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主编的《第三只眼看延安》是《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书系中仅有的以第三方视角看待延安的两本书中的一本（另外一本是《国际友人在延安》）。本书主要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黄炎培、陈嘉庚、尼姆·威尔斯、伊斯雷尔·爱波斯坦等一批民主人士、华侨领袖、外国记者和友人在延安参观访问的所见所闻。书中摒弃了以往站在国共两党角度叙事的诟病，从他者的角度出发，客观、公正地向读者展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和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面貌，很有说服力。

任文主编的《第三只眼看延安》收录了抗战时期众多中外人士访问、参观延安后所写的纪实性文章。全书再现了带有正统观念和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观察、描述延安的真实场景，提供了一个认识延安的崭新视角，架起了'中国“红区”与“白区”、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相互了解的桥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延安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延安的局面。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代前言)

民主人士、华侨领袖看延安

 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俞颂华

 访问延安粱漱溟

 参拜延安圣地江文汉

 延安考察记陈嘉庚

 1942年延安参观日记刘菊初

 延安标准化生活赵超构

延安归来黄

 外国记者、国际友人看延安

 在红色的堡垒中

 —位德国女摄影家眼中的延安

 进入红色中国

 新中国的胚胎 

 对陕北的印象

 延安的政治

史实与考辨

几位国民党将领在陕甘宁边区

延安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延安标准化生活

赵超构

赵超构(1910～1992)，浙江瑞安人，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笔名林放。1934年任南京《朝报》编辑，1938年《新民报》主笔。1944年6月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回重庆后发表系列通讯《延安一月》。薪中国建立后，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  

我说过，延安一般机关人员对于货币看得不像我们这样重。原因是他们的生活并不靠薪资，而是靠供给制度和个人的生产。

供给制度有一个公家规定的标准。这标准依着物资情形，每年都有修正。依据今年的标准，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医药问题、文化娱乐，大体上都有了保障。

但是这种生活用品的供给，并不是全部由边区政府发给的。有的机关，几乎全靠本机关人员生产来自给，有的机关，自给一部分，男由边区政府发给一部分。完全自给的如三五九旅，除了不要政府负担外，每年还能缴几万担公粮给政府。不完全自给的，如中共直属的机关，自给40％，政府供给60％。自给的程度，各机关也不一致，大体上，各机关总尽量生产，不足之数由政府负责。

除了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费。就须靠自己生产。所以，每一工作人员的生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本机关生产，一部分为自己生产。因此我们可以说，延安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工作人员的生活，大体是标准化的，即使有差异，距离也不会太远。至于发生差异的情形，只有下面三种：

第一，是供给标准上规定的差异。譬如食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斤3两，部队每人就有1斤8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吃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吃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普通人员就没有。

第二，要看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用品之外，还有多余。这一部分多余的生产，就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去．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

第三，还要看你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除一部分归公外。另一部分是自己可以支配的，当然生产得多些，生活也可以比较好一些。

所以，综合起来讲，边区政府所规定的供给标准，事实上只是一个标准。公家并不保证标准以上的生活。但如果机关的生产努力或个人的生产丰足，则超过这个标准的生活也是容许的。

对于工作人员的家属，能工作的，当然生活照标准保证，不能工作的，公家帮助他们学习生产，而给以一部分的补助。  就我们在延安视察，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享受，虽说有小小的差异，也只是量上的差，而不是质上的异。没有极端的苦与乐，这件事对于安定他们的工作精神自有很大的作用。

除了生活标准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

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定的经验，以同样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 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还是生活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

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

也不仅限于公众问题，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

在延安，我有好几次向他们表示，这种千篇一律的答案，刻版一样的思想，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 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他们承认大家的思想的确是差不多，至于差不多的理由，则由于大家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大家对党策的理解一致。  

据我的观察，他们这种解释一部分是对，但并不全是。我以为延安人的思……

P104-106

抗战期间外国人及民主人士

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代前言)

张玲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全国全民性的战争。在此过程中，全国各族爱国人民、海外侨胞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对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而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这块西北的“禁地”，也开始和更大范围的世界接触，逐渐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但是不同的人对边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将边区视为圣地，将其赞美为东方的自由乐土，还有一些人贬斥边区是封建的割据势力，把边区批评得一无是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重要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共最高领导层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在外国人、海外华人以及民主人士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观察者眼中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长征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体系。到达延安后，这一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加强，特别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就再也无人能撼动了。抗战爆发后，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的这些政治军事人物领导了敌后的抗战，而毛泽东也就成了外国人和民主人士观察陕甘宁边区的首选对象。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边区内的权威是绝对的。他的画像、题字挂在各个公众场所，包括所有的工厂学校，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成为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以至于赵超构在评述他时进一步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虽然毛泽东已经获得了这样绝对权威的地位，但在这些观察者眼中，此时的他却并不是一个独裁者，甚至在很多方面，他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在《延安一月》中，赵超构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而陈学昭是这样描写毛泽东的：“高高的个子，与迟缓的……笨重的脚步，使我们联想起当年北平的李大钊先生。”

