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迷自传》为一部小说，包括自报家门，六岁看草台班，七十年前的评弹与电影，小城里演文明戏，李春来与双处，上海早期的电影院等等……秦先生在他的自传里把他和上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表演艺术家的交情和他对各种表演艺术的理解都很生动很简单的描绘在纸上，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秦先生在他的自传里把他和上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表演艺术家的交情和他对各种表演艺术的理解都很生动很简单的描绘在纸上，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表演艺术，他也提到了许多当时社会上的现象如白俄女孩的芭蕾表演，如案目的制度，如上海长三堂子里的倌人在大世界的演唱。

自报家门

六岁看草台班

七十年前的评弹与电影

小城里演文明戏

李春来与双处

上海早期的电影院

与昆曲结缘的经过

人以群分

追随瑞、杨二老

谈票友

玩票未成落荒而走

戏剧协社·洪深·《少奶奶的扇子》

忆少年游侣阮玲玉

共舞台群丑

夜访欧阳予倩

白玉霜其人其艺

关公戏

周信芳带我看绍兴大班

笑舞台与郑正秋

大世界群芳会唱

“捧角集团”——梅党、白党

十里洋场的剧评家

鼓王刘宝全

“案目”制度

尹桂芳·竺水招·戚雅仙

看“借台练戏”

叶盛章、叶盛兰兄弟

佐临与苦干剧团

连台本戏的断想

奇才的夭折

看白俄演芭蕾舞剧

坎坷半生的新艳秋

几位“劈纺专家”

我的患难之交——昆剧传字辈艺人

小翠花与陈永玲

身段最美的演员刘奎官

难忘的几出滑稽戏

半世纪前的西方影片

影评人的摇篮

几位闪闪发光的京剧武旦

盖叫天一家子

沪剧·王雅琴

话说“反串”

俞振飞与孟小冬

初会红线女

谈荀派戏兼及童大姐

从《典子》谈到母爱

对胡蝶的再认识

如何继承麒派表演艺术——一个老戏迷的冒失话

终于和电影、电视搭界了

记邓宛霞——京昆剧舞台上的一颗“慧星”

打动听众方为高——高元钧和山东快书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关怀与单星梅——从两个京剧新秀的不同遭遇谈起

简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赞川剧《水漫金山》

潘金莲在舞台上

对《红高粱》的争议

参观苏州戏曲博物馆

看张洵澎演杜丽娘

外行看北京人艺的演出

兰香馥郁沁心田

梅派艺术杰出传人李炳淑

寻访胡蝶故居

程派新人何寥落

我的“小妹”黄宗英

“太监”的话

我不过是个戏迷(代跋)

六岁看草台班

我父亲早逝，等我会认人的时候已只剩须发皆白的祖父、驼背的祖母、刚入中年还很健美的母亲和七岁的姐姐。因此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总嫌家里太闷，太寂寞，没有合意的伴侣，一心只想野到外面去。慈祥而疼爱我的祖父别无他策，只得在我入学前经常把我带到他身任阿大先生的酱园里去。

所谓阿大先生亦即经理，按照阶级分析，就是资方代理人。我祖父既懂得酿酒造醋，又会做生意。店里的管账、伙计大半是他的学生，最小的一个外号麻皮阿松，才满十六岁，是农村来的。我走进酱园，阿松爷叔就成为我的专职保育员。我也喜爱他，成天缠住不放。由他伴着坐在店堂里看伙计们做买卖，尽管也很新奇，但跟着他去逛街游庙，更合我的口味。而最大的乐趣则是在有草台班演出时，由他带着我去看戏。

尽管我才五六岁，心里毕竟也不太混沌了，一经比较，马上觉得看戏真是最开心的事。试想锣鼓喧天，台上红面杀白面，台下万头(夸大)攒动，欢笑不绝，怎不叫我乐而忘返？阿松爷叔也刚成年，最来劲的就是赶热闹。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凑到一起，往往会连看日夜场，害得我祖父守在酱园里火冒三丈，母亲待在家里望眼欲穿。

