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现任世界华文文学家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南通《江海纵横》执行副主编。本书是《文坛话旧》的续集，是以作者的旧著《文海钩沉》为基础编成的。其中的某些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大多在当时发前人之所未发，到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本书共分四辑，依次是“文海钩沉”、“文坛内外”、“文苑漫笔”和“鲁海偶拾”。真所谓“文坛大家齐聚，迷人风采重现”。

这本续集，是以作者的旧著《文海钩沉》为基础编成的。其中的某些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大多在当时发前人之所未发，到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例如纪念鲁迅的散文《一面》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在课堂上讲解，但对作者阿累，教材和参考资料上从来未作任何注解。1985年作者在上海书店的《古旧书讯》发表了《阿累其人》一文，很快有学者写信给刊物编辑，称许文章解决了他困惑多年的难题。再如《记左联诗人辛劳》一文1990年于《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发表后，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又由于它最先考证出辛劳家乡乃是现在的海拉尔，因而受到海拉尔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成为该市地方名人研究的重要资料。这是一篇最早较为全面发掘诗人生平和创作情况的史料文章，此后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他的研究，至少在七、八年以后。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也大抵如此，它们曾经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提供过有用的史料信息，至今也还有一定的学术生命。

文海钩沉

 中国俳句的耆宿葛祖兰／3

 汪静之的诗伴侣符竹因／7

 被遗忘的现代作家谢冰季／10

 魏中天和《我的母亲》丛刊／15

 现代戏剧的先行者谷剑尘／19

 萧红的旧诗／22

 诗人化铁印象／25

 地理学家钱今昔的文学活动／29

 现代小品文研究的先驱李素伯／32

 柳亚子的幼女柳无垢／40

 “左联”诗人杨骚评传／43

 中国诗歌会诗人孤帆／78

 记“左联”诗人辛劳／80

 “左联”的发起人之一黄芝冈／87

 创造社的元老何畏／92

 殷夫译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97

 阿累其人／99

 丁玲与沈从文晚年失和之谜／102

 英年早殇的演员和诗人江村／107

 江村的诗歌创作／112

 郭沫若与诗人周又光／118

 华君武与陶亢德／123

 丰子恺与诗人袁同兴／125

文坛内外

 梁实秋的籍贯和生年／131

 诗人姚江滨的生活和创作／133

 叶圣陶与诗人姚江滨／156

 吕凤子为姚江滨诗集画封面／160

 莫洛的《陨落的星辰》／163

 朱英诞和他的新诗／167

 不要忘记欧阳予倩／172

 现代诗人于一平／175

 现代派作家郑康伯／181

 戏剧活动家田禽小传／191

 出版家沈松泉事略／194

 胡秋原的爱国之情／197

 澳门的现代诗人华铃／200

 法国神甫善秉仁与中国现代文学／211

 台湾作家沙漠及其小说集《天怒》／215

 台湾小说家邵倜和他的短篇小说／224

 台湾作家杨御龙的小说创作／230

 台湾现代派小说家水晶／234

 马华学者方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238

 南洋的文学研究会会员／251

 记马华归侨作家丘士珍／256

文苑漫笔

 新发现的郁达夫佚诗《寄浪华南通》／265

 胡适的佚信以及关于白话新诗的一场笔战／269

 关于新诗方向问题的一场讨论／275

 茅盾的佚文和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279

 《青岛文艺》和青岛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学运动／282

 杨骚笔名、别名笺注／308

 关于王任叔笔名录的补正／312

 话说“巴人”／317

 冰心笔名拾趣／320

 田间的笔名／323

 吴强的笔名／325

 欧阳恢绪和文苗笔会／327

 发扬新风的新风文艺社／331

 匆匆诗社始末／334

 记大别山诗歌社／337

 赵丹少年时代的小小剧社／340

 现代文坛的第一部“三部曲”小说／356

 谢冰莹为马华青年作家写序／358

 李何林的一封旧信／362

 马华女诗人刘莹姿在上海的佚作／366

 关于顾仲起史料的几个疑点／370

鲁海偶拾

 关于鲁迅五首旧诗的题目及其他／377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有关问题／389

 《月界旅行》中的鲁迅诗歌／395

 新发现的一首鲁迅旧诗《进兮歌》／400

 鲁迅的《悼丁君》诗／405

 鲁迅的《红象歌》／410

 鲁迅的扇面诗／413

 鲁迅的旧诗《续<龙文鞭影>》／415

 鲁迅与诗人殷夫／418

 关于鲁迅《哀范君三章》的定稿／428

 鲁迅译诗年表／432

 周裕斋：鲁迅的一个别名／439

 鲁迅批评刘半农的诗／441

 鲁迅对惠特曼的介绍／445

 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朱一熊／449

 鲁迅与科普创作／451

 许广平忆鲁迅与瞿秋白／454

 鲁迅书赠瞿秋白的对联／458

 关于“余在广州”／465

 “钩沉”与“话旧”

