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客观存在，必须正视。历史中有真理，历史中有公正，历史中有民意和良知。然而讳言、封锁、篡改历史者大有人在，以致今天民族失忆、历史失真。一位醒悟者的愤激之言：“问号，问号，到处都是问号；虚伪，虚伪，无处不是虚伪！”又然而正如浮云不能蔽日，正义必当战胜邪恶一样，历史终会还其真相。上世纪下半叶，中国文人历经劫难，作者以记者之身亲历所见所闻，写下二十余位文人、学者、报人、艺术大师等人物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以血泪之迹雕刻他们的灵魂。

一位八十老人的历史记忆，民国记者生涯的亲历亲闻

作者凭借记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忆述曾亲承謦欬与访谈的二十余位政坛耆老、文苑名宿、报坛前贤、艺苑名人等的人生经历与大变革时代的起落浮沉、辛酸坎坷的命运，以血泪之迹雕刻他们的灵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诗云：“一沙见世界，一花窥天堂。”无数个人讲述当会构成近代中华民族的悲怆历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篇篇章章，史料翔实，文笔优美，读来使人百感交集，既是传记文学，又为历史留下珍贵的侧影。

序

第一辑 政坛耆老

 上海滩的神秘老人

 宁折不弯一老人——追忆钱孙卿先生

 刑余人——孙翔风

 独闯西班牙的张慕飞

第二辑 文苑名宿

 令人心仪神往的文坛老人——柯灵

 身后是非说孟真

 童书业——历经人生艰辛的史学家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储安平

 “性学大师”张竞生

 无名氏(卜乃夫)的身后风波

 苏青的最后岁月

第三辑 报坛前贤

 新闻奇人成舍我

 走进历史的卜少夫

 新闻人惹新闻风波——卜少夫轶事

 勇敢无畏外柔内刚——记子冈

第四辑 艺苑群星

 “豹笼大师”林风眠

 “艺坛上帝”赵无极

 张大干故园情深

 他像缥缈孤鸿消失人间——忆石挥

 追忆舒绣文

 悲哉！东方“茶花女”——话说女高音歌唱家张权

第五辑 名人之恋

 曹聚仁的感情世界

 像两股轻烟绸缪在一起——卜少夫与徐天白的生死恋

 是是非非蒋碧薇

 “末世王孙”与京剧名伶的悲情恋——李广平与关肃霜

 情系忠贞——许地山女儿的奇特婚姻

后记

陆久之何许人？

陆久之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不寻常。

1902年，陆久之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缙绅世家。父亲陆翰先后两次应科举考均落榜，乃转而任低级的税务官(厘金局长)。当时湖南社会不靖，兵匪作乱，因而举家迁江苏常州。东迁后陆翰先在浙江军阀卢永祥手下充幕僚，后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虽官位显赫却由于不会逢迎上司又不愿同流合污，终因患病在上海被人害死。家道顿时中落，陆久之等几个兄弟进工厂谋生。

在中学读书时，陆久之就非常爱读进步书刊，一本《新青年》常置案头。辍学后，不顾家庭反对，进宝成纱厂当练习生。又结交友人蔡叔厚，蔡的思想非常激进，不断向他推荐共产主义学说，由此深受影响，向往革命。蔡叔厚曾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杭州)并曾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新闸路开办绍敦电机公司，以他高超的技术及不断创造新产品，业务蒸蒸日上。这时陆久之进了绍敦公司成为蔡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绍敦电机公司是中共的地下联络站，恽代英、瞿秋白等又常在附近的上海大学讲课，陆久之常去听课并深受影响，从此更加坚定参加革命的信心。

1926年9月，陆久之由中共党员徐梅坤介绍，进入由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总工会秘书处，与周恩来、赵世炎共事，担任联络员。1927年，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血洗上海总工会时，陆久之奇迹般地跳墙逃走。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他又打进陈群、杨虎领导的黄色工会，在特务组织中卖力，外界不明真相认为他背叛了党。他忍辱负重暗里干着营救革命者的工作，如陈赓、向忠发就由于他的通知，得以平安转移。

