。

李宗仁的一生，是在风雨磨难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即有过辉煌时光，亦有过黯淡岁月。他出身微寒，切身体会过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极人臣，做过人民的统治者；他镇压过共产党，又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为中华民族立下过显赫战功；他指挥过与共产党争夺江山的战争，曾被列为共产党通辑的二号战犯，而最后他又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殊荣；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曾与蒋介石枪炮相向；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辑的要犯，又曾坐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头把交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曾经离开中国，既没有留在祖国大陆，也没有跑到台湾，而是远渡重洋在美国当了多年的寓公；他娶过3位妻子，却一直有两位太太与他并存于世……

第一章 走上军人之路

 一 故乡与家世

 二 少年时代

 三 军校生活

 四 初涉军旅

第二章 新桂系的崛起

 一 自立门户

 二 养精蓄锐

 三 李、黄、白联盟

 四 讨伐陆荣廷

 五 平定广西

第三章 参加北伐战争

 一 投靠广东革命政府

 二 赴穗策动北伐

 三 转战湘、鄂、赣

 四 卷入反共逆流

第四章 争夺中枢权力

 一 逼蒋下野

 二 柄政南京

 三 讨伐唐生智

 四 排汪得手，拒蒋未逞

第五章 内战中的沉浮

 一 倒程夺湘

 二 裁兵风波

 三 蒋桂战争

 四 流亡香港、西贡

 五 联盟反蒋失败

第六章 建立广西独立王国

 一 老巢新筑

 二 西南开府

 三 整顿广西

 四 “围剿”红军

第七章 竖立抗日大旗

 一 观望与游移

 二 两广事变

 三 首倡“焦土抗战”

 四 参加抗日统一战线

第八章 八年烽火岁月

 一 北上抗日

 二 奏捷台儿庄

 三 转战中原

 四 坚持抗日立场

 五 推行“新政”

第九章 内争与内战

 一 韬晦北平行辕

 二 卷人反共内战

 三 竞选风波

 四 代理总统

第十章 梦幻的最后破灭

 一 勉力收拾残局

 二 无奈主持“和谈”

 三 赴险陷入绝境

 四 绝望出走美国

第十一章 最后的归宿

 一 走下“元首”宝座

 二 寂寞的流亡生活

 三 海外归来

 四 人生旅途的终点

李宗仁经营玉林期间，广西省政仍处于混乱状态。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号召南方军阀讨陈，无暇顾及广西。此时，在上海坐观局势的陆荣廷按捺不住了，他乘着广西省政混乱的时机，企图夺回广西王的宝座，演出了一场回光返照的闹剧，使得本来已经混乱不堪的广西，更加乌烟瘴气。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混乱局面，使得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1922年夏，陆荣廷旧部陆福祥、韩彩风、蒙仁潜、刘日福、陆云高、谭浩澄、李绍英等人，以自治军的名义，电请陆氏回桂主持军政。其他大小自治军头目，亦想借机捞一把，纷纷致电或干脆派人专程赴沪“恭迎”老帅复出。陆氏喜出望外，一面派人与北京政府通气，一面在上海赶印200万元广西纸币。9月，陆氏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携姨太太与十余随从取道越南进驻广西龙州。10月，北京政府发表陆氏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并应允发给枪弹100万发。次年，陆荣廷以边防军务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为由，又向北京政府讨了一个“广西全省善后督办”的头衔，并由龙州移驻南宁。

陆荣廷回桂后，首要事情是整顿军队。为了控制全省军队，他先后约请各自治军首领到他的宁武庄老宅会晤，除陆福祥、林廷俊、韩彩凤等桂系宿将外，李宗仁也在邀请之列。

李宗仁对陆氏返桂，既未表示欢迎，也未表示反对，而是对陆采取了不即不离的圆滑态度。为了敷衍，也为了观测，他没有拒绝陆氏的邀请，于1922年底与陆会晤。陆为拉拢李宗仁，对李礼遇有加，派他的专车到南宁接其赴宁武庄。据李宗仁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汽车。到了陆宅后，李受到盛情款待。但陆氏除向李述说对粤军的愤慨及自己的委屈之外，并未谈起桂省军政大事，李亦未便多问，在宁武庄住了一天就告辞了。很显然，陆、李两人之间，彼此并不信任。

陆氏与自治军主要首领接洽之后，深感广西人事全非，即使是他往日的心腹，此时亦不复听其调动。如蒙仁潜因北京政府发表张其锂为广西省长而心中不平，便丢开陆氏而撤离南宁。又如陆云高原来还可在南宁收收税，此时深恐为陆氏控制，也匆匆离开南宁，跑到玉林，向李宗仁“商借”贵县暂住。李明知有借无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还是将所部撤出，把贵县让给了陆云高。由此也证明，在当时的广西，谁的人多枪多，谁就可以称霸称王。

