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心学学者，他还是嘉靖年间著名的抗倭英雄。唐顺之以其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被后人尊称为“荆川先生”。本书记述了唐顺之的生平事迹，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其思想学说，以此足见唐顺之不愧为明代继王阳明之后的又一位文武兼资的大儒。《唐顺之》由孙彦、周群著。

唐顺之(1507-1560)，江苏武进人，博学多识，对历史、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著名的散文大家，其洗洋曲折、理趣精深的古文及其高扬主体精神的“本色”文论皆对后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作为南中王门的代表人物，其“以天机为宗，以无欲为工夫”的学术思想亦在阳明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江浙，曾亲自率兵抵御江南、江北两个战场的倭乱，以战功名垂青史。《唐顺之》记述了唐顺之的生平事迹，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其思想学说，以此足见唐顺之不愧为明代继王阳明之后的又一位文武兼资的大儒。《唐顺之》由孙彦、周群著。

第1章 求学应试

 一、家族考述

 二、十年寒窗

 三、一举成名

第2章 京师为官

 一、“嘉靖八才子”

 二、王学讲会

 三、“翰林三直”

第3章 家居岁月

 一、唐宋派文学主将

 二、宜兴幽居，致力问学

 三、经世之学

 四、结交边将，心系天下安危

第4章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临危受命

 二、查勘北方边务

 三、南下御倭

第5章 学术思想

 一、理学与心学交杂时期

 二、悟解心学

第6章 文学思想

 一、“文道合一”的古文理论

 二、高扬主体精神的“本色”说

附

 年谱

 主要著述

 参考书目

万吉在学问上笃尊经传，谨守格式，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忠实信徒。他的一位朋友周通是王门弟子，经常向万吉灌输心学思想，一直怂恿万吉和他一起跟随王阳明学习，却被万吉断然拒绝。而唐顺之此时正是学杂朱王的时期，一方面在王畿、罗洪先的影响下不断参证心学，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袭，独操霸柄’’为自己的学说主张；另一方面受王慎中的影响开始看宋儒文章，唐顺之对程朱学说钻研渐深，对其讲求扫除私欲的工夫尤为认同，提倡为学须细细磨炼，，铢寸累积。可见万吉与唐顺之在学问上有相合亦有不相合的地方，二人切磋学问遇到分歧必反复辩证，不求苟同，终而收获颇多。经过一段时日的交往，万吉对唐顺之更为推服。有一次刚从唐顺之那里讨教回来，他便把两个儿子喊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道：“荆川先生不仅学问广博，他的志趣高迈、造诣精深就如同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岂是斥鹦辈可以想象企及的！你们若能学到先生的九牛一毛，便足以自立，我就是死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而唐顺之对于万吉的朴直淡泊、急公好义也十分敬服，相交不久便将他引为知音，客居宜兴期间与他往来十分密切。除了辩证学问，共赏奇文，二人也时常结伴畅游山水，佛庐仙洞、水曲山窈无不毕至，花木玲珑、禽鸟啁啾，尽以悦目赏心。唐顺之后来在给万吉所作的祭文中描述这一段交往时写道：“余有所往，不告于僮，僮来相寻，知必在公。公命家人，为具客食，家人不问，知余为客。”可见二人交往之密。这种真挚的友情后来又为两家缔结了一门亲事，唐顺之的儿子唐鹤征娶的正是万吉的孙女儿(即万士和的女儿)，唐、万两家的血脉终至融合为一。

除了这两位忘年交，与唐顺之往来较多的既有谈得来的当地官员，也有在此修行的和尚道士，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如药人、农夫等。唐顺之把与他们的交往写入了一篇篇诗歌中，在他看来宜兴的人情之美来源于这里的山水风土之美。而宜兴的山水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清和幽，更是一种充满灵性的美，身处其间，人们内心的浮躁可以得到澄净，疲惫可以得到涵养。唐顺之在这里找到了修养自己身心的一方乐土，嘉靖十五年末他便把妻女接来一起居于宜兴山中，结束了在武进和宜兴之间的奔走。从此，他自号“荆川”(得自于宜兴城内的荆溪之名)，足见其对宜兴的钟爱之情。

一家人在宜兴暂时安顿了下来，唐顺之也得以全身心投入对学问的探求中去。自从嘉靖十二年罗洪先回乡奔父丧、嘉靖十三年王畿谪官南京以来，唐顺之与这些探讨学问的师友便各在一方，鲜有机会相见。但唐顺之的向道之心却并未因师友的远离有丝毫减弱，特别是嘉靖十五年的夏天，王畿以及王阳明门下另一高徒、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1483－1541)来武进相访之后，唐顺之欲加感到时不我待，正是人生有涯而学业无涯！从此，他一方面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努力以身践行。

说起读书，唐顺之从小就痴迷其中，且涉猎极为广泛，历史、天文、地理、辞章可谓无所不读，无所不喜。但他对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儒家的四书五经，特别是朱熹的注本并没有多少兴趣(尽管他对时文用功颇深)。直到王慎中向他大力推荐宋人文章的好处，唐顺之这才将一向被自己束之高阁的宋儒著作又翻了出来。这一次他放下成见，潜心阅读，一开始关注的还是王慎中所激赏的辞章结构，不久便被宋儒对义理的阐发所深深吸引，原本枯燥乏味、陈词滥调的文章如今看来却是字字珠玑。其中，唐顺之对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著作尤为信服。在写给妹夫王立道的一封信里，他总结了自己近来读书的体会：以往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从事的诗文写作以及博闻杂记都不是安身立命之学，这些东西就好比零食只能解馋，不能充饥；倒是被世间聪明人冷落太久的二程、朱熹等宋代大儒的著作里蕴藏着极为精妙的道理，可惜大多数人蔽于文字，以至老死无闻！而自己差点就落入了“聪明人”的下场。有了这番反思，唐顺之从此逐步收束起自己对诗文创作的喜好，除了难以推脱的人情文字，他提笔甚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对性命之学的研习中去了。除了学习宋儒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唐顺之对于汉儒笺注的经典并未完全否定，在他看来汉儒笺注虽溺于对章句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据训释，缺乏对经典义理的探寻，却不能说这些考据毫无用处，善学者可以循此准确、扎实地理解经典文字，进而把握住文字背后所蕴藏的道理。因此，十三经注疏特别是其中的“三礼”(《礼记正义》、《仪礼注疏》、《周礼注疏》)，唐顺之也是下了工夫细细读过的。

读书穷理之外，唐顺之更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实践。这期间，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克制住自己内心中过分的私欲。唐顺之继承了宋儒对“天理人欲”问题的看法，认为“天理”是支配着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普遍原理(或原则)，它既体现为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也是人以及人类社会的道德本质和原则。“人欲”则是人与外物接触后产生的感性欲望。“天理”与“人欲”(特别是一己“私欲”)相互对立，二者之间的消长关系到人心的存亡，而学者为学的目的就在于如何控制私欲，复归人的道德本性。在实践中，他体会到克制私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愈用功愈发觉私欲植根之深，因此需要学者“努力聚气，决死一战”，还需下细致长久工夫，否则极易半途而废。就这样，唐顺之在僻居宜兴山中的这段时间里刻苦自励，将自身种种欲根、习气毫不放过，逐个细细清除，一番工夫下来成效颇著。嘉靖十八年秋，唐顺之北上京师途经南京与王畿论学，王畿就对其家居以来去欲的工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赞其“近来造诣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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