敌人终于对他产生了怀疑，1928年春节他突然被解雇。1930年1月，他仓促中逃亡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读书的同时又兼任上海《申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同时中共又给他派了新任务，参加在日本的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工作。和他共同战斗、了解他这一段时期工作的老党员陈修良(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说：陆久之是个为党立过许多特殊功勋的好同志！

在日本期间，他巧妙地和各方周旋，1936年居然和驻日大使许世英攀上了关系，在大使馆获得了一个高级专员的职衔，负责情报及新闻接待工作，直到抗战爆发，他才跟随许世英回国到达武汉。许回国后，任全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陆久之为委员。他不愿担当这闲职，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由军统控制、王芃生领导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需人甚殷，他积极活动被选中，聘为专员，到了上海，冒险生涯由此开始。

陆久之负责收集敌伪情报，有干才之誉，取得了国民党的信任，同时又把情报送给共产党。当时的他如鱼得水，颇有名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陆久之仍留上海。新机遇又来了。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留日时的好友冲野一郎。冲野和日本海军有关系，他看到陆久之没有职业，介绍他进了海军所办的海安公司任总经理，还要他办了张《华美晨报》，为日本海军的“圣战”而鼓吹。

在斗争尖锐复杂的上海存身，还要开展工作显然不易。陆久之有“狡兔三窟”，他又开了个“璇宫”舞厅。这里吸引了不少发国难财的奸商、汪伪政府的官员、日本军官、妖艳的舞女……每日纸醉金迷，翩翩起舞。陆老板自己每天都来应景，与这些人跳上几曲，实际是搜集各种情报。

他利用海安公司作掩护，运送许多紧要物资到抗日根据地去，用舞厅搜集情报，送给中共的部队……两者所起作用不言而喻。

也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说“百密难免一疏”。1944年秋的一天，一小队日本宪兵闯进陆公馆，在日本宪兵的枪口押送下，陆久之被关进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  他极为镇静，仔细回想了他的抗日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觉得没有任何佐证在日本人手里。审讯时，他侃侃而谈，流利的日语、镇定自若的态度，把审他的日本人镇住了。加上日本海军与宪兵之间存在利益的矛盾，通过一位同情他的日本看守，他给日本海军武官府的朋友佐贺大佐(另一说是古川时太郎)送去一张求救便条。佐贺出来疏通、保释，陆久之终于得到释放。

凭着他的机智与巧妙手段，他战斗在日寇统治的心脏地带，一次次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成了汤恩伯的座上客

1945年8月，陆久之在上海迎接抗战胜利。

我曾以怀疑的口吻，问陆先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随之是大捕汉奸。您这一段为日本人做事的经历，一定带来不少麻烦吧？”

他笑着说：“怎么会呢？不仅没有麻烦，而且我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接收大员，而且是当时上海的大红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身边的座上客。”

看着我疑信参半的神情，他解释道：“我当时是暗地凭借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员的身份而活动的，抗战胜利后军统自然要给我证明。至于我被汤恩伯的看重，是因有一段私交来历。”

原来汤恩伯与陆氏是世交。当年汤恩伯在日本明治大学学法律，他想改进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却苦无门路。后来找到陆久之的父亲陆翰(孙传芳手下的军法处长)托人保荐，终于如愿以偿。后来汤恩伯学成归国又经陆翰推荐，结识时任军政部要职的陈仪，再由陈仪逐步提拔，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大队长、教导第一旅旅长，从而逐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因此，饮水思源，汤恩伯一直想对陆家有所报答，而陆久之在青年时代就与汤恩伯相识，汤对陆久之视同亲兄弟。随时间推移，汤对陆久之才能(出口成章、谈吐风趣)的赏识更进一步，汤既在上海独当一面，也需要培植自己的亲信，顺理成章就延揽陆久之成为他身边的智囊人物，任陆为第三方面军少将高级参议。