 ——漫谈钦鸿先生的新文学研究(叶嘉新)／468

后记／476

世上的事情真是奇怪。葛祖兰先生在日本的诗坛乃至新闻界是很有声望的一位中国诗人，但在国内，却很少有人知晓。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登门叩见了寓居沪上的葛先生。记得刚踏进他的家门，一只精制的银质纪念杯就吸引了我。原来，这是西日本新闻社的赠品，杯座上镌刻着“赠葛祖兰先生 日中友好の俳谐创始者上寿の纪念”的宇样，杯的上端是一个和平神，表达了日中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

葛先生当时年届99岁高龄，虽然双耳重听，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与人笔谈，常滔滔不绝。就在热烈的笔谈中，我了解了他的生活历程和从事俳句创作的一些情况。

诗人1887年11月21日生于浙江宁波，学名祖兰，字锡祺。中学毕业后，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9年于该校师范研究科毕业。不久回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私立澄衷中学和市立新陆师范学校的校长。1935年开始步入银行界，辗转于沈阳、长春等地，曾任中国银行奉天分行襄理、吉林支行经理等职，1948年在上海中国银行总行秘书任上退休。诗人精通日语，从1919年起就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编著《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1919年)、《自修适用日语文艺读本》(1931年)和《日本现代语辞典》(1933年)、译著《第二次接吻》(1928年)等著作。另外还著有《日本姓氏辞典》、《日本现代政治人物评述》、《怎样研究日语》(与人合著)等书，其中《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一书，当时曾被教育界公认为空前的自修适用课本，印数多达12万册，一时风靡全国。

说起来，葛祖兰走上俳句创作之路并不是很愉快的。1939年春，他亲爱的妻子樊氏不幸逝世，为了发抒自己的不尽哀思，他开始学写俳句。逐渐地，他发现俳句虽然短小，却声韵悠远，很适合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于是，他孜孜于俳句的研究与写作，与俳句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曾师事于日本杜鹃派诗人三木朱城，由此诗艺大进，日趋于成熟。建国后，他一面在家为年轻人教授日语，一面勤勉写作，并经常在日本的诗刊《杜鹃》、《九年母》、《冬野》、《山茶花》、《河内野》、《草红叶》等发表俳句。因为他的作品造诣精深，备受编者之推崇，每每载诸卷首，颇享美誉。近年来，诗人把他数十年来的作品整理一过，编成《祖兰俳存》和《祖兰俳存补遗》两书，已在日本出版。另有一册《日本俳谐史》，在俳句史的研究上有着开创的意义。值得一提的还有《俳句困学记》19册，不仅记录了诗人的创作甘苦，而且从中国人学俳句的角度，总结了创作的经验。该书的片断在《冬野》诗刊发表时，得到日本俳坛的盛赞。

在葛祖兰家里，我看到许多日本报刊，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西日本新闻》等大报，都曾在显著位置载文介绍过这位中国俳句诗人。为了表彰他在俳句创作上的成就，1979年日本杜鹃诗社特聘他为杜鹃同人，1981年九年母诗社又聘他为九年母推荐作家。1984年，西日本新闻社还派专员赴沪，向他赠送纪念杯和感谢状。同年9月，日本俳界在兵库县冰上郡举行日中友好俳句碑落成典礼，碑上所刻的两首俳句，一首出自日本著名诗人野村汨月之手，另一首就是葛先生的作品。这是日本俳界对这位中日友好俳坛创始者的最高评价。

在与葛祖兰交往过程中，我深觉像他这样俳句创作成就卓著并蜚声日本诗坛的老诗人，理应受到国内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也自然应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一员，而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主编、当时正在一册一册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也不应漏收了他。但他对此处之淡然，不很热心，尽管如此，我还是为他写了一篇专访发表在1985年12月12日上海《文学报》副刊，同时向有关方面作了推荐。后来，我曾收到他的几次来信，其中一封告诉我说：“作协早有人来联系，报上亦已发表，承他们吸收我为会员，此亦是费神之处，甚为感激。文学家辞典是主持人不起劲，只好听之。”其实，文学界对他还是相当重视的，不但上海作协很快将他吸收入会，而且当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册也已经收录了他的小传，只是他当时尚未看到。

1987年9月24日，葛老以101岁高龄在上海逝世。在此之前，他所译注的一本《正冈子规俳句选译》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记得20多年前我在家里与他笔谈时，他在纸上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现在受了政府的照顾，对政府要报答，所以鼓励年轻人学日语，劝他们到日本去取经，回来后为祖国四化尽力。现在已有学生在日本取经。这就是我间接地为四化尽力之处。”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这是多么值得尊敬的老人！如今中日的文化交流，早已有了远非昔日可比的推进和发展，我以为，这与葛祖兰在俳句创作和翻译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对日语普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

