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本书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达到的境界。本书揭示了社会的文化气质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深刻联系。

为什么资本主义主要在西方产生，且蓬勃发展？而四大文明古国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对于这一奇特的现象，韦伯在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做出了精辟而有益的探讨。这样一部经典著作，让我们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并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韦伯之于社会学，正如牛顿之于物理学。本书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本书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

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发育关系。即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冶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现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

这部经典著作，让我们看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并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认识这套西方花了数百年时间才酝酿出来的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编者序

导论

 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严密的系统

 资本主义的理性模式

 资本主义选择了西方

 无处不在的理性

 本文论题及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章注释

上篇 问题

第一章 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

 新教徒的奇特适应性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引人瞩目的差异

 寻找新教精神的源头

 本章注释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之产生

 新的伦理观：职业变天职

 资本主义与“对手”的不断斗争

 劳动组织形式的“成长”

 宗教背景的力量

 传统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的变迁

 资本主义精神——一种不可思议的扩张力

 在成长中挣脱宗教的束缚

 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理性主义的一部分

 本章注释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概念(本书的研究任务)

 “职业”概念的问世

 得到路德肯定的世俗生活

 路德的传统主义职业观

 加尔文主义带来的新变化

 宗教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

 本章注释

下篇 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四种禁欲主义新教

 加尔文宗与预定论

 谁将“永恒得救”？

 预定论改变了一切

 一个时代的问题：我是否是上帝的选民？

 宗教将人们推向可触碰的现实

 因上帝而荣耀的工作者

 理性指向的“完善”社会伦理

 禁欲主义渗入日常生活

 理性化——上帝指引人类的武器

 虔信派的禁欲倾向

 虔信派独特的禁欲主义

 弟兄会重视情感的禁欲主义

 虔信派不具备明显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倾向

 情感色彩强烈的循道宗

 循道宗的理性因素并不强烈

 浸礼宗选择的静候恩宠

 以贬毁圣事的态度促成“圣洁世界”

 推崇等待，同时并不否定世俗生活的教义

 禁欲主义最终统治了现实世界

 本章注释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禁欲主义渗入现实生活

 资本主义的萌芽

 不懈劳动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

 《圣经》中的现代职业定义

 禁欲主义在一切文化领域内推行理性

 禁欲主义要求理性地对待财产

 宗教精神随着财富的增加逐渐泯灭

 禁欲主义的理性化影响遗留下来

 全新的资本主义展现于世人面前

 本章注释

某些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一般来说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在本书开头的两篇旧文[8]中，已竭力地从一个重要点出发来探求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在那里，我们所研究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还只不过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下面几篇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论文，则试图对几种最重要的宗教与经济牛活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与其所处环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概览，以求可以在必要范围内彻底对这两种因果关系进行探究，从而寻求到可以与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要点。只有这样，在试图对西方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念中那些区别西方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因素进行因果评价时，才有希望达到可以说得过去的相符程度。因此，尽管这些研究论文可称得上简明扼要，却不想宣称自己已对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化做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的研究论文都特意强调该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区别的那些因素。因而，这些论文只关心那些从这一观点来看对理解西方文化具有重要帮助的一些问题。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标，任何其他步骤似乎都不可能达成目的。但是为了避免出现误解，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告诫那些迄今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读者不要夸大我们这些考察的重要性。汉学家、印度学家、闪米特学家或者埃及学家会认为他们对于这些分析与事实完全了解。我们只希望他们在核心论点上挑不出根本性的错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竭尽所能地接近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实现它，笔者就不得而知了。显然，如果一个人被迫只能依赖翻译文献，并且必须利用和评估各种碑铭、文献或著作，他就无法不使自己依赖于某一部常常引起纷争的专著，同时又无法对这部专著的优劣做出准确无误的评判。如此一位著作者也不得不对他的著作采取谦逊的态度，况且他目前能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即碑铭和文献)的译文，在数量上与现存的、重要的资料相比还少得可怜，用于研究古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性质，特别是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只有这一领域的专家才有资格对它作出最后的判断。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以这样一种特定的目的，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从事专门研究，正因为如此，我才创作了现在这些专论。这些研究成果，即使没有上面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替代的，因为一切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将要被替代。在它的比较研究中，确实可能会有越俎代庖、侵入其他专门领域的现象，然而不管这样做会招致多么大的非议，我们却必须对此承担后果。到底取得了几分成功，我们只能听任他人去大加怀疑了。

文人学士的风尚与热忱正在使我们相信，专家在今天看来可被认，是毫无用处的了，或者必须降为预言家的附庸。几乎所有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或者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都要算上业余爱好者的一份功劳。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浅薄的涉猎当成一种首要的原则，这样将会把科学引向绝路。渴望猎奇的人可以去电影院，尽管在目前的研究领域内，具有文学形式的研究在各种著述中也比比皆是。但这样一种态度显然与这些十分严肃的研究课题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距离。我还想再多加一句，想听布道的人可以去参加宗教集会。而这里对于所比较的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这个问题，将一字不谈。人类命运的发展道路，的确会使一个只能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惊讶无比，但他最好还是隐藏起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就像一个人在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面前所能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具有责任或者天才，足以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的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过多地谈论个人的、直觉的认识，只不过是在掩饰自己对研究对象缺乏深刻认知，同时也是在掩饰自己对人类本身缺乏深刻认知。  这个研究一直没有充分利用到人种学的资料，这种资料的价值，在任何真正透彻的考察中，特别是在对亚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有必要为自己作一些辩护。造成这一缺陷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我个人的工作能力有限，而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各自国家的文化承担者的各个阶层的宗教伦理观念，这一研究所关心的是它们的行为一直以来所产生的影响，因而这一缺陷似乎还是可以让人理解的。的确，只有当人种学和民俗学所提供的事实与这种行为进行比较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全部细节才能彻底为人们所洞悉。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并强调，人种学家完全有理由对此提出异议。我确实希望可以经由对宗教社会学的系统研究来弥补这样一种缺陷。然而，这样一种工作已超出了这里具有严格限定的目的的考察范围。因此我们现在还是只能专注于尽可能完善地阐明与我们西方宗教进行比较的要点。

