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抗日烽火中的大学》系列丛书，选取了一批西迁的高校，分别撰写著作予以出版。由涂上飙、刘昕编著的这本《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它选取了武汉大学作为介绍对象。1938—1946年，在战乱的艰难岁月，武大人秉持学术至上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危亡紧密相连，在最艰难的时刻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和文化火种而艰苦奋斗。

涂上飙、刘昕编著的这本《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大约40万字，主要讲述武汉大学在抗日战火中的办学历史。内容共分十四章，大致可分为三篇：上篇为黉门艰辛，讲述抗战开始后，武汉大学西迁之难与困苦；中篇为勤勉办学，讲述武汉大学在抗战中坚持办学的事迹；下篇为辉煌业绩，讲述武汉大学在抗战时期办学业绩。

第一章 历尽艰难的西迁之路

 第一节 全国大学的内迁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西迁

第二章 百废待兴的校园建设

 第一节 修建教室和宿舍

 第二节 合理规划功能分区

 第三节 兴建实验室和工厂

 第四节 添置仪器设备

 第五节 添置图书资料

第三章 艰难困苦的师生生活

 第一节 办学经费捉襟见肘

 第二节 开拓财源缓解危机

 第三节 节衣缩食勉强度日

 第四节 贫病交加枉夺生命

 第五节 日机轰炸雪上加霜

 第六节 钱歌川的乐山亲历

第四章 注重实效的大学管理

 第一节 教育部的管理规定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机构设置

 第三节 学校职员管理情况

 第四节 管理机构的特点分析

第五章 大师云集的队伍建设

 第一节 严格的教师聘任程序

 第二节 历年聘任教师的情况

 第三节 聘任教师的薪酬待遇

 第四节 教授是教学的主体

 第五节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第六节 李约瑟与国立武汉大学

第六章 严谨细致的教学管理

 第一节 学生的招生选拔

 第二节 学生的培养教育

 第三节 毕业和就业

第七章 特色鲜明的社会服务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社会服务政策及服务内容

 第二节 武汉大学造福乡邦的具体实践

第八章 走在前列的硕士培养

 第一节 全国的研究生教育概况

 第二节 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条件

 第三节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与学位

 第四节 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第九章 进步师生的革命斗争

 第一节 中共武汉大学党组织的重建及活动

 第二节 进步社团的活动

 第三节 教师中的革命活动

 第四节 踊跃捐献投笔从戎

第十章 初具规模的学科建设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

 第二节 武汉大学的学科发展

第十一章 闻名内外的学者大师

 第一节 教师概况

 第二节 拥有代表教授最高水平的部聘教授

 第三节 在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节 享受休假进修和考察的教师人数较多

 第五节 部分名师概览

第十二章 追求卓越的拔尖人才

 第一节 卓越拔尖人才的体现

 第二节 部分优秀毕业生概览（按毕业时间排序）

第十三章 明诚弘毅的乐山精神

 第一节 明诚弘毅诠释乐山精神

 第二节 育人为本人格至上

 第三节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第四节 追求真理教育救国

 第五节 研究实学服务社会

第十四章 历经艰辛的珞珈东归

 第一节 历时一年的东归之路

 第二节 乐山薪火的传承

参考文献

过了不久，去对面城里的人陆续回来，茶馆里顿时喧哗起来，据称敌机有三十多架，乐山城沿岷江河岸的热闹商业区几乎全被敌机炸光了，而且日寇把爆炸弹和烧夷弹混在一起投掷，并同时用机枪扫射。被炸老百姓无法逃避，不少人家竟全部罹难，无一幸免。街巷成为废墟，混以断肢残骸，散发着焦臭腥味，街面到处流淌着血水。中午不少家庭都在清查尸体，寻找亲人，妇女老幼哭声不觉，真是惨绝人寰！

