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古斯塔夫·马林从参加智利农民运动开始，直到流亡法国后的一些人与事，从中我们可了解到当时智利乃至南美社会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蓬勃的社会运动，以及狱中生活的艰辛和收获，了解作者非凡的活力、高尚的理想和人生感悟。

……他们和往常一样，蒙上我的双眼，把我带到走廓里。每次走在这个走廓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完了，他们现在就要把我带到院子里枪毙了。走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带我去洗澡。

这个时候我身上仍旧一丝不挂，只有眼睛被蒙着。他们把我推到淋浴喷头的下面，敞开门，以便监视着我。我右边的格子里也有一个囚犯。淋浴的水流非常强，冷水几乎是激射在身上，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洗个这样的澡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我听到费坎多在我旁边的浴间中开始放声高歌……

缘起

第一部分 我记得的人

 费坎多

 米格利托

 芒柯

 主教、我的哥哥丹尼尔和国际大赦组织

 军人米拉利斯

第二部分 环境和事件

 基加利

 狱中生活

 酷刑

第三部分 新生活

 流放和工作

 流亡期间的经历和思想

 回到南方

 回到法国

 中国和其他地方

后记

费坎多

我现在来给你们讲讲费坎多的故事，人们管他叫“雄辩家”。

费坎多来自康塞普逊。人们也管他叫“长头发马凯”，他的父亲是位空军上校，要不就是位将军。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在被捕之后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他父亲把他从空军军事学院弄出来之前，他在那里也受了不少严刑拷打。

费坎多以前在康塞普逊大学学经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到南方来。那时我们在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快要完成，但他很快加入了进来，负责坎口山区的工作。

对他来说，这是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他此前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大学圈子中，有很丰富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而到了考汀，我们却把他派到坎口那个有点沉闷的山区小镇。他在那儿却硬是干出了些名堂。他很快与那个地区主要的马普奇人的领导奇华拉夫建立了联系。他们巩固了联盟，动员了当地群众。我和费坎多有一种“童真”式的友谊，可以说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愉快。我们在特木科的小旅馆一起住了几个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记忆。

费坎多为人很和善，非常喜欢开玩笑，他看事情总是看到好的一面，这在我们那种异常紧张、困难、而且永远昼夜不分的工作环境中是个不小的优点。如果我们晚上要出发去乡下，去开会，或者到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去和农民继续讨论问题，他的那种幽默是种很好的调剂。

但是我对费坎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到六月间，我们被关押在空军军事学院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根据关押规则，我们总是被剥光了衣服，被蒙上双眼，而且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一枪毙掉。当时费坎多的一个幽默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有机会洗一次澡（这样我们就可以洗清身上的血迹和一段时间之后身上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体臭）。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一个士兵走过来，说：

“起来。”

他们和往常一样，蒙上我的双眼，把我带到走廊里。每次走在这个走廊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完了，他们现在就要把我带到院子里枪毙了。走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带我去洗澡。

这个时候我身上仍旧一丝不挂，只有眼睛被蒙着。他们把我推到淋浴喷头的下面，敞开门，以便监视着我。我右边的格子里也有一个囚犯。淋浴的水流非常强，冷水几乎是激射在身上，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洗个这样的澡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突然，我听到费坎多在我旁边的浴间中开始放声高歌。我记得他唱的第一首歌是《墨西哥，二月二十三》（这首歌唱的是潘丘·维拉遇害的故事）。

Nuestro México，febrero veintitrés,

Dejó Carranza pasar americanos

Diez mil soldados，seiscientos aeroplanos

Buscando a Villa por todo el país．

卡兰萨让美国人进来

一万名士兵，六百架飞机

在全国搜捕维拉。

我记得以前在农村，还有在特木科我们住的那个小旅馆的房间里的时候，我也总爱唱这首歌。监视我们的士兵的第一反应是向他喝道：

“够了！别唱了！闭上嘴！”