P3-6

研究必须占有资料，而且应该是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都不是现成的。那些淹没着研究客体的原始资料，往往浩似烟海，隐显错杂。如何从这些千头万绪的原始资料中，通过整理和鉴别，筛选出鲜为人知的“稀世珍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还需要访问一些知情人，搜集一些密切关联的其他素材，从众多资料的互补与映衬中，才能受到启示，获得比较明确的认知。而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而静止的存在。不仅事物本身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嬗变，那些从事研究的人，也会因为时间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估。比如“文革”前后的现当代文学史家们对柳青、施蛰存的评估，就是互有出入、大相径庭的。这显然是由于研究工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因此占有资料，实质上就是从资料的海洋里，遵循时代的节奏，突破不断运动着的现象，探寻研究客体的原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过程。

当然，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是一个花时费力、极其艰苦的过程。经年累月地枯坐图书阅览室而收获寥寥，是常有的事。

钦鸿同志曾和徐遁翔、闻彬同志等一起，涉足于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海洋，八年如一日，编纂了一部11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由于他长期从事扎实细致的探寻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工作，信访和走访了将近5000人次的作家和知情人，因此在完成《笔名录》的同时，发现了许多还没人知道、却又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社团、作品、报刊和笔名等，这些都需要开掘出来，恢复它们历史的本来面目，或澄清我们过去的错误认识。比如在鲁迅的译作《月界旅行》中的回末诗，过去都以为是鲁迅的译诗，钦鸿同志却在与锡金同志的通信中获得启示，十分细致地考查了鲁迅著作中的有关自述，参阅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条分缕析，终于考证出这十余首仿效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结语的回末诗，都是鲁迅的创作，是译者为了“适合于我国人”而有意创造的～种“译演”手段。他不仅证明了回未诗的内容符合于鲁迅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证明了回末诗的创作是符合鲁迅长期来爱好旧体诗写作的习惯的。他第一个令人信服地最早提出这十余首诗是鲁迅的创作，从而丰富了鲁迅诗歌创作的数量和体式。

再如茅盾的一篇重要佚文《大众化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是钦鸿同志参阅了蒲风和杨骚等许多关于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的诗论后发掘出来的。原来茅盾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补正蒲风倡议这一运动时认识的片面性。茅盾认为：不仅要从提高诗歌创作的数量质量着眼，更应该从劳苦大众中壮大诗歌的创作队伍着眼，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是“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运动，是“诗歌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的“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才能“真正有战斗的力量”。茅盾的这一论断，对此后的文艺运动也曾产生过积极的思想影响。但是1939年1月发表这篇论文的《战歌》月刊已经失传。钦鸿同志从杨骚的著作中发掘了这篇佚文的三个重要节段，虽然未‘窥全豹，却已完整地保存了茅盾对文艺运动普及提高的阶级观和辩证观，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弥足珍贵。

洗刷历史的尘埃，让人们重新看到一些不该被遗忘的作家，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冰心的三弟冰季，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是一位勤于写作，并且有着鲜明个性、取得一定创作成果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经在当时出版的《红黑》、《人间》、《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上发表。在1929年秋出版的第一本收有五个短篇的小说集《温柔》里，沈从文以《冰季和我》为题，写了一篇序文，对作者“用文字解释生活搀入人生的第一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0年冬出版的第二本收有七个短篇的小说集《幻醉及其他》，冰心写了序文，说这些小说使她“越看越惊讶，越看越感动”，觉得作者“是一个善怀多感的青年，他在行为上不曾有多少活动，而在他深忧的沉思里，曾用想象去经验遍了人间的一切”。的确，从《温柔》到《幻醉及其他》，冰季的笔触已经跳出了描写男女恋情的狭隘圈子，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下层，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他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浪中的一滴不应遗忘的水珠。但是此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他被遣送到大西北终老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连他的姐姐冰心也已经记不清在她弟弟的什么书里写过一篇什么样的序文，直到读着钦鸿同志写的《一位被遗忘的作家——记冰心的三弟冰季》时，才重新唤起了她的记忆，禁不住在“披读之余，感极而涕！”

