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潘富恩、徐余庆编著的《吕祖谦评传（上下）》通过对吕祖谦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不拘门户之见，以综合当时各家学说为己任，故而其思想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吕祖谦评传（上下）》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评述了吕祖谦的经济、政治、哲学、人格、伦理、教育、历史思想，充分肯定了吕祖谦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吕祖谦评传（上下）》凝聚了作者潘富恩、徐余庆对吕祖谦多年研究的心血，代表了国内吕祖谦研究的现有水平。该书文字流畅，思想性强，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家世、生平及学术交往

 第一节 家世与家学

 第二节 生平主要经历

 第三节 学术交往

 第四节 著作

第二章 南宋学术思潮概况

 第一节 理学在南宋的传播

 第二节 强大的理学阵营和反理学思潮的兴起

第三章 经济思想

 第一节 “取民有制”的赋税论

 第二节 “均田”论

 第三节 “富恤贫”论

第四章 政治思想

 第一节 “君臣之典叙于天”

 第二节 辨别上下，各正其位

 第三节 谏议论

 第四节 法治与德治

 第五节 为官之道

 第六节 “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的朋党论

 第七节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

第五章 哲学思想

 第一节 杂博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第二节 朴素的辩证法

 第三节 存心力行的认识论

第六章 人生观

 第一节 理想人格

 第二节 处世之道

第七章 伦理学说

 第一节 性、心本善论

 第二节 理欲义利观

 第三节 忠孝论

 第四节 “仁者天下之正理”

第八章 教育思想

 第一节 明理、治心的教育目的

 第二节 “育实材而求实用”的培养目标

 第三节 求同存异的治学态度

 第四节 教学和读书的方法

第九章 史学观

 第一节 “当如身在其中”的观史之法

 第二节 “合群策、集事功”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发展观

结束语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对其伯祖之学耳濡目染，娴熟于心，受其影响最深。和先人一样，吕祖谦亦不名一师，一生从师多人。治学“泛观广接”，学术思想“不主一说”，具有浓烈的调和色彩。朱熹曾直言不讳地指责吕祖谦“其学太杂”，“不能守约”。他说：“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守约恐未也。”又说“博杂极害事，伯恭目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说吕祖谦“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这是朱熹之偏见，但“向博杂处用功”之语却没有说错。从现存的资料看，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之博杂远远超过了其先人。和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等人稍有不同的是吕祖谦并不公开“溺禅”，也没有明确提出儒佛同源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吕祖谦对佛学根本不感兴趣，而漠然处之。恰恰相反，吕祖谦佛学造诣丝毫不比其先人逊色。在其学术思想中流露着严重的佛学之成分。朱熹曾说：“伯恭亦曾看佛书，然甚深，不见于语言文字间。”其实，朱熹本人又何尝不曾看过佛书，不曾受佛学影响？他曾以佛氏“月印万川”之说铺陈“理一分殊”的理论，即为明证。

必须指出，仅仅以依违于佛、儒之间为依据，而断言吕学杂博是不足为证的。吕学之杂博在于它“泛观广接”博采众说。因依违于儒、佛则是理学家的共性，所以不能认为是吕学之个性。这是很好理解的。众所周知，理学本身就是儒、道、佛三教合流之产物。史载：理学奠基人之一的程颢就出入佛、老几十年。程颐对佛学理论更为谙熟，运用自如。陆九渊学术中的禅学倾向非常明显，故历来有“陆和尚”之称。只是一般理学家在偷运佛学的思维资料及成就的同时，却又故作姿态而对佛学进行一番攻讦，以示其儒之道统的纯洁性。从这一点上说，吕祖谦的先人在这方面倒显得率直些。

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吕氏家学的又一明显特征。《周易·大畜卦》曾提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即认为通过学习古人之典籍，多多留意古人之言行，以涵养自己的德性。吕氏家学奉此为圭臬。从吕公著始，就潜心读书。史称吕公著自“幼嗜学，至忘寝食”。吕希哲“流寓淮泗间，日读易一爻，默坐沉思。”提倡“读书须要字字分明。”吕好问“平生经籍之外，无他嗜”。吕本中读的书更多，无疑是当世饱学之士之一。受此家学之陶冶，吕祖谦和其他理学家相比，显示了很高的史学造诣，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值得说明的是吕氏家族一贯提倡读书，注意对历史的研究，随着岁月之流逝，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而“有中原文献之传”美称。金兵灭宋之际，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被毁灭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而吕氏家族则不然。由于吕好问先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而保全了吕氏一门的身家性命。后吕好问携家南下时，宋高宗已经即位，南方趋向安定，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就为其后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为其他学者所不及。全祖望指出：

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吕本中），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

这也就是说吕氏家学这一优势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基于此，吕祖谦由经入史，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形成了吕学的独特风格，同时亦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的新路数。

至此，我们断定吕氏家学对吕祖谦学术思想最后格局的铸定，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P15-17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一九八四年，我们撰写了《吕祖谦思想初探》。此书出版后，学术界反映不错。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曾以“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之语相勉。然而《初探》毕竟是初探，随着对吕祖谦思想研究的深人，我们愈来愈感到《初探》不如人意之处甚多。因此，当匡老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决定由我们承担《吕祖谦评传》撰写任务时，我们不揣浅薄，欣然从命。

为了不负匡老和“中心”所望，我们认真领悟匡老为评传丛书所规划的战略思想，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传主思想进行剖析，两年中三易其稿。这当然不是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已臻完美，而是说为了它，我们确实已尽了很大的主观努力。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心”诸多同志的热忱帮助。尤其使我们感念不已的，是“中心”负责人潘群先生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陈振先生以极其科学、负责的态度审阅了全书，匡谬补阙，出力良多；蒋广学先生为书稿提出过详细的补审意见；巩本栋先生为本书责任编辑，曾为书稿的文字加工、查核资料等付出辛勤劳动。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