我和闻鸿钧午后3时许兼程赶回市区，果然城内面目全非，街道两边余火未尽，烤得行人两颊发痛，许多清场人员仍在紧张工作。听说医院里伤员过多，人满为患。我们绕道回龙神祠宿舍，获悉属于本宿舍的同学已有二死一伤。死的是高年级的龚业广（哪个系已记不起来了）和经济系二年级的俞允明。龚业广的尸体在龙神祠宿舍大门外石级下边的地上，头部已被炸掉，仅留下一点头皮，旁边沾满了脑髓，惨不忍睹；而俞允明躺在龙神祠宿舍门口西边高地走道上，看来是被敌机机枪扫射命中要害而身亡的，尸体尚完整。估计龚先于俞跑出龙神祠。法律系二年级的高端因来不及逃出，躺卧在传达室工作人员木床下面，因下肢露在床外，被压伤，已送往医院救治。我们龙神祠宿舍门口靠西边自修室屋顶玻璃、天窗被敌机机枪扫射破坏，还发现几本讲义被子弹打穿。

杨静远也在回忆中写到：1939年8月19日，暑假中晴朗炎热的一天。人们照常过着平和的生活。我们院内几个少年和外面几个少年约好，打算次日骑车去四十里外的五通桥游玩，已经备好五辆自行车，存放院里。中午十一点半，响起了一长两短的空袭警报，城墙上挂起了两个红灯笼。由于敌机轰炸的目标一直是重庆、成都、泸州、叙府等重镇，从未光顾过这无足轻重的小乐山城，人们对空袭警报都掉以轻心。12点，我全家五口聚在老祖母的房里吃午饭。我一边吃饭，一边仰望着对面墙上的两幅字画出神。……正吃着，忽然，一种奇怪的隆隆声由远而近。是飞机！但不是普通飞机那种响亮的猎猎声，而是浊重的、发闷的、仿佛发自地下深处的嗡嗡声。是轰炸机！大家感到不对头，这回来真的了！出城已来不及，三家人（指作者一家和教务长周鲠生一家、经济系教授刘秉麟一家——张在军注）匆匆钻进堂屋里用粗木桩做支架、上覆几层沙袋的小防空棚。只一会，炸弹就呼啸而下。霎时间，天昏地暗，如同午夜。等飞机声远去，呛鼻的尘埃稍落，大家钻出棚子窥望。房子倒没塌，但瓦砾遍地。屋顶已经透光。上街一看，远近多处燃起暗红的火光。我们担心敌机还会掉头再来，顾不上财务，急忙空身跑了出去。80岁的祖母行动不便，父亲正着急，周鲠生伯伯的大儿子、16岁瘦弱的元松二话没说，背起老人就跑。大人们都往文庙跑，目标是大礼堂背后山坡上的两眼又深又宽的防空洞。我拉着6岁的弟弟弘远跑，在府街遇阻，折向城北，和家人失散。半路上，敌机果然返回进行扫射。慌乱中，弟弟的鞋掉了一只，我只得背起他跑。出了得胜门，横穿一道谷地，在对面山坡上一棵大树下藏身。家人生死不明，心中极度焦虑恐慌，可又不敢妄动。这几个钟头好难熬。挨到四五点钟，文庙那边才有人来找到我们，领回父母身边，看到全家人安然无恙，总算放下了心，可是屋呢？已成一片废墟。原来，敌机36架，炸了成都后，把剩余的100多枚炸弹，全都倾泻在乐山。

投下的多数是烧夷弹，引起大火，集中在土桥街、东大桥一带。火势向西南蔓延。吞噬了一条又一条街道。燃到我家院落时，火舌从坍塌的东北墙角伸进来，舐掉了整所院子，但遇到尚完整的西南墙的阻挡，因此我家以西的房屋幸免于难。

P50－51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武汉大学与全国众多高校一样迁往内地办学，千余名师生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前往四川乐山。乐山八年，广大师生以“明诚弘毅”的精神坚守了学术、传承了文化。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寻历史对于弘扬大学学术、创新大学文化、传承大学精神都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8年，当武汉岌岌可危之时，学校于2月21日召开第322次校务会议，商议迁校事宜，决定迁至四川乐山。3月，部分教职员工与尚未完成学业的学生共600余人乘船溯江西上，栉风沐雨。辗转反复，终抵嘉州。4月，在乐山正式复课，迁川分部暂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7月，人员全部抵达乐山，学校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从此，武汉大学师生与大佛相邻，以三江为伴，弦歌不绝，以至八载。