不论是对文献的开掘，或唤起人们重新认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作家——所有这些史料文章的撰写，都是通过作者占有资料的手段来实现的。可以说，这些都是作者编纂《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副产品。当然，所谓副产品，并不像工农业生产的那种完全现成的附着物，而只是指一些研究客体的线索的发现，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外访内调，查证考核。鲁迅回末诗的考证是如此，鲁迅旧体诗题目并非自拟的考证也是如此。那篇介绍杨骚的文章，作者更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搜集杨骚的全部作品以及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后才写出来的。人们总是认为史料研究工作不过是抄抄写写，看看编编，比不上学术论著的价值高。其实，学术论著离不开占有资料，离不开史料研究。撰写学术论著和史料文章的区别，不过是在前者的论证比较系统，涉及面广，后者则比较单纯，往往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两者的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各自有着自己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试看本书内不少文章一经发表，即被上海的《报刊文摘》、北京的《文摘报》和《青年文摘》、福建的《福州晚报》等摘载和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也一再复印转辑，冰心在读到那篇介绍冰季的文章后还特意修书致谢。这充分说明这些被开掘的史实同样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它们有如闪烁着的鳞甲，虽然星星片片，却是晶雕玉琢，看来熠熠生辉，璀璨夺目，确实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艺苑吐翠飞香，增光添色。

拙著《文坛话旧》出版以后，据说反响还不错，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文学研究本是寂寞的工作，尤其是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更不必期冀有多少掌声和鲜花。但是，既然用心去做一件事，总是希望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而能够对别人、对社会有一点用处。即此而言，读者的欢迎对我无疑是最大的鼓励。

文学史料研究尽管在中国学界并不太被看重，但我始终孜孜于此，乐不知疲。多年以前，我在评论亡友魏绍昌先生的《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大陆学术界有一种无形的偏见，以为理论研究才是研究，而史料研究则是雕虫小技，无学术性可言。其实大谬不然。任何理论都离不开事实的支撑，理论研究必须以资料研究作基础。史料研究决不只是抄抄编编，剪刀浆糊，它需要从浩瀚的史料海洋中，辨伪识真，去芜取精，穷源竟委，钩深致远。因而对于史料家来说，理论的素养、丰富的阅历、锐敏的目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唯其如此，史料家才能在他们的工作中有所收获。往往一个新史料的被发掘或被考证查实，意味着一种新观点的诞生，或者是某项事物的真谛的揭示。对此，我一直信守不渝，并以为自勉。

这本续集，是以我的旧著《文海钩沉》为基础编成的。其中的某些文章虽然写于十多年前，但大多在当时发前人之所未发，到现在仍有现实的意义。例如纪念鲁迅的散文《一面》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在课堂上讲解，但对作者阿累，教材和参考资料上从来未作任何注解。1985年我在上海书店的《古旧书讯》发表了《阿累其人》一文，很快有学者写信给刊物编辑，称许文章解决了他困惑多年的难题。再如《记左联诗人辛劳》一文1990年于《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发表后，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又由于它最先考证出辛劳家乡乃是现在的海拉尔，因而受到海拉尔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成为该市地方名人研究的重要资料。这是一篇最早较为全面发掘诗人生平和创作情况的史料文章，此后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对他的研究，至少在七、八年以后。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也大抵如此，它们曾经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提供过有用的史料信息，至今也还有一定的学术生命。只是，由于这本旧著出版已久，现在已很难找到。这次承出版社的雅意，愿意为我出版《文坛话旧》的续集，故对相关的文章作了全面的修订，又增添了一些近年来的新作，重编一集，以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里收录的几十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近30年的岁月。其中以1985年初为界，之前写于我在黑龙江克山县任教期间。那时我刚刚开始文学的研究与写作，条件虽然非常艰苦，却自有其探索和创作的乐趣。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生活，我在那些文章的篇末特地注明了写作地“克山”。

本书共分四辑，依次是“文海钩沉”、“文坛内外”、“文苑漫笔”和“鲁海偶拾”。其实各辑文章大体相类，很难截然区别，分辑只是方便读者阅读而已，就像建筑商盖一幢大楼，总得分隔成许多楼层和房间一样。另外，为了适应当前读图时代的读者兴味，也为了增添一些形象的资料和历史的真实感，我还为本书选配了许多图照，虽然自己费力甚巨，但图文并茂，总会好看一些吧。

今年是我退休和搬迁新居后的第一年，却不幸遭受了重疾的袭击，至今仍在恢复和休养之中。然而今年又是我文学研究和写作的丰收之年，从年初《文坛话旧》出版之后，又相继在新加坡出版了与文莱华文女作家一凡合著的《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在台湾地区修订重版了我16年前出版的旧著《现代文学散论》；前不久，南通市文联出版了我编的两本新书：台湾作家师范的小说集《不变的步伐》和现代诗人高潮的诗词集《鸡鸣集》；还有两本编选的书籍《香港微型小说选》和范泉书信集《晚年书简》，也正在出版社排印之中，据云有望在年内见书。如今这本《文坛话旧续集》可以说是我今年文学研究和写作的一个小结，也将成为我今后劳作的新的开端。人生于世，能为社会、为人民做点有用的事，是令人高兴的事。看来，这条寂寞的文学研究与写作之路，我是会一直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