我此刻回想起童年看草台班演出的情景，心里还不免异常激动，颇有余味醰然之感。下面我将尽力之所及，为读者认真细致地描绘一下。

七十多年前，即使在富庶的江南，那些小县城里都还没有什么戏馆或电影院。同时越剧、沪剧、锡剧都还停留在的笃班、滩簧的原始阶段，昆剧则已由盛转衰，因此各地群众所能欣赏到的戏曲主要只有正在全国范围内渐占优势的京剧。可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即使是京剧班，也很难在城镇里长期演出，大部分都得到各处去流转。他们每到一处，除尽量利用寺庙外，就是随便找个地方，草草地搭起一座戏台来，开锣演唱，所以有草台班之称。在河流纵横的地区，又称水路班。因为他们的行头非用船只运载不可，而演员也可以船为家，不必另找住处。这些船只，有戏班自备的，也有临时租用的。

据我记忆所及，当年我看到的那些草台班所演的剧目，都以武戏为主，每一场从开锣打起，直打到停锣散场。这也不奇怪，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空地上演出的，即使是庙里的戏台，也都是三面透风，全无遮隔，扩音器那时尚未广泛运用。台下人如潮涌，吵闹不绝，唱文戏必然吃力不讨好，那就只能用武戏来吸引观众了。草台班演员的武功也真出色惊人，我看到过一位演《收关胜》的武二花，使的大刀又猛又快，盘旋飞舞，风雨不透，台下观众看得目瞪口呆。等他刚一收势亮相，叫好声四起，真有些像大家常说的“雷鸣般”。那些武生、武旦、武丑翻起跟斗来简直和拚命差不多，时常因为冲得太猛，摔下台去，幸而台前密密麻麻地站的都是观众，摔在大家身上，演员和观众都伤不了，最多引发一阵粗野的叫骂声而已。

寺庙里演戏一是农历春节期间，二是神佛的诞辰。大庙的戏台一般为固定建筑，高出地面约三四米，面向大殿，演出时殿前和左右两翼都搭起看台，让花钱的观众就座。如果想不花钱看戏，只有挤到中央那方贴对戏台的空地上去，这叫做“轧台前”。轧台前可得有工夫，必须年轻力壮，能够站上三四个小时不叫脚酸，否则挤在里面想退出去已不可能，硬要坚持到终场。我的阿松爷叔就有这种过硬的本领。我呢，就分开了两腿，骑在他的肩膀上，同时用自己的小手紧紧地抱住他的头颈，以免摔落，倒有些像现在所说的叠罗汉、搭人梯。

草台班艺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当年他们在嘉定的城隍庙里演出时，戏台两侧的厢楼既是他们的后台，又是晚上的宿处。演员不分主角或龙套，一律睡地铺，稻草就是床褥；且因地方太窄，转身也很困难。大部分的艺人衣服单薄、破旧，仅可蔽体。冬天的上午他们往往一起蹲在街边晒太阳取暖，一边低下了头捕捉衣裤上的虱子，简直跟一群乞丐差不多。生活在今天新社会里的演员们恐怕连做噩梦也不会想到吧。

七十年前的评弹与电影

解放前嘉定县属江苏省，在地理学上属于长江三角洲的范畴之内，民间通用语言属吴语系，因此评弹这种说唱艺术，一百多年前已在我的故乡嘉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娱节目。又因演出条件简单，易于招揽听众，所以即使在嘉定那样的小县城里，一年四季城乡各处几乎都有评弹演出。地点大部分在老式的茶馆里面，组织者也就是茶馆老板。茶客只须在平时的茶价之外，再加付一些钱，不采取另外买票的方式。你去喝茶就可以听书，你不听，茶钱也不能少付，尽管这种方法带些强迫性，倒也省力省事。