而这正是陆久之的心愿。原来中共方面看到汤恩伯身掌军中大权，控制东南半壁，想争取汤恩伯起义。中共地下党的沙文汉转达了党的命令，要陆久之完成这一任务。于是陆久之日益接近汤恩伯。陆与汤食同桌，出同车；汤微服出游由陆同伴；汤视察战地工事，由陆充当随员。陆又用尽心机，在汤身边广植羽翼，布置耳目。汤府的厨师、女佣、汽车司机、机要秘书都是陆久之介绍的，他又不时对这些人另加赏赐，使这些人对他感恩。

抗战胜利后，上海等沿海城市聚集了为数多达百万等待遣返的日俘与日侨，一时间因无运输工具不能遣返，需要对这些人进行安抚与教育。汤恩伯知道陆久之精通日语，就把这工作交给了他。陆按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向汤建议办一张日文的《改造日报》，汤同意并任陆为《改造日报》社社长。

1945年10月，《改造日报》创刊。陆久之所用采编人员都是接近中共的左派人士，一度报纸的色彩很“红”，幸而是日文报，尚未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后来《改造日报》又出增刊《改造画报》，不仅未加收敛，反而更加明显。登了许多中共要人与郭沫若、茅盾等左派作家的大幅照片与介绍文字，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汤恩伯责备陆一番后，宣布停刊。当时报纸已发行10万份。这对陆久之也起了警示作用。

与陈瑶光结合

为着给自已加上保护色，也为着使地下党有个秘密活动场所，陆久之原已在浦东大厦开了个璇宫舞厅，这时又开了第二个舞厅叫云裳。这时陆久之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个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在舞厅左拥右抱，过着糜烂的生活。

这样做对开展地下工作是有利的，但因没有把实情告诉夫人陈宗蕙，这就引发了家庭危机。  陈宗蕙是陆久之的原配夫人，早年，陆久之住在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与孙中山先生的好友陈国权(陈重民)是邻居。陈国权欣赏陆久之的才华，就把女儿陈宗蕙嫁给了他。两人感情很好，惜未生子女。这时陆久之的生活浪漫起来，陈宗蕙性格内向，把对丈夫的不满放在心里，陆久之又没有发现，没有及时加以解释，于是两人感情有了裂痕，导致陈宗蕙患了精神分裂症，最后抑郁而终。

不久，陈瑶光——这位陈洁如的养女走进陆久之的生活。前已述及，陈瑶光原曾嫁朝鲜人安某为妇，育两子，抗战胜利后，安某怕中国人追究他曾是日本特务弃家而逃，如果不是养母陈洁如的接济，陈瑶光的生活要陷于绝境。这时由于女友周安琪的介绍，陈瑶光与陆久之相识了，感情逐渐增进。不久后陈洁如知道此事，她看到陆久之彬彬有礼，谈吐温文尔雅，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现在是汤恩伯身边的红人，在上海滩很有声望，于是一心撮合女儿与陆久之结合。1946年圣诞节两人结婚。陈洁如很喜爱这女婿，把她珍藏多年的当年俄国顾问鲍罗廷送给蒋介石、蒋又转赠她的一只金表，作为见面礼送给了陆久之。

陆与陈结婚后，伉俪甚相得，不久后即生一女。这个女孩颇受陈洁如的宠爱。陈洁如一直与女儿瑶光、女婿陆久之一起生活。1949年后，陈洁如仍在大陆。陈洁如一度任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200元生活补助费。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饥荒时期，陈洁如向有关方面提出移居香港的请求。经周恩来特批，陈洁如只身一人于1962年移居香港。

陈洁如到香港后，改名陈璐，在铜锣湾百德新街闭门隐居。台湾方面，蒋经国用10万美金为这位“上海妈妈”在九龙窝打老道购买了一套房屋。陈并未去住，而是用来出租。后蒋家父子又通过戴安国(戴季陶之子)，每月接济她500美元。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悄然病逝于寓所，无人知晓。女友去看望她，无人应答。后经破门而人，发现她横卧于地，终年65岁。

