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明白，战争不仅仅是巨人与恶魔之间的较量，那些普通人，那些在战争期间生活在战争策源地的普通人们，又如何看待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60年来，他们也在反思……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　　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前言(特劳德尔·容格)/001

在德国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梅丽莎·米勒)/001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写于1947年(特劳德尔·容格)/017

罪之对证——编年体研究，写于2001年(梅丽莎·米勒)/147

鸣谢/171

时代更迭之际。慕尼黑，1947年。“纳粹运动之都”如今成了废墟一片。人们在饥寒间挣扎，同时也在苦苦寻求新的开始。匮乏的物质生活与强烈的求生欲念并存。特劳德尔·容格27岁，年轻的女郎满怀着渴望，要继续生存下去。非纳粹化委员会以“年岁尚浅”之故，免除了她的罪名。她仍以秘书为业，跳槽不断。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工作上，特劳德尔·容格备受嘉许。当时，有封推荐信如此写道：“她理解力强，文书写作风格亦佳，无论打字，还是速记，都很突出。”夜里，她常去看小剧场戏剧，当年城中的小剧场如雨后春笋一般。钱、食物和香烟，捉襟见肘，朋友与邻居们常要一起互相接济。日子就在面前，她希望能有爱情，有幸福。对前路，她并未作清晰的打算，但她有信心。

停。

慕尼黑，1947年。“纳粹运动之都”如今成了废墟一片。特劳德尔27岁，已当了三年寡妇。她的最后一位雇主——如她所说“我曾遇到过的最好的”——已经死去。她旧日的同事多在战争期间失踪。她不知道他们是被关到了苏联人的监狱，还是自杀身亡了。她自己也在苏军的监狱中呆了几个月，又患了白喉，从柏林仓皇逃到慕尼黑。回到家乡，她百感交集，害怕被钉到耻辱柱上，害怕被唾弃。她从不隐瞒曾给希特勒当过两年半秘书的事实，也庆幸于别人对她的过去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连母亲也不想知道得太多。不时还会有热心人追问：“告诉我们吧，希特勒到底真死了没?”可是，又似乎没人愿意听到细节，这只不过让她有个表述自我的机会罢了。又有人不屑于她善恶不分，跟随一个种族灭绝的凶手，所以来听她的忏悔。“你当年那么年轻……”1947年，遗忘的过程刚刚开始，是纳粹分子及其跟班与受害者们的自救。

同一女主角，两幕场景——两幕都是真的。

战后那几年，特劳德尔的人生是分成两幕的。一边，关于在希特勒身边的风光日子及那戏剧性收场的记忆压迫着她，无人可以分忧。另一边则是废墟上的日常生活，贫困与快乐都须直面——这倒可以与朋友、熟人、母亲与妹妹分担分享。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只是她所记得的，第三帝国刚刚崩溃——特劳德尔要尽力摆脱希特勒的魔法。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两年半，她所见到的只是他富有魅力、和善可亲、像父亲一样的性格剖面，对于纳粹政权本身，她毫无兴趣，所知亦不多，从未认真思考纳粹的意识形态及其非人道的主张。她的人生经历，除了愉快的个人记忆外，就是战后才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对纳粹政权的可怕认知，这认知她也是到后来才真正接受的。特劳德尔走近希特勒的圈子，实属偶然，她对他的了解也浅窄——到了今天，连她自己也很难想象。天真?无知?虚荣?自负而轻信?不清白的同谋犯?1947年，她还不会如此诘问自己。她刚被判无罪，现在——借着年轻的力气，如她所说——她要一点点遗忘过往的事情。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问题才开始折磨她，直至今日。

1947年，当时的男友海因茨·巴尔德把他的赞助人，一位殷实的企业主，介绍给她认识。这位企业主为她的经历吸引，劝她应该把随从“元首”的那段日子写成回忆录。企业主的前妻是德裔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离婚后①，她一直居住在美国，双方仍保持友好的联系。她愿意向一份美国日报推荐她的回忆录。特劳德尔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动起笔来。今天回首，她说她当年心中有强烈的愿望，在回忆泯灭之前把所经历的大事都写下来。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关于希特勒的死，传言不断，若还有人问起，她就干脆展示这些笔述。

几个月内，用晚上和周末的闲暇时问，她写出170页左右的文稿。但这部文稿并未出版，因为在1949年，人家说，“读者不会对这一类的故事感兴趣”。特劳德尔只把写作当作宣泄之用。无可否认，就自己的经历，她并未自责过深，然而她也不会隐瞒什么，不企图为自我辩护。她只是描述事件、情节、个人印象。到后来，这成为了她与过往截然分明的界线。从此，她将文稿束之高阁。