我的“保育员”阿松爷叔明知我看草台班京戏的劲头最大，可是京剧的演出很少，平常日子极难看到，他也爱莫能助。为了消磨漫长的时光，他就把我也往书场里带。可他没想到我还是个小毛孩子，要我一小时、一小时地坐在茶馆里的方桌子旁边，静听那些既不化装，又不漂亮的老先生们慢条斯理地讲故事，怎么忍受得了？即使是说、唱、表兼优的弹词艺人，也只多了弦子、琵琶两种乐器，对缺少音乐细胞的普通儿童产生不了多大的吸引力。这样就使我把听书当做苦事，往往刚坐定便吵着要走，或者干脆伏在桌子上打盹。后来阿松爷叔只得把书场里叫卖的各种小吃，不管甜咸酸辣，都买来逗引我，勉强维持到终场。但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肚子，难免会呕吐胃痛，甚至小病几天，幸而有母亲护理照料，倒也蛮舒服。

七岁以后我入学读书，有了许多小朋友，不需要再去盯住阿松爷叔了，进书场大嚼的事当然也就从此结束。

我的个性爱动不爱静，放了学也不直接回家，尽跟小朋友在各处游转，这样自然要影响到作业，心也变得更野了，却也有个好处，往往可以迅速地捕捉到大量的信息。因而本城各方面的动态，我总能很早就知道，尤其是那些使我深感兴趣的，例如华兴电灯厂要放电影的消息，便是我首先带回到家里的。

根据比较可靠的记录，我国之有电影始于1913年。到我十岁左右，虽然上海商务印书馆已拍过一些新闻短片，但在我们嘉定还很少有人看到过，机关、团体或学校里也从未放映过。就是这家华兴电灯厂，其建成发电也在1917年以后。这家厂的主要投资人是南翔镇上的实业家孟季孙。它的规模最初也很小，发电时间自傍晚六七时至午夜十二时，仅六小时左右。电力也较弱，街道上挂的那些稀稀落落的路灯，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看来，并不比月光强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厂里何以会放电影，我就弄不清楚了。因为当时看电影要不要花钱买票我都记不真切，今天怎么能回头去分析其动机呢？

我所记得的只是在我们家里，听说有这种新玩意儿，第一个欣然思动、心向往之的却是我那年龄刚满六十、早已秃顶驼背的老祖母。然而她老人家要达到这一目的，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隔了许久，有一天，她才带着我坐了一顶青布小轿，先到西门大街上的姑母家里，然后由姑母搀扶引领，走出西门，在城河沿岸，找到了华兴电灯厂。这只是个大概，具体事宜我都记不得了。

放映电影是在一间很普通的平房里面，最远处高挂着一大幅白布，中间就是两行横排的条凳。屋子里才坐满人，便有一个很响亮的嗓子大喝一声：“大家坐好，要放啦！”接着少不了还有几句警告：“不许走动！”“不许说话！”屋子里变成了一片漆黑。祖母和我都正襟危坐，心跳加速，睁大眼睛向前瞪视着。一阵轧轧声响，后边射来一道白光，白布上面立即出现了山水、树木、房屋、车船、人物等等，有活动的，也有不动的，但都很模糊，像影子似的。也许是我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太紧张了，也许是影片质量差或电灯厂电力太弱，反正一句话，看了一两个小时，除了觉得新奇外，我们祖孙二人都没感到有什么了不起的。

从此我祖母不曾再去过。我倒是由小朋友们的吸引，又连续看过几次，记得都是风景片或新闻片，只看到过一部美国滑稽短片，有个胖子在银幕上做出许多丑相、怪相，逗得我们拍手大笑。那位演员叫开司东，到今天我-还记得，但回想起来，他的演技比后来闻名全世界的笑匠卓别麟，那就差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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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方面有好几位生具菩萨心肠的先生女士专诚下顾，表示要以我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或者为我写一篇传。我自惭形秽，受宠而惊，赶快一一辞谢，不敢接受。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我还不太糊涂，尚有自知之明，但另一方面也出于我对已经读过的一些传记作品印象欠佳，不愿让别人在笔下或者把我无限拔高，或者有所歪曲。我以为要写传记还是各人自己动笔的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嘛！可是我这一生究竟有些什么事迹或成就值得写下来呢？思来想去，总觉可肯定的太少，应该否定的却很多，真要写的话，可能变成一篇“自我检查”，这在十年大动乱中早已写够了，势必重唱老讽。一经想透，自然决心放弃了。

