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卢连章编著的《程颢程颐评传（上下）》通过对程、颢程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程颢程颐评传（上下）》由卢连章编著。

程颢、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评传（上下）》在考察了程氏兄弟家世、治学道路以及仕宦生涯的基础上，并在儒、道、释学的关系中，阐明了他们的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思想等。指出在哲学观上程颢主张“心是理，理是心”的本体论，而程颐则主张“有理则有气”，这一区别也影响到他们的其他主张。不过，他们的同毕竟大于异。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格君心之非”以及重民保民；在经济上，主张以农为本；在伦理领域，坚持以义为本、以公克私；而在教育问题上，则认定教育为兴国治邦之本等。他们的学说分别影响到后来的心学与理学两种学路，而对日本及朝鲜的儒学也有重要影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程颢程颐的生平事迹

 一、二程的家世

 二、二程的求学道路

 三、程颢宦海浮沉三十年

（一）初仕鄠县

（二）治理上元县

（三）教化晋城民

（四）参与变法，又异论新法

（五）潜心学问，创立洛学学派

 四、程颐的学术生涯

（一）游太学，处以学职

（二）研讨学术，议论朝政

（三）任讲官，严师道，获罪罢归

（四）党论起，编管涪州

（五）讲学伊洛，创立理学

 五、程颢、程颐著作辨略

第二章 二程理学的学术氛围

 一、理学先驱

（一）道统论

（二）性命义理之学

 二、二程理学与周、张、邵、司马之学

（一）二程理学与周敦颐“濂学”

（二）二程理学与张载关学

（三）二程理学与邵雍、司马光之学

 三、二程理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氏蜀学

（一）二程理学与王安石新学

（二）二程理学与苏氏蜀学

第三章 二程理学与儒、佛、道思想

 一、二程理学对孔孟儒学的继承与超越

 二、二程理学对佛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

（一）程颢的“知心便知天”与禅宗的“真如佛性”

（二）程颐的“万理归一”与华严宗的“事理三观”

（三）二程理学的心性合一论和佛家的心体用说

（四）程颢程颐对佛学的批判

 三、二程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批判和吸收

第四章 二程的哲学思想（上）

 一、二程理学的哲学思路

（一）明道在义理

（二）识道智为先

（三）入道敬为本

 二、程颢的哲学思想

（一）“心是理，理是心”的本体论

（二）“以诚敬存之”的认识论

（三）“生之谓性”的人性论

 三、程颐的哲学思想

（一）“有理则有气”的本体论

（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三）“性即理”的人性论

第五章 二程的哲学思想（下）

 四、二程的天理史观

（一）顺天之道，法先王之治

（二）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

 五、二程的辩证法思想

（一）“无独必有对”

（二）“物极必反”

（三）论“相推”

（四）“动静相因”

（五）论“中”

 六、二程的自然科学思想

（一）论人与动物和植物之区别

（二）论阴阳变化和日月运行

（三）“五运六气”之辨

（四）论风、雨、雷、电之生成

（五）论鬼神是造化之迹

（六）论术数之禁忌、淫祀、堪舆、风水之迷信

第六章 二程的政治经济思想

 一、二程理学思想的社会基础

（一）阶级、阶层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二、二程的政治思想

（一）“格君心之非”

（二）重民保民

（三）求才养贤

（四）为政先立法

 三、二程的经济思想

（一）以农为本

（二）调整税率

（三）稳定物价

（四）节省开支

（五）重农抑商

第七章 二程的伦理思想

 一、三纲至上的人伦观

（一）五伦有则

（二）三纲至上

（三）尊卑贵贱

 二、以义致利的义利观

（一）以义为本

（二）利不妨义

（三）舍生取义

 三、以公克私的公私观

（一）至公无私

（二）克私为公

（三）明理灭欲

 四、忠孝节义的气节观

（一）忠者爱主

（二）孝者安亲

（三）忠孝两全

（四）立制以节

（五）节合礼义

 五、敬诚为本的修养观

（一）颐养之道

（二）浩然正气

（三）关于度量

（四）人皆圣贤

第八章 二程的教育思想

 一、以教为本

（一）兴国治邦之本

（二）养贤育才之地

（三）移风易俗之所

 二、教育内容

（一）尊师重教

（二）读经明理

（三）教之以德

（四）奖励优秀

 三、教育方法

（一）养正于蒙

（二）因材施教

（三）穷经致用

（四）循序渐进

（五）由博及约

（六）愤悱而发

（七）穷追善问

（八）默识心通

（九）立志于学

第九章 二程洛学流变

 一、二程洛学与宋明理学

（一）程颢的心学路向

（二）程颐的理学路向

 二、二程洛学与浙东学派

（一）二程洛学与永嘉学派

（二）二程洛学与永康学派

（三）二程洛学与金华学派

 三、二程洛学与现代新儒学

（一）二程洛学与新理学

（二）二程洛学与新心学

 四、二程洛学与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及朝鲜的朱子学

（一）二程洛学与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

（二）二程洛学与朝鲜的朱子学

结语

附录 二程学行系年（1032—1107）

索引 二程研究资料索引（1921—1992）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三）二程理学与邵雍、司马光之学