陈洁如逝世后，香港方面多次来电，要她唯一的女儿陈瑶光去料理丧事与继承遗产。当时上海是红卫兵当道不予理睬，香港方面的报刊为此大做文章。此事被周恩来得悉，他特批陈瑶光赴港奔丧，从此她一去而不回。后来瑶光的子女也陆续去了香港与美国。

这都是后话。

P7-13

岁月骎骎，生涯碌碌，载浮载沉，忽焉已到望九之年。回顾平生，一生平凡，了无作为，唯一堪以自慰的是，执笔为文六十余年，积有千万字的文章，成书上架也有二十余册，雪泥鸿爪，留下些人生足印。

这回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属传记文学类，二十八篇文章都为笔者近年所写。

笔者自进入人生暮年，衰病之身已无力耗尽心力穷究学问；而写些人物回忆虽不算得心应手，倒也轻车熟路，这和当年笔者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还在童樨时(读小学)，我偶然读到范长江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名著，开始仰慕前贤从事的新闻记者职业。他们能上接权贵，下亲黎庶，军政士农工商各界都可访谈，又能走遍祖国大地，亲睹河山壮丽，更能激浊扬清、伸张正义、针砭时弊……如此等等，实在是令人向往的神圣的职业。

天遂人愿，后来我踏入社会从事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做新闻记者。开始时工作热情之高，非可言喻。然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记者焉有报道自由？反映人民心声只能另觅途径。

当时我所服务的报纸，对记者的工作有量化的规定，即每天要写出若干字的新闻。但新闻并非每天产生(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并有报道价值)，这颇使笔者为难。后终于想出解难之道。记得某晚回到编辑部，版面缺稿，编辑索要稿件，恰我所负责的区域却又无事可写。灵机一动，想到前些时，曾在几个深夜，对无锡人的夜生活进行鸟瞰式的巡礼，访问过夜市的街头摊贩、三轮车夫、舞厅与戏院老板等，总的印象是内战加剧，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也呈现出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危象，于是即以此为主题，综合当时的采访，有细节、有对话，用叙议结合、情景交融之笔法，写了一篇三千余字的群体访谈特写。编辑加框在一版发出。见报后不仅得到社内的一致认可，也为同业所赞许。

初试成功，给我莫大的鼓励，不久我又作单一人物访谈专栏的尝试。访谈的对象除一些临时出现的人物和由社方交下的任务外，大半都经深思熟虑、斟酌取舍而定。访谈对象都具有代表性，他们的个人经历都与时代脉搏和民族命运相联系，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一定的历史真实。

进入我的人物访谈表，有政要、耆绅、官员、艺人、学者、民族工商业家等。至今回忆起来，颇有几篇成功的人物访谈。如采访无锡工商界的元勋、耆绅代表钱孙卿，体现出他刚介耿直、敢作敢为的精神与风范(收入本书为重写之作，增添钱孙老在1949年后的情况)，当时不仅被本报列为优秀稿，更得钱孙老本人认可并嘉许。还有采访无锡县(当时无锡并未设市)参议会议长李惕平，访谈时有三家报纸的记者也在座，李议长对时局、对无锡工商业前景发了一番感慨，当时看似闲谈，并未引起同业重视。事后我写成一篇人物访谈，翌日见报，同业惊异，赞我有慧眼卓识。至今回忆这段经历，心头犹热。

写出一篇成功的人物访谈确实不是易事。对采访对象事前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如个人专长、爱好、习惯与个性(如有人健谈，有人口讷)……了解愈多愈好，甚至对采访者所服务的工作单位的历史也不能茫无所知，否则难免搓手搔头提不出问题，造成冷场的僵局。因此，我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这都和事前的准备有关。

我常心仪那些学识渊博、善于提问，而且所提问题对方又非解答不可的前辈，如范长江、徐铸成、浦熙修、彭子冈、陆诒等，他们都有许多成功的先例，是中国新闻史的优秀篇章，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里，我公开一点个人隐私。如今采访有先进的录音设备工具，当年却只能用笔记录。有些被访对象，最忌记者拿出小本本，一字一字记下。原来他口若悬河，谈笑风生，看到你在记录，他就此缄默不言，出现尴尬的冷场。当年我除了反复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外，还曾在衣袋内藏一截短短的铅笔头，把关键的字句，画成自己识得的图像，回去整理，倒也八九不离十。如今自然用不着了。

