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忌讳》分为“文化、娱乐之忌”,“生产、行业之忌”,“岁时、饮食之忌”,“人生、礼仪之忌”四辑,林林总总,共一百零一篇。
作者聂鑫森具有宽阔的文化视野,且对现实生活多有了解,“主旨依然是将传统国学草根化,从一个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切口——中国老忌讳深入进去,与大家轻轻松松地聊天、摆龙门阵”(《后记》)。举凡信札的书写格式,对联的正确贴法,祭文、悼词、挽联的撰写要则,古玩行的“捡漏”和“打眼”,演员应遵的行规,请吃河豚的规矩,如何有礼貌地谢绝上门叩访,怎样选择住房和布置卧室……作者皆能深入浅出地解说,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击节。
《中国忌讳》由聂鑫森编著。
《中国忌讳》选择了数十种与当下社会生活有关联的“忌讳”,分为:文化、娱乐之忌;生产、行业之忌;岁时、饮食之忌;人生、礼仪之忌。以轻松的笔触述其表征、内蕴、来由、衍化,力图做到科学、客观,有文史之趣,并具备一种实用性。
盆景、插花忌粗俗
盆景艺术和插花艺术,在中国年深月久,怡情、养性、审美、增趣,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陪衬和点缀,益处多多。特别在今天,物质生活的丰盈,造就了对精神生活的渴求,于是,盆景和插花,大大方方地走人千家万户。
盆景,又称“活的艺术品”,以有生命的树木、花草、苔藓以及鱼虫为物质手段,配以土与石,通过别具匠心的造型,展现“缩小了的大自然”风貌,是园林、诗、画、雕塑等艺术的结晶。《吴风录》说:“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凿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而平民百姓,“亦筛小盆岛以为玩。”历代的许多文人,如白居易、王维、韩愈、苏轼、陆游、李渔、袁枚,皆为此中方家,他们深谙“移天缩地,盆立大干”的奥妙。
盆景艺术,亦有所忌讳:
一忌盆具不雅及用盆不当。“现代树桩盆景宜用青绿古铜色,彩绘则喧宾夺主;山水盆景色宜素淡,才能起到‘画框’的作用,使盆中之景耸立突出,自生幻境”(王志英、潘传瑞《盆景造型艺术》)。
二忌生搬硬凑,失自然之韵;置景粗疏,或太实,或太虚。“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清·方士庶《天慵庵随笔》)。
三忌在造型中无透视原理、无空间划分。要有大小、远近、疏密、浓淡、粗细、明暗、动静、虚实的互为映衬和对比,既“咫尺千里”,又“缩龙成寸”,达到有景、有理、有情、有趣的效果。
我国制作盆景的名地,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有岭南、上海、苏南、苏北、剑南(四川)等。
在我国,插花艺术历史悠久,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宋,普及于明清。《南史》中说:“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插花艺术先萌生于佛寺,以后便熏染到宫廷和民间,渐渐成为一种风气。而文人墨客更是津津乐道于斯,讲究情趣,营造意境,并出现了许多专著,如明代袁宏道的《瓶史》、张谦生的《瓶花谱》等等。袁宏道有一首《戏题黄道元瓶花斋》的诗,可见出当时插花时尚的风行。“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二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仿佛扬枝水,人碗酪奴茶。以此颜君斋,一倍添妍华。”
雅室插花,又名雅室清供,因不同的时令而异。岁朝清供自然供奉的是冬末春初的花卉,配以最能表现此时节令的物件,参差列于案头,营造出送旧迎新的祥和欢快的气氛。
明末清初的董小宛,对于岁朝清供煞费苦心。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中记叙她在梅花含蕊未开时,先去看好枝条的横斜与案几上的花架是否相配和谐;或者隔年先将梅枝修剪适宜,到来年花开时采下供入瓶中。
岁朝清供的植物,除梅之外,还有菊、竹、松、柏、水仙、山茶等,都是傲雪凌霜的斗士;所用器皿,除瓶之外,还有盆、盎、尊、盘等;所配的物件,更是繁多,文房四宝、灯盏烛台、菜蔬果品、爆竹花炮、书画玩具……既表现节日的气氛,又表现主人的意趣心迹。
插花,忌盛具不雅不洁,忌与所插植物不相配;插置植物时,忌混乱、粗率,无疏密、高下、藏露、虚实的讲究。
著名作家、翻译家和盆景专家周瘦鹃在他写的《岁朝清供》中,记叙他在抗日战争时避居皖南一山村中,逢春节,“找到了一只长方形的紫砂浅盆,向邻人借了一株绿萼梅,再向山中掘得稚松小竹各一,合栽一盆,结成了岁寒三友。”在欣赏这岁朝清供之余,还写了一首《谒金门》的词:“苔砌左,翠竹青松低弹,借得绿梅枝矮婧,一盆栽正妥。旧友相依差可,梅蕊弄春无那。计数只花开十朵,瘦寒应似我。”从中可看出他在国难当头的苦寒岁月里,仍然坚守节操,并保持对于美的追求,殊为不易。
P29-31
我们还要忌讳什么