邵雍（1011—1077）和程颢、程颐在洛阳同巷居住三十余年，交往甚密，相知颇深。他们相互问学，议论时政，无所不谈。

程颢、程颐对邵雍的为人处世、道德品行是称赞的。程颢说：“尧夫之坦夷，无思虑纷扰之患，亦只是天资自美尔，皆非学之功。”这是说，邵雍胸怀宽阔、心境平坦是出于天资的美好。二程认为：“尧夫襟怀放旷，如空中楼阁，四通八达。”邵雍为人宽怀大度，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二程称邵雍是“豪杰之士”。据记载：邵雍有诗日：“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当程颢看到这诗时便说：“真风流人豪也。”二程弟子谢良佐也说：“尧夫直是豪才，在风尘时节，便是偏霸手段。”说明邵雍经常奔走权贵豪门，关键时刻能够为其出谋划策，智勇断事。

二程对邵雍的为人品德也多有批评。程颢认为邵雍为人“无礼不恭极甚”。程颐批评邵雍说：“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悔玩。如《无名公传》言‘问诸天地，天地不对，弄丸余暇，时往时来’之类。”邵雍竟敢侮玩天理，问诸天地，这是无法容忍的大不敬行为。二程对邵雍傲视圣人的态度也极为不满。二程指出：“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此等语，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言来，直是无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尧夫皆不恭之甚。‘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古元未有人道来。”这是藐视圣人、妄自尊大的表现，是理学家不应有的东西。

在学术上，二程把邵雍之学看作道学中的一个流派。邵雍是用象数学体系把握住天地万物之理的。程颢说：“尧夫却皆有理，万事皆出于理，自以皆有理，故要得纵心妄行总不妨。”邵雍论理，多从物理即天地万物之理上说，故他自以为象数学体系无所不包，宏大细密。所以程颢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日：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二程认为，邵雍之学是从“理”出发，而通过象数来讲天下万物之理，最后又归结为理，从而掌握万事万物之理。“理”是万物之根本，故能纵心妄行。因而程颐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机。”程颢也称赞邵雍是“道学之有所得者”。表明邵雍在物理上论说详尽，把握住了许多宇宙奥妙，是道学中有所自得之人。

二程对邵雍的象数学则持批判态度。程颐在《答晁以道书》中说：“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论，惟未尝一字及数耳。”他们虽为好友，但在相互问学中，从来没有论及象数学。邵雍曾主动提出向二程兄弟传授象数学，程颢却说：“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没有工夫学象数学是假，不愿意学习才是真。二程认为：“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他们觉得邵雍从数上推演很无聊。程颐在《答张闳中书》中，批评“《易》之义本起于数”的观点，指出“谓义起于数，则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数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二程指责象数学不是正宗《易》学，不应以“数”寻求《易》之本义，而应以理明《易》。象数学是属于术数之学，也是一种异学。但是，二程对邵雍之学从总体上是肯定的。程颢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说：邵雍之象数学“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淳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所以他们称赞邵雍之学。“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战矣。”

在政治上，邵雍以隐士自居，但在熙宁党争中并非没有政治倾向。程颢在《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中说：“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时止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当时和邵雍诗者还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吕希哲等共七人，说明邵雍在洛阳居住的三十年中，与熙宁党争中退居洛阳的旧党官吏交往甚密，曾一起讥评新法。同时，邵雍为了在新旧党争中保全自己，又不敢直接反对新法，他既与旧党官吏交往。又与新党首领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为友。所以，程颐说：“邵尧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乐。”显然，这是对邵雍明哲保身的批评。

程颢、程颐虽不称赞邵雍象数学，但邵雍的“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观物”思想，可谓与二程理学互有启迪，相得益彰。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程颢、程颐与司马光虽相友善，但在学术思想上则多持异议。

程颢、程颐对司马光的为人处世、品行道德是称颂的。他们认为，司马光为国家能尽忠孝，为人诚实，办事笃厚。程颢与司马光是言语相合。程颐对程颢说：“吾兄弟近日说话凡多。”程颢回答说：“使见吕晦叔，则不得不少；见司马君实，则不得不多。”这是因为“君实能受尽言，故与之言必尽”。程颢认为，吕公著对人态度严肃，说话谨慎，别人对他也就说话很少；而司马光能够耐心听取别人讲话，让人把话说完，别人对他也能够把要说的话全讲出来。因此，元祐时期，司马光执政后，曾立即召程颢为宗正丞，称“执政日须其来，将大用之。讣至京师，诸公人人叹嗟，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诸生，闻之莫不相吊，以为哲人云亡也”。这一方面显示出司马光对程颢的重视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朝野上下对程颢去世深表惋惜。程颐与司马光言语则“终日无一句相合”。有一次司马光让程颐推荐一人做给事中的官，程颐则始终没有答复。但是，程颢刚一去世，司马光、吕公著便向朝廷举荐程颐做此官。先是宋哲宗授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接着司马光又举荐程颐任崇政殿说书，为经筵讲官。司马光感到这样才“足为超擢”，表现出他与二程的深厚友谊。

P53-58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我是1994年初应约撰写《程颢程颐评传》的，因其他课题缠身，1995年下半年才动笔，1997年年底基本上如期脱稿。关于程颢程颐的思想研究，早在196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制定的规划中，就有我的《程朱理学研究》课题，但终未如愿完成。1980年以来，宋代哲学研究又被纳入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我承担了程朱理学的研究任务，并先后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在我退休之年，能承担二程评传撰写任务，乃一大幸事，也好对二程研究有个总结。只是由于水平所限，终有未尽人意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由于健康原因，特请哲学所卢广森研究员按我的要求撰写了二程政治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三章，经我修改后纳入本书。

《程颢程颐评传》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得到了李锦全、潘富恩、赵宗正、徐远和等师友的赐教；得到了河南省社会科学界同仁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程颢程颐二十九世孙程德祥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图片资料，特此致谢。

卢连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