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说君论臣之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居高位而率万民，君臣的“合作”理想模式是什么？历朝历代，更新替换的东西很多，而“明君贤臣者谁”的话题总是相当的沉重。如果说刘邦有萧何是幸、唐太宗有魏徵是福，那秦二世有赵高便是灾、宋徽宗有蔡京更是祸。这是从一方面讲的。换一个角度看，范增遇项羽是灾，海瑞遇嘉靖帝是祸。如果再说到一个个弑君戮臣的悲剧，那可惜可叹可悲可恨的事情就太多了。读国史，研究起这“君臣关系”，不能不说到舜帝与大禹、皋陶、伯夷的一次深入的交谈，追根溯源，这几乎是君臣的第一堂课。
划分历史的段落，面对漫长的历史岁月，有多种分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科学的划分方法。在中国，在“封建社会”之后，又有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有一种分法，是将中国的历史，分为“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这种分法，不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语言（口语或书面语）记史的角度，也算一种套路。按这个分法，“神话时代”，说的是“开天辟地”后的故事，有“天皇”、“地皇”、“人皇”，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传说时代”，说的是“黄帝轩辕”、“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半信史时代”，说的是3个王朝，即夏、商、周，这“一大段”，共约一千多年时间，够漫长的了。这个“君臣第一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大段”开始前夕，也就是帝舜一朝的后期。这个时候，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夏禹的威望正在上升之中。确切地说，这个时候时‘君臣”与封建社会的‘君臣”还有许多的不同。尽管如此，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君”与“辅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系。
这“君臣第一课”的一幕出现之前，发生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当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泛滥成灾，大水包围了山岭，淹没了家园，百姓处于危难之中。尧帝十分着急，四处找寻能治理洪水的能人。不少人推荐了鲧。刚开始，尧帝有点犹豫，他对人说：“鲧为人违背命令，摧残同类，不可用。”但是在一些有威望的人的极力推荐下，尧帝还是妥协了，同意派鲧去治水。九年过去了，大地依然是洪水滔滔，不见水患消除。这时，尧帝发现了舜，由舜代替天子管理国政，巡视各地事务。舜对鲧的失职作了处罚，把鲧流放到了羽山，直到鲧死在那里。舜又让人推荐治水的人，大家想来想去，觉得鲧的儿子大禹是这方面的人才。
大禹这个人，实际上是黄帝的玄孙。他为人机敏，品行端正，诚实可靠，办事又勤勉细致，很有威望和号召力。接受了治水的使命后，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减”。他在益和后稷的帮助下，开辟了九州，疏通了九条河道，筑堤修治了九大湖泊，凿通了九座大山。这些惊天动地的举措，使引发洪水的自然地理环境得到了彻底改造，用疏导的办法解决了水患问题。大禹还让益发给民众稻种，让后稷给缺粮的人发放救济粮，因而深得人心。
大禹的作为，令舜十分满意和高兴。他对大禹进行了奖励，还诏告天下，宣布治水大业的成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君臣之间开了一场特别的“谈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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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新闻是两门不同的学问，又是两门相通的学问。
历史是过去的记录，新闻是现在的记录。
历史是当时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
历史是新闻的积淀，新闻是历史的瞬间。
研究昨天的历史，可以了解今天新闻发生的由来和走势；研究今天的新闻，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延续。
所以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以新闻为鉴，可以明因果。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王羲之的历史观。“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是杜牧的新闻观。前者强调的是要把今天发生的新闻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去认识过去；后者强调的是要从以前发生的新闻中去学会把握未来。
于是，出现这样有趣的反差：写历史要求有现实感，写新闻却要求有历史感。
不了解历史，就不善于发现新闻；不了解新闻，就难以理解历史。
新闻工作者不懂历史，便会流于浅薄，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历史学者不懂新闻，便会陷于僵化，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毛病。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肯定是两者的结合，邵飘萍、戈公振、邹韬奋、邓拓等为其代表；优秀的历史学者也肯定是两者的结合，郭沫若、翦伯赞、胡愈之、吴晗即是典型。
博古方能通今，博古为了通今。
如果没有深沉的历史思考，邓拓就写不出振聋发聩的《燕山夜话》；如果没有清醒的现实观察，吴晗就写不成震撼人心的《海瑞罢官》。
时代多么需要这样“兼美”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者！可惜的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新闻工作者容易忘记历史，历史学者容易忽视现实。
我过去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提高“学养”，历史知识的修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于是，就要提到庹震同志的这本书。
庹震在这部书的后记里说，书名定为《史街背影》，只是想让读者站在历史长街口望一望模糊的历史背影。这是他的谦虚之词，远远不能说明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我以为，《史街背影》应当视为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写出来的通俗、简要的“史论”。
中国史学家有撰写“史论”的传统。最著名的当然是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后又有明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谈迁的《国榷》。清代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和吴乘权等编撰的《纲鉴易知录》，等等。这些史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史为镜，总结历代盛衰、兴替、治乱的经验教训以及历史规律，供当代治国借鉴。史论不是史实的客观列叙，重在有明确、精辟的观点，能够起到警策后人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史论的撰写比通史或以古喻今的读史随感难度更大，也更难把握。它不仅要求作者熟悉历史，而且要求能够融会贯通，把治史的科学性、论史的针对性、写史的生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庹震同志丰富的新闻工作阅历帮了他的大忙。他对当代社会的深刻观察和思考，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庹震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闻工作者。由于曾经和他共事八年，自以为对他已十分了解，而且经常夸奖他的思维敏捷，文笔出众。及至读到这本书稿，我是惊喜交加。惊的是相处这么久，竟然对他在历史方面的研究有如此造诣毫无所知，实在是“失察”加失敬，不能不佩服他的“深藏不露”。喜的是他正在用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道路，为新闻界如何提高学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几十年来，从毛泽东同志到江泽民同志，都一再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学点历史，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原因说起来无非是搞新闻太忙，没有时间。忙是事实，然而要说忙，庹震可算是够忙的，他哪来那么多读史的时间呢？毋庸细问，都是一点一滴挤出来的，而且不仅要读，还要思，还要写。这耐得寂寞、抗得纷扰的精神，就够人学习的了。
正因为如此，当庹震要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推辞。在他面前，我还好意思用“忙”字来作托词吗？
1999年12月27日凌晨
《史街背影》从2000年7月出版至今，已有十余年了，其间，该书印刷了两次，第二次印刷曾作过一些小的修订和补充。2011年的修订版，对部分篇目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又补充了少量的内容。我想，尽管再次修订，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疏漏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对新的修订版继续关注并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次修订过程中，新星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给予很多支持和帮助，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庹震
2011年5月15日
《史街背影》是作者的系列历史随笔集第二部，记述了其在遍阅文史典籍时迸发的思想火花。远至《诗经》《论语》《战国策》，近至黄仁宇、柏杨，作者对于记载了中华文化精髓的大量典籍与篇章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并得出了深刻丰富的体悟。从修身立德之道，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史街背影》都从散发着纸墨芬芳的史街之上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庹震除了热爱新闻事业，他还对历史、文学等有钻研爱好。2000年出版的15万字的读史札记《史街背影》，足以可见他具有深厚的历史知识的修养。在《史街背影》中，他把治史的科学性、论史的针对性、写史的生动性有机结合起来，以他丰富的新闻阅历对社会历史进程进行了思考和观察。可以说是丰富的新闻工作阅历帮了大忙，而他自身丰厚的学养也为其从事新闻工作拓宽了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