俱往矣，后来由于我职业的变更，不再做记者，也就不写人物访谈了。但我爱读人物传记，特别是用文学手法写的传记，这成为我多年以来的爱好而一以贯之。

20世纪80年代，偶从某大学图书馆看到台北出版的大型月刊《传记文学》，该刊创办已数十年，自诩为“史学之长城”。创办人刘绍唐揭橥该刊宗旨：“为文学开新路，给史家做材料”，从而补传记文学的缺失。斯言如空谷足音，深得我心。以后我开始试笔，先后有《曹聚仁传》、《神秘的无名氏》、《徐铸成传》等十余本著作问世，并获文学奖项。

在完成整本传记的同时，也写成一些传记文学的散篇，先后发表在《传记文学》(台北)、《名人传记》、《世纪》、《金岛》、《文史春秋》、《温故》、《老照片》等刊物上，编入本书奉献给读者的也就是这些经过修正的散篇。

也许有读者要问，此类文章都属个人回忆，内容是否真实？我可以负责任地回答读者：这些访谈对象，因年岁已大，生理机能衰退，加上年代久远，回忆久远的往事，或许某些细节会有出入，但基本的事实框架应该不错。至于笔者在撰写过程中秉史传文学贵在真实之义，亦未违心讳饰。

以上算是一个老记者的暮年答卷，敬待读者评分。

是为序。

李伟

2010年9月28日于南京，是年85岁

人世蹉跎，岁月无情，本书问世之日，我已整整85岁。垂老之年，居然还能有著作问世，欣喜之情，自不用说。

枯寂人生需友情温暖，而在晚岁尤需友情。我有幸在2007年春夏之交，结识了几位极有学养、造诣颇深的年轻友人，其一就是南京晓庄学院邵建教授。初遇之日，一见如故，言谈间并无年龄之阂，老朽如我也感受到不少新思想新观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因邵先生又接识了新的友人。

是年夏，某日傍晚。忽接邵教授电话，邀我去傅厚岗某茶社，会见一位远方来客——山东冯克力先生。那天，高朋满座。除邵、冯两位外，还有张昌华、范泓两位著作极富、硕果累累的作家、学人。另有一位与我年龄相若的尉先生。

冯先生是资深编辑，主持着脍炙人口的《老照片》，还担负着几套丛刊、丛书的编辑，深得作者与读者的敬仰。难得的是冯先生谦诚随和，真是一位山东汉子，我们同样一见如故。闲谈中，我回忆当年记者生涯中的几件旧情往事，如当年随蒋介石游太湖，这立刻引起冯先生注意，要我成稿寄给他。当晚宾主尽欢而散。

恭敬不如从命，遵冯编意见，陆续寄去成稿，某些篇章，蒙先后在《温故》、《老照片》发表(台湾《传记文学》也曾发表数篇)，并立即为《作家文摘》、《扬子晚报》转载。社会反响堪称不错。

此后，冯编来函鼓励，认为拙作都是亲历、亲见、亲闻，写这样文章的人愈来愈少了。他还说，积有一定数量可结集出版。

新的机缘又悄然而至。近年在大陆多种报刊常见蔡登山大作(拙文常和他同发一刊)，语辞闳丽、史料丰富、观点卓越，私心仰慕。原认为此人必在大陆并积有年岁。某次问起邵先生方知蔡先生身在台北，著作家、出版家一身两任，也为邵之相识。因而又成尚未谋面的文字交。蔡先生也相约结集后也可在台出版。

然而写来艰难，一是毕竟年老了，二是回忆这些往事，常常动情，与笔下人物同嗟伤同悲怀。两度春秋才告完成，这该是我写得最慢的一本书。

在此成书之日，我要深深感谢邵建、冯克力、蔡登山三位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支持，也就没有本书问世。

李伟

2010年9月26日于南京。是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