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从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文革”前半段，我校也经历了由动乱到内斗，又到落寞，闲散的过程。
起初是造反。我校的造反派积极响应北京大学张贴全国第一张造反大字报的号召，停课搞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建立造反组织，着力批判、斗争校党委、系党总支重要成员和“反动”学术权威。而后是中央派工作组进驻．消灾灭火。接着，中央又撤销工作组。造反派重新得势，将运动向纵深发展．大肆破坏社会秩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下合力，将所谓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我校造反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从内部分化出另一个造反组织“造反兵团”，与之抗衡、争斗。斗争白热化了，就出现了“武斗”。“武斗”之规模愈来愈大，挂彩日增，局势已经难以控制。我校工5楼为“造反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遭到“校革委会”长达两周的围攻，断电、断水，后来发展到火攻和发射巨型弓弩，在大火和矢石的强攻下，防守一方伤者甚众。而拼杀到你死我活境地的交战双方就是昔日同窗，甚至是好友。这实在令人痛心!清华大学则更甚。两派学生上演了“百日大武斗”，再现了古战场短兵相接的混战场景。兵器为木棍、长矛、弓箭．后又加上了手榴弹、燃烧弹，喊声震天，勇猛无畏，先后有数十名学子倒在血泊中。杀得眼红时，竟然把中央派去制止武斗的工人也打死了，党中央连夜召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开会，急派“工宣队”和“军宣队”入校，强制解散“武斗队”。后这几个学生领袖都被判刑。
经过长时间的折腾，师生们俱感身心疲惫，整年不上课，对批斗会也早已失去激情，每天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就是报刊社论，其他书籍一概被斥为“封、资、修”，不准阅读。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还有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革命宝画。当时流行一副对联：“天天难过天天过．日日无聊日日聊。”即真实又形象地反映出那时大学生空虚无聊的情态。
在这种形势下，运动初期挨整的知识分子，此时也由于无专人看管而相对自由了。老师们都被分散到各教学班去，因教室早已废弃，就到男生宿舍和红卫兵一起学《毛泽东选集》和报刊社论、开批判会。启功老师当时被分派到中文系一年级二班。我所在的班级是二年级三班，故与老师无从相识。命运真是不可捉摸，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下乡劳动，便使我与启功老师结下不解之缘。
1969年秋天，学校工宣队、军宣队命令一批“挂起来”(文革中完全被打倒的称“牛鬼蛇神”，被强迫学习、劳动，随时批斗；还有半被打倒的，即“准牛鬼蛇神”，虽然挨整，不断写检查，交代问题，但有相对自由，一旦发现新问题，随时可以批斗、示众，就属“挂起来”)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的老知识分子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和不求上进的学生去北郊清河农场参加收梨劳动。造反派及搞运动的积极分子均不在此列。
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我将草帽挂到窗户上，正准备洗脸，忽听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说：“这个‘启’和我名字的那个‘启’一个样。”我一回头．看见说……话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身材不高，面庞方正，笑容可掬，正用手指着草帽上我的名字。我赶紧上前请教名姓。原来他就是我们中文系著名的教授、书法家启功老师。
当时，我们师生二十多人挤住在一间大破屋里。我和另一名学生睡床铺，所有老师都睡地铺。所谓地铺，也是通铺，人们一个紧挨一个地睡在上面，地上铺满麦秸，将自己带的褥子展开平放在麦秸上，即成睡铺。不睡时，将褥子卷起，即见满屋黄金色。我走进屋里才发现，启功老师的地铺正在“风口”处，距大门不足半尺，阵阵秋风卷着灰土首先掠过老师的铺面。我当即决定将我睡的床铺与老师的地铺交换。老师初时不肯，说这是工宣队定下来的，私下调换不合适。但我坚持要换，说：“如果工宣队怪罪，我承担，因为是我提出要换的。”老师这才同意。细想起来，我对老师的帮助仅此一次，但老师却关爱、扶持我数十年，直至辞世。
既认识了启功老师，我就与高智星、刘兴全两位同学(他们两人与我同系同年级不同班，我是中二3班，他们是中二1班)商议向启功老师学书法。老师欣然允诺。从此，每天晚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三个书法爱好者就围坐在启功老师周围，听老师讲课。其环境条件之恶劣恐怕颜回先生在世都自愧弗如。几十人拥居一室，陋窗残壁。没有桌椅，师生都盘腿坐在麦秸垫子上；没有毛笔，就用钢笔或塑料笔；没有写字纸，我们就遵师嘱去小卖部买小学生用的方格本或横条本；没有教材，全凭老师的言教和示范。这课堂又时时被周围的响动所搅乱。咳嗽声，耐不住劳累困乏的打鼾声此伏彼起，再加上走动的、洗脸的、洗脚的、洗衣的……但启功老师却毫不在意，讲得兴致勃勃。他告诉我们：“写好汉字的关键是结构。毛笔字、钢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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