面对广西混乱局面，陆荣廷以“广西全省善后督办”名义，命令取消所有自治军番号，统一由陆氏另颁序列及委任状。李宗仁自创的“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番号也被撤销，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任命李宗仁为旅长，下辖3个团，原来的3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豌分任团长。李宗仁自立门户以来，向以独立为宗旨，不愿受任何势力节制，但他顾虑自己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据他说，他手下各支队司令均不愿改变番号，劝他“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这是因为，“司令”改为团长，听起来不如前者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李宗仁的“总司令”改为旅长，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不换面而了之。

陆荣廷改变广西各军番号，原意是统一全省军权，但他的目的并未达到。他在发表军队番号的同时，命令各地自治军呈报名册，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军首领多不愿受陆氏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陆荣廷徒有一统广西的雄心，却难能作为，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正当陆荣廷企图重整广西军政的时候，孙中山发动的讨陈战争爆发了，桂省不可避免地重新卷入战争，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复杂起来。而在杂沓纷乱之中，李宗仁等新桂系却找到了发展的机会。  1922年12月6日，滇、桂两系各有军事首领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广西省藤县白马庙举行军事会议，制订讨伐陈炯明的联合作战方案。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将领有杨希闵、张开儒、范石生、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会议决定成立讨贼军，推举杨希闵为讨贼军滇桂联军总司令，定于12月10日出师，桂军刘震寰部从西江右岸东下，滇军杨希闵部从西江左岸东下，会师梧州；桂军沈鸿英部由贺县出怀集、广宁，向清远、三水、广州攻击。1923年1月，讨贼军攻克广州，陈炯明败走东江。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新设立大元帅府。

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为的是恢复广东基地，发动国民革命。但参加者却动机有别。原桂军将领沈鸿英，即是怀有个人野心者。此人泥瓦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时受招安成为桂军将领。1921年孙中山发动援桂战争，沈鸿英见桂军兵败，通电宣布自治，并自称为救桂军总司令，妄图取陆而代之。后因其未受粤军信任，只好避人湖南依附直系军阀吴佩孚。1922年11月，沈见广西群雄蜂起，八桂无主，于是窜回桂北一带，招兵买马，队伍扩至2万余人，遂打出广西自治军第一军的旗号，意欲囊括全省。是年底，沈氏参加“白马会盟”后出兵广东。占领广州后，沈氏勾结杨希闵赶跑了国民党的胡汉民。1923年4月，沈鸿英宣布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的“督理广东军务”职，得到直系军阀支持后称兵作乱，被孙中山打败率残部万余人从广东退回广西，占据桂林一带，企图东山再起。

沈氏返桂后，急图扩充武装。李宗仁的3000余人、枪和玉林地盘，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派其子沈荣光来到桂林向李游说。沈荣光曾肄业于南宁将校讲习所，可算是李宗仁教过的学生，所以李对其并无客套。沈荣光告李如同意收编，可在其父手下充任师长。李历来反感绿林出身的人物，更不屑沈氏的反复无常。所以径直对沈荣光讲：“如果你们再不长劲，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遂将沈荣光顶了回去。李氏素以稳重著称，此次敢于顶撞沈氏，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桂林，我在玉林，他鞭长莫及，莫乃我何。”

当时李宗仁对于两广纷乱的局势，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一切以保存与扩大自己的实力为处理事务的原则。如滇军讨陈途经广西，李为确保玉林地盘，曾与刘日福合作，在贵县与桂平之间与滇军作战，但知滇军志不在桂后，并未与之发生激战，闭眼任其东去而不再追击。再如，陈炯明也曾派人到玉林，以10万发子弹为交换条件，怂恿李部出击滇军，李宗仁不问情由，唯以得到子弹为目的，即派统领陆超率兵出岑溪接护子弹，后因陈炯明食言而不了了之。

李宗仁不愿卷入纷争，并不表明他没有一统广西的雄心，实际上，此时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积蓄力量方面。在两粤纷乱时期，李宗仁对外采取中立态度，对内则加紧扩兵。为了补充部队枪械弹药，凡有其他部队从玉林过境，他都派人前去收购枪弹。他还派人前往香港，买回大批弹壳和无烟火药，雇人制作子弹。另外，为了鼓励入伍者自带武器，他还规定，凡自带枪弹来投者，视其所带多寡而给予一定军职。如玉林豪绅文荔村之子文毅伯带30支步枪来投，李便给了他一个连长的职位；陆川李瑞金带来20余支枪，也弄了个连长来当。