他回答：“为什么？你知道浴室就是唱歌的地方。”

然后他就开始唱另一首歌，卡米里奥·塞斯托的《更多往事》，这首歌当时在圣地亚哥非常流行。后来那名士兵就管费坎多叫卡米里奥·塞斯托，因为他总是在唱歌。他开始唱《更多往事》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唱给我听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察到我就在他旁边的浴间里。

那是我这一辈子中洗得最舒服的一次澡！从那以后，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我知道费坎多在我身边，我知道他在空军军事学院中都可以放声歌唱。

十年过去了。我记得我流亡到法国之后，我们在巴黎见过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到巴黎之后的第二年。我们沿着巴黎的大街边走边谈。费坎多好像准备好要回到圣地亚哥，回到智利。

很多年以后，可能是一九九二年或一九九三年，我们在圣地亚哥又碰见了。这离我们在空军学院一起洗澡的时候已经快二十年了。一天下午，我正要进一家电影院看电影，费坎多刚看完前一场从电影院走出来。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有好半天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都有点花白了，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发胖了。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并约好见面。几天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现在是智利最大的私人医疗机构伊萨普雷·康萨劳德的经理。

我们一起去贝拉维斯塔区他熟悉的一家饭馆吃午饭。我们谈了许多，想起过去的好多事情，他告诉我现在智利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私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肯定要这么说。我记得我们喝了好几杯加薄荷的那种叫匹斯考的烈酒，那是结束我们那次午餐的最好的方式。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午饭了。

从那以后，我又在圣罗萨区见过他一次，我们是在一家家具店里碰见的，当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看家具。我们都非常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但那却好像是在彼此道别。

时间会流逝，友情会改变，人们会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一切都很奇怪，但人们却仍在努力保持快乐，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幸存者。

米格利托

现在我来讲讲米格利托的故事。他是个农民，来自奈修恩图地区，曾经在考汀沿海一带参加过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

他有七个孩子，家境很不好。在军事政变之前，军事情报局在沿海地区的一次活动中逮捕了他。军事政变之后，他被关进了特木科监狱。一九七四年七月我被捕之后，也关在同一所监狱。

米格利托是我们的巫医。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同伴之中谁的情绪最低落，他似乎天生就有这个本事。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被锁进棚屋里的时候，米格利托总是会面带微笑地走近某个我们在监狱里常说的“正在喝猪头肉汤”的人。

我们说“猪头肉汤”，是因为用猪头肉做的汤总是又浓又腻。监狱中有人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就会躺下来，呆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看着天花板，半睡半醒的样子，特别沮丧，不说话，也不想事情，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格外阴郁、滞重。

米格利托会满脸笑容地走过来，想办法和你说几句话。他脸上总是会带着那种孩子式的微笑。他会做一种用民间草药做的药茶，据说特别适合去除我们说的那种“猪头肉汤”。

有一次，他给我喝了点他做的那种草药茶。他可能感觉到我很沮丧，就过来和我说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负责给大家鼓舞情绪的人，当他走过去和谁聊天的的时候，那个人就会知道自己是当时情绪最低落的了。他会笑着说：

“高兴点吧，朋友！想喝点药茶吗？”

他做的最好的那种药茶几乎是立见奇效，这种茶是用奈特苦茶做的，这种草药实在是太、太、太苦了，苦到可以立刻去除“猪头肉汤”，使日子顿时变得美好很多——至少比喝这种药茶要美好很多！P5-10

陈嘉映序：囚牢浴室里的歌者

真是不打不相识，我们了解最多的外国，英法德俄美国日本，都是八国联军那阵子打上门来的国家。别的外国，我们都所知不多，只有几个专家才了解。道理也简单：中央帝国的臣民，四夷的事儿，本来不大屑于知道，实在是人家打了我们，我们要图强，不得不师夷人之长，所以去了解它。中西碰撞以来，我们放之四海的眼光其实一直专盯着头等发达的强国。

