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台湾新移民小说系列之《怒航秘密》——“人生中最惆怅难过的莫过于爱情”，这是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样的人生观察，正是柏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全力以小说去探索爱情的主因。

《怒航》以发掘人性为主要内容，对于人性的善恶有相当深刻的探索。《秘密》(1965)收八篇小说，其中有些写爱情，“没有一桩爱情不是一桩悲剧”，都与金钱息息相关，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怒航秘密》包括两部作品《怒航》、《秘密》。

《怒航》以发掘人性为主要内容，对于人性的善恶有相当深刻的探索。关于恶，柏杨以为：“大半苦难来自人类自身，人的最大罪恶，似乎不在于奸淫烧杀，而在于愚昧自私，多少悲剧和惨剧都由此而生。”(《序》)像是《七星山》中爱搬弄是非的齐桂芳，《周琴》中骄傲自私的周琴，《隆格》中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莉芙，《重逢》中背叛丈夫的玲华等。除了恶之外，对于善，柏杨也从悲剧中展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像是《微笑》中玉珍的丈夫，虽然家境贫困，但还是勉力帮助王有德一家人。

《秘密》(1965)收八篇小说，其中有些写爱情，“没有一桩爱情不是一桩悲剧”，都与金钱息息相关，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其中《秘密》是爱情的试验，对拜金主义者强烈嘲讽；《龙眼粥》写前世今生之爱，有灵异色彩；《沉船》写一个帮助妻子成名最后失去妻子的痛苦；《窗前》中男的是爱情的理想主义，女的是拜金而且现实，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莲》是一场灵肉之争，写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爱情；《拱桥》也是一出爱情悲剧，造化弄人，充满无奈。另外两篇《强水街》亦涉鬼魂，处理死去的小孩救父的故事；《塑像》写一位母亲对于死在南洋的儿子那种深沉的痛苦。

贫穷常是这些故事之所以成为悲剧的主要原因，这是柏杨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其所铺叙，相当程度反映出写作时的社会背景。

《怒航秘密》这样的人生观察，正是柏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全力以小说去探索爱情的主因。

序

阅读柏杨(序二)

怒航

提要

序

七星山

隆格

周琴

晚霞

微笑

夜归

屈膝

鬼屋

重逢

秘密

提要

序

秘密

龙眼粥

强水街

沉船

窗前

莲

拱桥

塑像

后记

1.

“你记得中西航空公司'盛平号'撞山那回事吗？”

“当然记得。”

“那么，你一定认识齐桂芳了？”老王说。

“不。”我说。

“我朋友的太太。”

“你是不是就要说到关于她的故事？”我说。

“对了，”老王说，“德洪，你抬起头来，就可以看见那座高插云霄的七星山。”

“是的。”

“那女人的舌头能把它铲平。”

“啊。”

“她是一个绝物，”老王说，“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你和她一旦相识，便等于把辫子交到她手里，任凭她摆布了，她会使你后悔巴不得和他根本不相识。齐桂芳便是这么一种人。”

“你吃过她的亏，是吧？”

“凡和她相识的人，没有一个平安。德洪，我想你一定洪福齐天，再不然就是祖先有深厚的阴骘。”

“别开玩笑，老王。”

“我向不跟人开玩笑，我说你有福，是因为你从来不认识齐桂芳，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认识她。”

“说她的故事吧。”

2.

“齐桂芳的丈夫叫魏白，”老王说，“我们原来住在一起，我的太太玉薇跟她是同学。天晓得，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同学，她们年龄相仿，但玉薇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她才刚刚考进初中。”

“即令是同学，也不严重。”

“当然严重，同学的关系使她成为玉薇消息的权威，我和玉薇是苦恋成功的，她抛弃了千万家产的继承权和去美国读书的巨额奖学金，跟我结婚。”

“我知道。”

“可是，”老王说，“只过了三个星期，我们的蜜月还没有度完，别人就告诉我，我的新婚太太已经和隔壁那个餐厅经理吊上膀子了。”

“这是什么话？老王。”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谣言不着边际，我们隔壁住的那个餐厅经理，不识几个字，有妻有子，年纪大约五十岁，每天骑着摩托车上班下班，玉薇有时候在门口，见了面总要点点头的。我把消息告诉她，她气得要死，追查那谣言的来源，只一查便查到齐桂芳身上。她告诉别人说：

“‘玉薇，嗨，就是对门那个新娘子王太太，她爱上了那经理啦。'

“‘不会吧。'别人说。

“‘不会？'她说，'你不信的话，明天起早一点看看就知道，玉薇天一亮就拿把扫帚到门口扫地，要一直扫到那男人上班，两个人见过面才回去。'  “‘邻居们打个招呼算不了什么。'

“‘可是她那种笑的样子和普通人不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起来看看，那场面真有意思。'

“‘她刚结婚，怎么又能爱上别人呢？'

“‘那经理家有电冰箱呀，'齐桂芳说，'还有电唱机、电视机，有钱得很，不过主要的是，玉薇爱他英俊哩。'

“‘天，你怎么知道那样清楚？'

“‘我当然知道，'她愤怒地说，'我们是老同学。'

“这是我和她第一次打交道，德洪，我当时恨不得杀了她。”