然而我虽年迈，思考力却尚未丧失，又已浪博虚名，“骑虎难下”，于是在应付各方面索稿时，不免也经常写些回忆录式的文章，聊以搪塞。次数多了，自己回顾一下，至少有一半是写戏剧、戏曲艺术和艺人的。这就使我产生了写作这部《戏迷自传》的动机。接下来少不得要制订计划，收集材料，并多方找一些专著来参考，例如《俞振飞艺术论丛》、《红线女自传》，以及曹聚仁所著《听涛室剧话》、葛一虹编撰的《五十年话剧史料》等，其间足足花了两三年的工夫，才能开始动笔。

因为既称“自传”，总得带些编年性质，从我幼年起一直往下写，但所记只限于看戏和陆续与各种艺人交往的经过，当然与故事或小说不同，无须衔接得太紧，只要一直不离开作为主线的我就行了。第一批二十篇脱稿后，自己重看了几遍，觉得就内容而论，虽已有较广的接触面，但结构未免流于松散，使我很担心读者能否接受。

事有巧合，1989年的秋天，上海《解放日报》负责连载小说部分的阿章同志又来向我征稿，我便鼓足勇气，把这一批所谓《戏迷自传》的初稿交给了他们，请予考虑。由于编辑部的同志们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故迟迟未见答复。我一边等待，一边续写，于三四个月后又送去了十篇。1990年夏天，经该报副总编辑居欣如同志决定，从中选用二十三篇，逐日在连载小说栏发表。我觉得这样做更好，先推出一批作为样品，征求广大读者的意见，对我来说无异是接受一次检验，可谓机会难得。

宽大的读者们大概是把我这些拙作看成了一种“新产品”，因此《戏迷自传》的一小部分在《解放日报》刊出后，各方反应之热烈，大大出乎我本人，乃至报社编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毕竟不过是一个戏迷，并非所谓行家，而且执笔前虽曾收集了不少材料，又看了一些参考书，但大部分内容还是凭自己l的记忆所及而录下来的。年代隔得久了，哪能没有错误？读者几乎都发现，但又都通情达理地谅解了。还有不少内行、专家也在百忙中来信鼓励，或写文章予以补正，这都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

凡经大家指出的错误，在这本书里面都已改正了。有些意见是属于欣赏角度不同，或爱好上的不一致，如对某一出戏或某一位演员的评价，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不能也不敢要求所有的读者(无论是戏迷或不是)都赞同。又如同一位演员，优缺点在哪里，观众也往往见仁见智，各有各的想法，我也不愿勉强附和别人。好在我在本书中已无数次地表示，我不过是个戏迷，说好说坏都不足视为定评，所以原文也就不改了。

我谈戏的范围很广，也就难免流于浮浅，对此我也只有请求内行、专家们曲谅了。但有一点看法，我仍不愿轻易放弃，那就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尽管形式各异，但就其内涵、作用、对象等等而言，却有着不少共同点，而且可以互相交流、影响或吸收。所以戏剧工作者也应该接触、研究曲艺、音乐、文学、美术、电影等等。反之亦然。否则视野过于狭窄，知识过于贫乏，连本行也未必搞得好。即使仅仅作为观众，从欣赏和理解的角度出发，如果死抓住某一艺术品种，而对其他一律不顾，势必也会形成偏见，钻牛角尖，或者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那样，食而不知其味。

正是从这一观点(也许是偏见)出发，《戏迷自传》的一小部分在《解放日报》发表后，一方面我得到了鼓励，并立即利用已有的材料继续赶写，另一方面也没有改变无戏不写的方针，只要是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都不放弃，并坚持写到1990年底为止。

应该说这一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原因是我心中已有了底，所以前后只费了一两个月，便完成了四十五篇，连已发表过的二十三篇，总共六十八篇，约计十四万字。

为了增添读者阅读的兴趣，我又从自己所收藏的照片中选出一些，附印在本书之前，我想凡和我同样迷上了戏的读者，也许特别乐于得到我这本小书吧。

1991.2.1于沪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