乐山八年，虽然漂泊流离，居文庙、住神祠，白天日寇空袭，夜晚小偷光顾，吃的是“八宝饭”，时常病贫交加，但广大师生励精图治，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书写了武汉大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因学术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声誉的大涨，武汉大学与当时的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世人并誉为“四大名校”。

乐山八年，是大学精神传承的八年。此时学校以“明诚弘毅”为校训。“明诚”出于《礼记·中庸》，其文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弘毅”出于《论语·泰伯》，其文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八年，学校的先生们以“明诚弘毅”的精神坚守着学术独立，探索科学、弘扬人文、强化爱国等精神，使优秀文化、民族精神传承不息。正是因为有一批教育家们对大学精神的坚守，才有“民国武大”的辉煌。

乐山八年，是教育救国的八年。八年里，刘永济、刘赜、徐天闵、苏雪林、陈源、方重、朱光潜、高翰、万卓恒、方壮猷、吴其昌、李剑农、刘秉麟、周鲠生、李浩培、刘遁诚、陶因、杨端六、王星拱、桂质廷、曾碱益、江仁寿、黄叔寅、邬保良、叶峤、陶延桥、张瑗、邵逸周、谭声乙、余炽昌、陆凤书、郭霖、白郁筠、陶延桥、赵师梅、陈季丹、周开基等在此任教；他们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屹立讲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乐山八年，是学术奉献的八年。八年里，由于一批学人的学术坚守，学校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此时，学校以“国立武汉大学”为机构署名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科研论文4篇，加上抗战前后发表的4篇，共有8篇。为提高学术水平，教育部进行了两批部聘教授的评选，两批共有35人当选。武汉大学的周鲠生、杨端六、刘秉麟当选，位列全国第4名。关于学校的学术地位，李约瑟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的评价是：“武汉大学学术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国立西南联大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

乐山八年，是服务社会的八年。为推行社会教育，王星拱校长亲自担任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主席，进行抗日宣传、民众教育、学术介绍、经济调查、法律咨询以及艺术公演等活动。在学术讲演中，燕树棠、高翰、郭霖、高亨、吴南熏、朱光潜、叶峤、王星拱、邵逸周、刘秉麟、桂质廷、涂允成等名家纷纷登上社会讲台。学校举办理科、工科、美术、图书及体育表演等学术展览会，普及科学知识。开办短训学校，办起了商业簿记补习班，为平民增加商业知识。还为国家航空委员会所需材料进行拉力、压力、冲力等方面的实验研究，为嘉裕电气公司提供技术指导，为四川省农业改进食粮进行豆科植物试验。还用马前子碱救治了乐山一度恐慌的“疤病”。

乐山八年，是自强不息的八年。抗战期间，因物资供应的不足，师生们缺衣少食是常有的事。由于长期食用掺杂砂石稗谷的“八宝饭”，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者比比皆是。乐山八年，吴其昌、黄方刚、郭霖、萧君绛、费监照、王若怡、孙芳等学者及学生计百余人客死于斯。他们所葬的荒丘被称之为“第八宿舍”。即便如此，学生们面对艰窘困厄发愤苦读，在当时的“全国学业竞赛”中屡创佳绩，从这里走出陈荣悌、俞大光、欧阳予等十多名院士。教师们则勤勉治学、笃实育人：方重的《英国诗文研究集》、袁昌英的《法国文学（小史）》、吴其昌的《金文世族谱四卷（二大册）》、方壮猷的《东胡民族考》、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刘遁诚的《比较政治制度》、张埏的《植物生态学》等著作都是勤勉治学的结晶，朱光潜教授讲课时的提纲挈领、戴铭巽教授的先易后难、戴镏龄教授的严格要求等都是笃实育人的体现。

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师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明诚弘毅”的深刻内涵。今天，追忆这段历史，仍就不应忘记当年师生们所秉持、弘扬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已逾百廿的武汉大学应当从厚重的历史中汲取更多智慧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