读古斯塔夫的《囚牢浴室之歌》，心生惭愧，对智利，对那里的政治压迫和人民的反抗，我知道的那么少。其实，智利人争取民主的斗争，皮诺切克军事政变期间和此后对人民的残酷迫害，那边民主斗士的牢狱经历和流亡生活，我们读来也许倒觉得格外贴身。

他们和往常一样，蒙上我的双眼，把我带到走廊里。每次走在这个走廊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完了，他们现在就要把我带到院子里枪毙了。走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带我去洗澡。

这个时候我身上仍旧一丝不挂，只有眼睛被蒙着。他们把我推到淋浴喷头的下面，敞开门，以便监视着我。我右边的格子里也有一个囚犯。淋浴的水流非常强，冷水几乎是激射在身上，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洗个这样的澡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突然，我听到费坎多在我旁边的浴间中开始放声高歌。我记得他唱的第一首歌是《墨西哥，二月二十三》，这首歌唱的是潘丘·维拉遇害的故事。

Nuestro México，febrero veintitrés,

Dejó Carranza pasar americanos

Diez mil soldados，seiscientos aeroplanos

Buscando a Villa por todo el país．

我们的墨西哥，二月二十三，

卡兰萨让美国人进来

一万名士兵，六百架飞机

在全国搜捕维拉。

那是我这一辈子中洗得最舒服的一次澡！从那以后，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我知道费坎多在我身边，我知道他在空军军事学院这所牢房中照样可以放声歌唱。

——《囚牢浴室里的歌声》

古斯塔夫的南美血液让他嗜歌如狂。无论走在平庸地活着途中，还是头戴荆冠走向Glgotha，我们总要歌唱，我们不愿一幅愁眉苦脸拯救人类的模样。至少古斯塔夫要唱。

古斯塔夫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字，一如其人，真实而不琐碎，朴实而不沉闷，积极而不喧躁，和国内近年多如牛毛的自恋的或变形为互相吹捧的矫情的或以反矫情为名而大抖人己隐私的一落笔只想着叫卖的甚至拿肉麻当有趣的往事回忆自不是同类。

2006-9-25，上海外环庐

这本书是一九九七年完成的，一九九九年出版。阿洛柯帮助我做了很多编辑的工作，然后我就把书稿放了两年。在这段时间内，我继续到处旅行。我和何塞和曼纽埃尔一起去了火地岛，我们走到了佩恩峰，然后沿着印加小路一直走到了马丘比丘。后来，我又和热纳维耶芙、伊斯塔和加布里埃尔一起去了安达卢奇亚、摩洛哥和意大利。我因为工作关系又去了中国和印度。在阿根廷，我有幸在卡尔帕·布兰卡参加一次教师组织的绝食抗议活动，阿根廷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广场上方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我和他们一起在国会广场上高唱《感谢生命》。我去了黎巴嫩，然后一路走到了纳巴蒂，走到以色列控制区的边界。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我们在开普敦组织了一次非洲会议，纪念一九五五年反种族隔离政策运动通过的《自由宪章》。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了鲁滨岛，那是关押黑人自由战士们的地方。纳尔逊·曼德拉就是在那里被监禁了二十七年。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胜，来参观的“观光者”包括许多美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当地的导游自己就曾在那里被监禁了五年。那个导游是个大个子，言谈举止令人愉快，也很有思想。他用简单而富有感情的话描述了当时隔离主义者关押的囚犯的生活状况。我边走边问了他很多问题：他们怎么睡觉？禁闭室的窗户有多大？淋浴设备怎么样？所有的问题他都一一作答。虽然我并没有告诉他，但过了一会儿，他就明白了，我蹲过监狱。“嘿，你是智利人，”他对我说，“我觉得我们是兄弟。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我们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站在那里，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些，还有许多新的故事，我下次再找机会给你们讲。

热烈的拥抱，

古斯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