“不怪你，老王，任何人都会生气。”

“玉薇哭了一天，”老王说，“要找她算账，被朋友劝下来。可是以后的日子便不好过了，用不了太久，我就从玉薇口中，再度听到新闻。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刚拿起筷子，她便像开了电钮的广播电台。

“‘阿王，'她说，'我们这巷子里三十八号姓赵的那家，昨天晚上跟太太打架，把太太打得头破血流，连夜送到医院。你说那作丈夫的对不对？'

“‘当然不对。玉薇，汤怎么这样淡？'

“‘你知道那赵先生用什么打的？'

“‘不知道，这汤能不能再放点盐进去？'

“‘用面棍子打的呢，你们北方人真野蛮，有人说赵先生在太行山当过土匪。这一次因他和一个酒女在外边同居，太太说了他几句，他就凶性大发。'

“‘谁告诉你这些事？'

“‘反正有人。'

“‘不要替人守密了，那人一定是齐桂芳。'

“‘她早上来对我讲的。'

“‘告诉你，玉薇，赵太太害的是急性肠炎，我的一个同学恰是她的主治医师。我早上去看牙时碰到他。'

“玉薇沉默了，我想她再也不会听那女人的闲话。第二天，她果然没有向我说什么。可是到了第三天，平平安安地吃过晚饭后，我扭亮电灯，坐下翻开晚报，玉薇羞怯怯地走过来，坐在我身旁，用一种求我援助的眼神望着我。我本能地想到，她一定怀孕了。

“‘玉薇，'我挽住她的腰，'有好消息吗？'

“她摇摇头，我抓住她的手臂。

“‘那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我说，'不知道关于哪一方面？'

“‘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阿王，而是一件可耻的事。'

“‘天老爷。'

“‘林太太偷人呢！'玉薇瞪大了预期着我要惊奇的眼睛。

“‘哪个林太太？'

“‘我们斜对面，朱红大门那一家。'

“‘林先生在什么地方工作？'  “‘听说在拳击协会当理事。她太太漂亮得很，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的读初中一年级，她还要红杏出墙，未免太不要脸。你猜她的姘头是谁？'

“‘我不猜，玉薇。'

“‘是教会那个马牧师呢，'她说，'别看他讲起道来一脸正经，却是恋爱能手，早上我买菜时看见他，他的态度忽然不自然起来，平常他都抢先和主妇们打招呼的，今天连头都不敢抬……'

“‘闭嘴。'

“‘你怎么啦？'

“‘玉薇，我知道你不是长舌妇，可是你今天说的，可能要惹出流血惨剧，而且自己良心上也有亏欠。我觉得很不对劲，告诉我，你听谁说的？'

“玉薇目瞪口呆了半天，嗫嚅地说：

“‘听齐桂芳--'

“果然是她，那个每天都把舌头伸到别人家灶底舔锅灰的女人！”P7-12

人生本来是应该快快乐乐的，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人是唯一的幸运儿。可是幸运儿的苦难却似乎比其他不幸运的动物，要多得多。我们看见野兽间互相迫害，难免十分震惊；但对人间的互相迫害，反而往往无动于衷，大概是习惯成了自然的缘故吧。这对那些天真活泼，终有一天要长大成人的儿童而言，真是一种可怕的刑罚。使身为父母的人，一想起他们免不了要跳进这样的社会，便不由得兴起无限悲伤。

大半苦难来自人类自身，人的最大罪恶，似乎不在于奸淫烧杀，而在于愚昧自私，多少悲剧和惨剧都由此而生，我们有权利希望我们活得正常。

文学先天的有道德性，这并不是向谁乞怜，也不是训练自己对权势驯服。而是，只有悲和愤的力量才能使灵性充分发挥。

我非常抱歉，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没有最流行的男女调情谈爱的描写，也没有故事新编式的美妙对话。但我爱它，因它不仅是一个悲和愤的理想，也是一个悲和愤的实践。

最后，谢谢您在百忙中看它。

1964年6月于台北

抗日热血青年在台湾文学史最后的纪事，停留在四川沙坪坝的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的珞珈山。这些青年在文史最后的身影停格在火车站拥挤混乱中的生离死别。之后，这些台湾人眼里的外省人，初来乍到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台湾，火车站人潮汹涌的逃难场景不再，代之以大萧条时期于海岛“异乡”寻求生存的寂寞小站；文学的长河中，柏杨小说补遗了失落的1949之后文学编年史。小说中刻画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境和处境，“是战后初期台湾这个殖民社会一幅生动写照”，应为文学史家所重视。然而十年牢狱之灾后，读者都将关注的眼神聚焦在让他入狱的原因——批判社会与时政的杂文。文史学家一致认为柏杨写于50年代的写实小说，“明显被忽略”。

柏杨小说表达方式非常前卫，在当时就已经开创了几十年后所谓的“极具电影感的对白方式”写小说。他习惯将人物的多面像，用一片一片对白，铺陈在同一个平面上；像一幅立体派油画，将每一个面像同时拼凑在一张画里。柏杨独具的小说风格，我试着以立体派的绘画语汇，呈现柏老当年开创性小说语法，在装帧设计中。

徐荣昌后记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抢救纸本书行动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