从穿着外貌上可以看出他作为共产党人在生活作风上的简朴，而从下面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平易近人的一面：毛先生“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 赵超构还写道：“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作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显现出了他独特的个人魅力，白修德在其回忆录中对他是这样评述的：“这个人最让我着迷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风度所产生的力量。……他一讲话，发出的声音是干脆的、柔和的，既不同于讲台上的姿态，也没有规劝的企图。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圣人。当他走起路来时，一拖一拉的，轻松自如，有点像熊的步法。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平静地坐着，让他的才智从那懒散的躯体中产生出来。”他还写道：“好像在毛泽东的胸膛里藏着一本用希伯来秘密哲学符号写成的历史书，只有他才能把它译解。他向同志们和领导人宣讲这本书。告诉他们中国在走向何方，他怎样把他们带到那里去，当他们到达那里时必须做些什么。没有人对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他的精神力量是神圣的。……特别是他的意志，他个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地要看到这意志的实施，在20世纪，也许除了列宁之外，是最令人生畏的了。”

在这些外来观察者眼中，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显然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事实上，毛泽东不但能够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抗战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上来，而且领导全党和边区人民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一个政治作风民主、经济有很大发展、军民生活状态紧张而有序的新型社会。陕甘宁边区的思想政治作风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敌后抗日中心的延安，思想政治工作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像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根据地的功能上，“根据地”的作用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往战争前线供应武器、后勤、给养和支持的安全之地。相对于提供武器、给养这些物质上的，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更重视思想的作用， “延安根据地运往前线的物资等于零，所有的战区都是自我维持。延安输出的是人，即能够传播思想的干部”。所以延安的主要功能是使这些干部在根据地不断地接受教育，使他们学会用新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利于更好地传播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便于进一步团结各方力量投入抗日战争的事业当中。

虽然非常重视思想工作的作用，但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其政治空气却并不是通常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窒息，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出比国民党统治区更多的自由和民主。1940年5月，海外华人陈嘉庚一行到延安进行访问。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府，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从陈嘉庚的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作风得到了海外华人的认同，而且在未来的建国道路选择上，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在政治上也开始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45年7月1目，黄炎培、褚辅成(慧僧)、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对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黄炎培在访问之后是这样记述他的观感的：“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有人将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至于执行的比较彻底，不马虎，在延安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黄炎培在总结中共的政治作风时写道：“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中共在政治上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方面统一了党内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给党内的民主创造了某种环境。边区自由、务实的政治氛围不但得到了海外华人和国内民主人士的赞扬，而且也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同，自修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延安的那几周，充满了欢声笑语，令人惬意。……友谊的酒杯觞觥交错，朱德和周恩来可以不经报告，安步当车，像朋友那样到美国观察站走访，一聊天就消磨几个小时。……这是一段亲善的时期——人们豁达开朗，热情信任。……那时他们之间相互信任，渴望与我们交朋友却是真实的。”可见，当时的延安是一种平等自由的政治氛围，人们的心态也比较豁达，对友军也抱以非常友好的态度。

在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延安的中共非常重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边区仍然保持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氛围。通过紧抓思想工作，使军民上下团结一致进行抗战；创造宽松、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人们以更高的积极性投入抗战中。边区的经济建设活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一隅，地理、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当地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与重庆相比，这里也没有广大的经济腹地。可以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环境是相当差的。但是边区人民并没有坐以待毙，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的经济建设搞得却是有声有色。

在农业建设上，边区政府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苏区时代已经分配的土地，现在仍旧维持现状，而在公平的合理的融通办法中，使原来地主也能够满足。”对土地所有权还未确定的土地，政府颁布了人民土地所有权条例加以解决，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地主与农民间因土地问题而产生的摩擦和斗争。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机械，农民只能运用传统的农具进行生产，但是更加注重了生产方式的改善，“多种杂粮(如麦子、燕麦、蔬菜等)，开垦荒地，鼓励春耕秋收”。同时注重了土地的施肥，改良土质。粮食生产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劳动的经济组织(如妇女与儿童的劳动合作社)也跟着普遍地发展起来了”。为了解决经济田难，除了一般农民从事生产外，中国共产党还指挥军队从事农业生产，最典型的就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垦荒。南泥湾本来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经过三五九旅官兵的开垦，变成了陕北的“江南”，所生产粮食不但可以实现自给，而且还能拿出很大一部分去支援兄弟部队。另外，边区政府还注重用生产运动的方式来发动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最有名的就是“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是边区的一个农民，他积极进行农业生产，被评为劳动英雄。边区政府对吴满有的英雄业绩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号召军民都向吴满有学习，从而提高了边区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边区的农业生产虽然相当的落后，但是农民的负担却并不重。1938年，陈学昭就农民的负担问题采访了边区财政厅厅长曹菊和，并记述了采访的内容：“我问到关于农民的负担，曹厅长这样回答我：‘边区的农民也没有什么负担。土地问题，在这里，地广人稀，耕者有其田。去年，二十六年(1937年)，冬天，我们发动救国公粮，这是边区农民第一次的一点负担，他们都自动地来缴，超过政府所希望的数目。原定的办法是300斤以上的负担百分之一，300斤以下的百分之一也不到……在他们是微乎其微，满不在乎的。’”虽然农民的生计依然艰苦，但比起军阀时代来，边区民众的生活是改善多了。“在延安，老百姓要生活，是这样的容易，一天赶赶驴子也可赚好几毛钱，因之这些本来非用气力，辛辛苦苦才得谋一饱的，现在他们发现了新的路，两个钱买进，六个钱卖出，只要经过这一番手续，钱就很容易地进来了。”