李宗仁不为局势变幻所动，但在他队伍内部，却有人不甘寂寞，希望在激烈动荡的局势下有所作为。于是，李、黄分途发展，李宗仁坚守玉林，而黄绍竑出师梧的事情终于发生。

黄绍站投靠李宗仁后受到后者礼遇，对李自然十分感激。但在玉林期间，他对李保守地盘的方针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仅靠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收入，只可勉强维持部队而不足以图发展，枪械子弹更不易补充；保境安民，形同中立，终久不是个办法。几经考虑，他于1923年1月密派陈雄到广州与白崇禧联络，白赞成黄另图发展的意见，并告黄说他可负责与孙中山的广东政府进行联络。

不久，黄绍坊找到了另图发展的机会。沈鸿英向李游说未果，转而做黄的工作。恰好黄的一位堂兄在沈的司令部任秘书，由其牵线，沈委黄为第八旅旅长，允驻梧州；黄则想以接受改编为名，乘机占据梧州，将其作为日后发展的基地。双方各有所图，于是很快就达成了协议。P49-52

重视名位，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之一。所谓名位，简单地讲，就是名份与位置，它既包容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深奥玄机，又涵盖了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认可的浅显道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自然万物，还是对于社会人事，我们的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名位作为认识事物、解释事物的一种尺度。当然，由于认识的对象不同，认识的主体不同，更由于社会时代的不同，名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含义。但是，无论名位的含义有多大的差异，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心理习惯，人们却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断地确定或变化着被认知事物的名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位的具体含义并不重要，而重要的却是这种世代承袭的认知事物的方式本身，它明显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名，可以是自然物状，也可以是社会法理。所谓男女长幼，是名的自然物状，而所谓尊卑贵贱，则是名的社会法理。名，决定了位，中国谓之中，意乃天下之中，这是老祖宗们综合了自然物状与社会法理之后，给自己国家的命名定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中国为瓷器，实在是洋人对中国的不恭。位，亦可以表名，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这是孔夫子教导人们以物状见法理，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位，来表道德规范的名。至于人们在社会中的所属境地，或君或臣，或父或子，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每个人都有其社会认可的名位。

显而易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注重名位的现象，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文化心理，它也反映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而强加给人们的一种意志。如果仍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血缘文化的痕迹。当了皇上，活着是真命天子，死了叫龙驭上宾，子孙可以龙脉相承，即使改朝换代了，或许也可弄张铁券丹书护佑身家。天子之下，官宦可以世袭，耕读可以传家，即所谓“官有薄状，家有谱系”，这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在以血缘文化为内核的名位心态下，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由于对名位的极端重视，中国还出现了一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问——谱牒学，它专门研究人的血缘家世，为人的升迁衰落寻找根据。皇上有《玉牒》，官宦有《世谱》，百姓有《家乘》，什么《宗谱》《族谱》《房谱》《全谱》《分谱》《支谱》等等，名称无以计数，数量之多，超出正史典册何止十百千倍。仅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就搜罗了中国谱书万种以上，至于民间所藏，更是充栋汗牛。更值得人们思索的现象是，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续谱之风不仅没有在中国绝迹，反而死灰复燃，渐成风气。这难道不正说明，从老祖宗那里承袭而来的以血缘文化为内核的名位心理，至今还发生着影响吗？

然而，随着世道的变化，物境的迁移，名位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活着的人，或天资分别，或勤惰不同，或机遇有异，人一生中可以大起大落，不断改变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或许昨天高居庙堂可以呼风唤雨，今天却远处江湖而难能立命安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既有作过讨饭和尚的皇上，又有捧着金碗要饭的“宰相”吗？可见，人活着，名位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如果说人的沉浮是由个人的原因和社会的条件造成的一种客观结果，那么人的名位的变化，又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死了的人，社会对其名位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身后并无改变名位的问题，因为随着他的死亡，他便失去了社会属性的名位，仅仅保留了用以确定他是某某的子孙、某某的先人的自然属性的名位，而这种自然属性的名位，除了他的后人，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去注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变换名位的问题。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些人身后的名位，却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或出于这样与那样的原因，对他们的生平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因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身后的社会名位，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些人，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历史人物的人。

当然，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逻辑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有过生命历程的人都应该算是历史人物。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人所起的作用却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既表现在性质上的进步与反动，又表现在程度上的大与小。一般来说，性质上的差别并不决定这个人是否人们关注的历史人物，而程度上的差别，即无论是进步也好反动也好，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大小，往往才是他是否被称之为历史人物的决定因素。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是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从这点来看，历史人物又是一个被限定了的概念。而我们所说的人的名位的变化，也主要是对这些人而言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们关注和愿意评判的对象。一个在历史上曾经风云过的人物，也许他的影响早已在岁月中消失，但是他所留下的历史，却永远会受到后人的评判和褒贬，名位的变化便也从这种评判和褒贬中而产生。