最后，值得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人类学的一些问题。我们一再地发现，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某种类型的理性化在显然互不依赖的生活范围中也获得了一些发展。这样一来，揣测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了。笔者自己倾向于认为，生物遗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尽管人类学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我至今还是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精确地或仅仅大致地估计它对我们在此所考察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它是以什么方式在产生影响。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分析这些影响和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考察和历史学考察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达到这一点，只有当种族神经病学和心理学发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景可观)的开端时，我们才可能针对这一问题获得满意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种愿望目前尚无可能达成，因此侈谈遗传问题就等于放弃了目前有可能达到的认识，而把问题转移到了那些(在当前)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之上了。P32-P36

克制、勤奋、节俭、追求财富以完成“天职”

以一本书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这就是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达到的境界。韦伯是20世纪最具生命力与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诸多领域皆有成功建树，被视为不可多得的“天才式”人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于1920年，是韦伯大量著作中最富盛名的一本，揭示了社会的文化气质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的深刻联系。它于问世之时就曾在整个西方引起强烈的震动，而随之而来的“韦伯研究热潮”则至今仍然没有降温。

为什么资本主义主要在西方产生，且蓬勃发展？而四大文明古国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呢？对于这一奇特的现象，韦伯在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做出了精辟而有益的探讨。作为一本值得阅读与借鉴的社会学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20年前被介绍到中国。时值中国正尝试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使整个社会经历着思想与文化上的阵痛，而这样一本与从精神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经典之作，无疑会带给人们很深的启迪。三联书店将它评为“20年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之一，足以说明它在过去的岁月中发挥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愈来愈多、愈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矛盾浮出水面，再一次深入体会韦伯博大且具有先验性的思想，对于今日中国或许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恰如一栋大厦无法凭空建造，韦伯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建立在旧有的文化与伦理基础之上。没有中世纪宗教改革的干预，没有随宗教改革而来的西方社会一系列观念的变化，资本主义就绝不可能成就。在书中，他以抽丝剖茧的方式一步步剖析了新教伦理怎样推动了资本主义及其核心特征“理性化”的诞生。

韦伯首先反对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唯利是图。“资本一来到世间，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的经典论断。而韦伯却从文化角度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解读。他指出对黄金的贪欲，自从人类出现就已经存在，“中国清朝时期的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就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所以，被利益所驱动，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既然不是它所特有的东西，那么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制度的代名词显然是不妥的。

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于是书中对新教伦理进行了必要解析，即由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破除了教会在人民和上帝之间的中介地位，让人民和上帝直接对话。但就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作用，马丁·路德没有做出更多的贡献。简言之，马丁·路德只是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种，并没有将其一路传递下去。而这颗火种却被加尔文教——新教中一支影响深远的教派，一路传递并燃成雄雄圣火。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即尘世中的一切都是上帝事先预定的，人从一出生，有罪或无罪、永恒得救还是遭受惩罚已经由上帝以不可辩驳的意志确定好了。尘世中的人，如果有罪，便要用一生的善行进行自救；而上帝预选的人们，更应该用尘世的善行来添加上帝的荣耀。至于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尘世中的人无权揣测甚至评价上帝的旨意，只有用在世俗生活中的劳动来增加上帝的荣耀和抵挡各种诱惑。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清教禁欲主义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渐渐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被当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第一要务。世俗禁欲主义反对人们为了享乐而挥霍财富，但同时又认为就履行职业义务而言，获得财富是允许的、必行的。韦伯指出这些禁欲主义的要求有利于并且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安于本职工作”使现代经济有利于实现劳动分工，使专业化技能得到发展，因此使生产发生了一种量和质的改善。“过朴素、简单的生活”使社会风气免于浮华，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财富。新教伦理鼓励勤奋与节俭，宣扬在完成“天职”的意义上获得财富，并非单纯的资本积累。凡是清教禁欲主义观念波及之处，无不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

基于上述的推衍与论证，韦伯确实带领人们踏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社会学领域。人们恍然大悟般地发现新教禁欲主义思想确实“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再从书中拉回到现实，我们需要深思一个民族该怎样依据其固有的文化气质来进行发展和建设，以期达成富民强国的宏伟梦想。

使韦伯声名鹊起的，乃在于他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就是由来世论、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所唤起的艰苦劳动精神和进取精神，它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

——英国传记作家 D．G·麦克雷

韦伯驳斥了功利主义者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命题，坦然声言唯有人与人之间的无情相争，方能为我们在世俗生存之中赢得一席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 特纳

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弗兰克·帕金

韦伯是唯一能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社会学家 根瑟·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