边区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除了公营经济外，各家各户以至于政府机关、学校都要进行生产活动，这也形成了边区独特的一种经济形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手工业中的纺织业：“在边区，无论走到哪里，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农田、窑洞。到处都有粗糙的本制纺线机。几乎是每一个人，高级的低级的，都把若干剩余精力用在纺棉线或毛线上。”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这种手工纺织业更加兴盛。边区从上到下，每个月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制订纺织计划，然后根据计划大力生产。当然这种计划的制订不是政府强制的，不过在那样一种全民皆生产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到了这种紧张的生产活动中。总体而言，由于缺乏机械的供给，边区的手工业生产是相当落后的，没有大规模的工厂来生产人民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但这种全民生产的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在相持阶段逐渐把注意力从抗战转向对内反共之后，边区的经济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运动是必要的，其取得的效果也是积极而明显的，边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工矿业(如采煤、石油)、牲畜业、交通业等方面。而普通人民也逐步摆脱了贫穷的状态，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有这样的记述：“到处是新建筑，我和御秋去访问，‘你们这屋是自己筑的吗?’答：‘是。’‘有没有公家贷款给你们或是补助你们?’答：‘没有。’看各家的建筑，各式各样，可以证明这确是他们自己的建筑。”

整个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虽然很困难，但是在中共领导下，军民上下却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边区的经济建设运动中，在农、工、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经济困难，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边区军民的生活状态

抗战的岁月是异常艰苦的，而边区军民的生活有紧张、单调的一面，也有轻松、多彩的一面。由于团结抗战的需要，人们在许多方面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

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为了生产抗战所需的各种物资，边区人民过着一种忙碌而有序的生活。忙碌也被外来观察者当作边区生活的一大特征：“忙，实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征。因为过于忙，空气也似乎过于紧张。紧张的情绪还不止于生产忙，而在‘计划’的严格，在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工作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计划。……计划的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紧张。”由于工作的紧张，人们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延安的惯例，是夫妇分居的，他们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所以这样，听说是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妇的情感而浪费时间，或妨碍工作……”。忙碌的工作已经成为边区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每个人，无论担任哪一种工作，都为着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

边区的生活也不全是紧张忙碌的工作，也有着轻松而自由的一面。虽然处于那样一个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但是边区人民还是尽可能想出好的方式来活跃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党的大本营礼堂里举行的周六之夜的舞会。几把中国式的管弦乐器拉起来，腰鼓敲起来，口琴……就奏出悦耳的音乐，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在地板上转起了快活的舞步。……美国士兵们也离开了他们在山上的观察岗位，应邀前来助兴。”“活跃而自然的延安的气氛和愉快热烈而实干的八路军军人，似乎把美国军官和士兵都迷住了，他们极细致地欣赏中共单纯的毫不造作的对于客人的殷勤，在毫不拘泥形式的筵会上，著名的中国将领和他们的太太——穿着棉军装、不涂口红、不讲求社交仪式，但是快活而富于女性—一和美军的青年尉官及士官坐在一起，他们对她们谈他们美国的故乡和家庭。马厩似的礼堂里演的戏剧招引了成群的兴高采烈的观众；特别是在那些农村气味的星期六晚会上，人人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穗，大学和工厂的男女，八路军的军官和士兵，当然还有晚会必到的美国人也参加极度紧张的秧歌舞、华尔兹舞和狐步舞。他们想到重庆统治区里新生活运动的严禁跳舞和令人窒闷的死气沉沉的情形时候就说：‘哎呀，这边跟那边多么不一样呀!”这种活跃的气氛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愉悦，也使这些外来观察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整个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通过艰苦的斗争，不断地壮大起来，在抗战即将胜利时，面对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抉择，国共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而在一些外来观察者的眼中，国共关系曲走向却早已经确定了。驻华武官谢伟思1944年10月在备忘录里写道：“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而外交官台维斯也说：“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命运……”而陈嘉庚更是在访问延安之后断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通过这些外国人和民主人士对陕甘宁边区的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但有能力领导抗日战争，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不断地壮大，并为夺取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选自《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