确定人的名位，是人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习惯方法，但却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为了确定名位，有所谓盖棺论定，也有所谓平反正名。有时，它可以简单到非法既儒的地步；有时，它又可以复杂到对刽子手也要找出他是善人的无数根据的程度。于是，圣人与小丑，暴君与英雄，他们之间的位置可以被颠来倒去，可以根据社会的或是评判者个人的不同需要，给他们加上不同的名头。这样一来，因为确定名位而混淆历史实际的事情就难于避免了。而我以为，评判历史人物，由于受到社会环境与个人认识方面的种种影响，难免会有一些近于结论性的褒贬之辞，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允许的；但是在褒贬的同时，评判者也应该努力摆脱注重名位的心理习惯，既不要把被评判者一下子送上天堂，也不要把他一下子打人地狱。尤其是给历史人物立传，为的是给人们评判历史人物提供依据，因而，叙述历史更应该努力尊重事实，不要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

发了一通议论，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但是笔者写作此书愿意努力遵循的一个原则——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从这里引发而来的。所谓“不为王者饰，不为尊者讳”，自古以来就是被人称道的史家美德。但遗憾的是，这种美德却很难被发扬光大。而且在实际上，它往往被另一条古已有之的名言所取代，这个所谓名言，就是经常被人们引来说明世事变迁的那句话：“胜者王侯败者贼”。当然，如果仅从确定名位的角度加以解释，这句话似乎也不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真实，总结了切合社会心理习惯的认识经验。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是评判历史人物的一个主观前提，那么历史就不仅难于解释清楚，而且还有被歪曲的危险。因而，尽管“胜者王侯败者贼”具有社会的真实性，却不能用它去解释历史，更不能以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标准。

本书的传主李宗仁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为官一方，做过省长；他带兵打仗，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因此，按照一般的名位观念，他称得上是尊者。而人们更为看重他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做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不管他是否真正掌握了号令天下的实权，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从名位上讲，他也算是当过“一国之君”了，当然也可以算是“王者”了。然而，他一生中多遇坎坷，几经落魄，生命未以尊者始，亦未以王者终。

李宗仁的一生，是在风雨磨难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即有过辉煌时光，亦有过黯淡岁月。他出身微寒，切身体会过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极人臣，做过人民的统治者；他镇压过共产党，又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为中华民族立下过显赫战功；他指挥过与共产党争夺江山的战争，曾被列为共产党通辑的二号战犯，而最后他又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殊荣；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曾与蒋介石枪炮相向；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辑的要犯，又曾坐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头把交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曾经离开中国，既没有留在祖国大陆，也没有跑到台湾，而是远渡重洋在美国当了多年的寓公；他娶过3位妻子，却一直有两位太太与他并存于世……

由于社会背景的区别，也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对于李宗仁一生的是非功过，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评说。但是，无论是怎样的评说，总要以史实为据。而人们对李宗仁的真实历史有多少了解呢？大概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李宗仁命运多变，一生动荡，起落无定，因而即使是与他有直接社会关系的人，虽然其中有人与之荣辱与共，过从甚密，但却无人与之相伴终生。于是，有人对李宗仁一生某个阶段的历史，可以了如指掌，而对他另一阶段的历史却不完全清楚。所幸，李宗仁曾留下口述自传一部，为人们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提供了线索。但是，与任何自传一样，作者叙事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因此而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也难免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了记忆，因此而误记了历史。这对于作者，不应该克求，对于读者，却应该留意。也有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述及李的故事，但由于每个人掌握的史料不同，或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说法容易出现歧异，这也是读者可以谅解的。

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为历史人物写传，自然要评判笔下人物，但这不应该是作者的主要目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所谓是盖棺论定，它所反映的仅止是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对评判对象的认识程度，而不能把它看成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后结论。如果刻意为历史人物讨个说法，往往容易受到名位观念的影响，或者因循守旧，或者标新立异，反而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当然是历史研究者应该极力避免的。为李宗仁写传也是一样，书中免不了要对传主发些议论。同时，因为笔者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所以议论中也难免带出有主观倾向的褒贬。但是，这并不是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我所力求达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历史的真实，为他人了解李宗仁的生平，进而对其作出个人的评判，提供一些素材。我还希望，读者能够像宽宥李宗仁的口述著作和其他人的有关著述中出现的差错一样，对这本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也予以宽宥。我更希望，李宗仁的亲朋好友和对李先生的历史素有研究的专家，能够对这本书有所指正，以使我增长知识，得到教益。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广西桂林人，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79岁。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他在生命晚年，还以两件“武器”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一件是回归大陆，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一件是藏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完成出版。这两件“武器”，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