事实上，战后的几年间，特劳德尔对希特勒的态度始终矛盾重重——至少在文稿中可以看出来。因此，她的回忆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震惊。数十年后，她重读当年的文稿，既难过又羞愧，觉得自己太天真，竟未能在那些年看清楚身边发生的事情。那是陈词滥调，她说，这样单纯的笔调简直不可饶恕。她并未意识到回忆录的历史价值。今天，文稿之直接与不加修饰，让她不安。无论是在狼堡的希特勒，还是在山庄的希特勒，在她笔下不过成了泛泛的描述，用汉娜·阿伦特②的话来说，是“罪恶的庸事”。即使把希特勒及其同僚描绘成非人的恶魔，她也不能得到半丝慰藉。回忆录表述的是在罪恶年代度过的无邪青春，今天她把这论调看作自己当年轻率态度的明证。（P1-3）

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词句毫不检讨，又显亲亵，再翻几十年前努力克制着写下的手稿，我又惊又愧，这不正是当初试图避免的吗?我怎会竞如此天真，如此轻狂?因此，我至今怯于将手稿在祖国付印。另外也因为，眼看针对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千年帝国”的批判如潮，我个人的历史和视角，又有何成书的必要呢。我也害怕追逐轰动效应，乃至把书变成对错误年代的赞许。

我从未掩饰我的过去，然而战后多年，这个世界偏偏为之粉饰：她多么年轻，不谙世事，上司心如蛇蝎，外貌却平庸中和，她怎能洞察，云云。非纳粹化委员会给我以“小跟班”定性，减免罪责。连听过我陈情的熟人——纳粹政权的同谋也好，遭纳粹政权迫害过的异见分子也好——都异口同声如此认定。我乐得接受这类无罪宣判。乃至纳粹德国天崩地坼时，我甚至还加倍隆重地庆祝了自己25岁生日，从此抱定明正决心：就活下去吧。

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认真反思我的经历，以及渐渐肿胀的负罪感。过去35年间，这不啻折磨：去了解自己，去挖掘当时的动机，太难了。就让自己这样说：1942年我才22岁，太年轻，又满心好奇，叫阿道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他是个和蔼的上司，又像父执一样的朋友，坊间的告诫我通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追随他陪伴他，最后几近悲惨收场。他的罪恶如今路人皆知，我也将为负罪感缠缚至咽气一刻。

两年前我认识了作家梅丽莎·米勒。她找我作时代证人，回答好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问题，比如他于艺界的雅好等。谈话多涉及我的生活，尤其是与希特勒相遇后所受的潜移默化。梅丽莎·米勒属于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眼光囿于她关于第三帝国罪恶的识见。幸而她不是以正义自命的那类事后诸葛亮，思考方式并不片面。她垂听着，我们这些从前站立在元首的光环下的时代证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讲述的，她步步寻索来龙去脉。

“我们不能将传记当作事后辩白，相反我们得肩负这些生活下去。然而，我们可以修正自己。”赖纳·孔策在《一年日记》中如是说，尤其对我，这引言意味深长。“人们并不单单要求你公开下跪，”他继续说，“沉默的愧色比任何告白更具说服力——也更真诚。”因此梅丽莎·米勒说服了我，将这部手稿公开出版。既然她能借此理解，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曾是顺理成章的事，而那年头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正倾力于一场种族大屠杀，却那么不可思议，我想，读者也能理解吧。但愿如此。

去年梅丽莎·米勒又把安德烈·埃莱尔介绍给我，在我看来，他不仅是位极富魅力的艺术家，还是个坚持政治正确的积极分子。我们谈及那个叫特劳德尔·胡姆普斯①的女孩子，我与她势不两立经年，而这场深谈给我的可贵启示绵绵无尽。整个过程都用摄像机拍下来了。安德烈·埃莱尔与奥特马尔·施米德拉尔将素材整理成纪录片《在死亡的角落》，可与本书互为参照。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特劳德尔·容格

2002年1月

“我放手了，只让负罪感、痛苦与悲伤将我吞噬。忽然间，我因亲历者的身份而备受瞩目，这令我更受个人罪感的严厉拷问。因为那些访谈中，从来没人问过我是否内疚，他们只谈历史事实。而压在我身上的负罪感愈发沉重，促光不断反思。今天，我为两件事情深感歉疚：为几百万人死于纳粹手中的厄运：以及为少女特劳德尔，她曾那么缺乏自信，竟没有在关键时刻勇敢地说出‘不’字。”

——特劳德尔·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