岁月的脚步,已踏入现代文明之境,但在工作、生活诸多方面,我们却经常听到“忌讳”和“禁忌”的忠告,于是不得不在举止言谈中格外小心谨慎。这些忌讳或是历史的传承,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或是民间的沿袭,但在今天却有了新的演变;或只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的独守,却于时移世易中,扩展成一种广义的需求。于是“忌讳”和“禁忌”,“如同其他文化一样,同样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陶立瑶《中国民间禁忌与传说》序)。
书信忌“霸王格”;对联忌贴反;考试忌舞弊;古玩鉴定忌作假;闹洞房禁失分寸;忌直呼人名;操虫手的游戏规则;七十三、八十四的年寿之忌……种种禁忌,涉及民俗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文艺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诸多领域。其来龙去脉、演绎变异,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讯息符码,了解和破译它的底蕴,从单一的“民间禁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认知,并成为个体生命道德的恪守,益处多多。
“现代人们常将‘忌讳’一词作为Taboo的对应词,Taboo(音译为塔怖)一词,文化人类学家是从南太平洋波里尼西亚汤加岛的土语引入的。这字的涵义,除了‘忌讳’之外,还包含‘禁止’、 ‘戒律’这类相关意义。虽然原义主要是指宗教迷信和社会习俗方面的禁忌和清规戒律,但也含有不成文法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涵义,也就是说包含着外力要禁止你干犯的涵义”(何满子《小引——“忌讳”界谶)。
许慎说:“禁,吉凶之忌也”(《说文解字》)。
孔颖达说:“忌,禁也”(《周易·央·疏》)。
“‘禁’与‘忌’,组成‘禁忌’一词之后,就代表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禁约力量。其中,既有集体(社会或宗教)对个体的‘禁止’的含义,又有体现个体心理意愿的自我‘抑制’的含义”(任骋《中国民间禁忌·禁忌的含义》)。
此书我选择了数十种与当下社会生活有关联的“忌讳”,分为:文化、娱乐之忌;生产、行业之忌;岁时、饮食之忌;人生、礼仪之忌。以轻松的笔触述其表征、内蕴、来由、衍化,力图做到科学、客观,有文史之趣,并具备一种实用性。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忝列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聆教,就有“人类社会学”的课程,也曾说到“民间禁忌”的奥义。又受老师引导,翻阅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图腾与禁忌》、《婚床》、《金枝》、《裸猿》、《人类动物园》、《中国巫术》、《原始文化研究》……获益匪浅。到了今天,我之所以撰写此书,应是当年感同身受的遗风流韵。
我与许多友人常自问:我们还要忌讳什么?
友人问我的这本《中国忌讳》为什么仍交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说缘由有二:其一是该社曾出版不少文史类的好书,早已名声远播,历年来曾陆续购之以藏,每每展读,为之心动;其二是该社看重与作家的交谊,让人不可忘怀。
2010年8月,因诗人兼老友的李松涛退隐抚顺,“松涛文苑”落成剪彩暨“全国诗文名家抚顺行”采风活动拉开序幕,我有幸被邀。我是第一次在此地驻停数日,苍山莽岭、历史遗迹、现代城镇,令我大开眼界。又在沈阳雨后的正午,得到松涛好友张洪先生的盛情款待,在有着百年殊荣的“老边饺子馆”,我与张洪先生、祁雪芬女史虽素昧平生,但他们对本社出版前景的展望,让我十分钦服。于是,应其邀约,写一本与成语相关的书。这就是在2011年5月,我在该社出版的《成语·百物》一书。
让人感动的是,我在写书的日子里,他们从不催促,只是偶发电子信件和手机短信,嘱我多多保重身体。张洪先生知我喜欢该社所出的文史、书画类书,隔一段日子就会翩然寄来。爱书人见到好书,正如美酒佳茗,令我激情陡增。该社所出的修订本《中国藏书楼》三卷本,考校精审,受益多多。我在收读后,特写了一篇书评,刊发于各处,以表谢忱。
我曾作《谢张洪先生惠赠<中国藏书楼>三卷本》的七律,用毛笔书寄以示心迹:“商周龟室史珍留,历代藏书处处楼。华夏文明传版椠,学人风韵溯源头。沈河谊重连湘水,典卷墨香醉酒瓯。犹忆老边饺子馆,潇潇雨后话声稠。”
《成语·百物》出版后,在我居住的株洲,似乎很受人青睐。市新华书店、国学大讲堂、株洲新闻网及其他媒体,给予了有力的推介,除内容外,其装帧、版式也颇受人赞扬。
《中国忌讳》定会与《成语·百物》比肩而立,这是无疑的。
但愿读者喜欢这本书。主旨依然是将传统的国学草根化,从一个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切口——中国忌讳,深入进去,与大家轻轻松松地聊天、摆龙门阵。谢谢!
此书的录入与校勘,概由我的内人郭映雪完成。
聂鑫森
于株洲无暇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