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忠贞，矢志不渝；

英勇善战，我军开模。

李亚宁所著的《我的父亲李天佑》讲述了李天佑将军一生参加和参与指挥过诸如赣南高虎脑阻击战、湘江新圩阻击战、平型关战斗、四平攻坚战、解放天津、广西剿匪等我军历史上许多著名战斗战役。在“十年动乱”时期，更是为保证总参机关稳定、军队稳定呕心沥血。一代名将，铁血忠魂！

李亚宁所著的《我的父亲李天佑》通过回忆历史，重点从战役中勾勒出一个铁血将军李天佑，与读者共同敬仰，缅怀。

代序 伍修权

序 陈显谋

 1994年1月8日在北京举办纪念李天佑诞辰80周年座谈会

 2014年1月8日在北京广西大厦举办纪念李天佑诞辰100周年赠书仪式

 2014年3月26日在广西临桂县举办李天佑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引言李亚宁

上篇 说说父亲打仗年代那些事

 开篇

 第一章 红军时期

 第二章 抗战时期

 第三章 解放全中国

 第四章广西剿匪

下篇 父亲李天佑历史中的几个片段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在总参工作撷影

 回忆父亲在“文革”中的几件事

 父亲李天佑与林彪，

 上将李天佑和中将钟赤兵的生死之交

 红旗插到天津城——父亲李天佑指挥西线部队攻克天津

 千里寻迹皆因缘——《遵义有个刀靶(水)》后记

 苍茫赣南寻忠魂

附录

 李天佑生平简介

 后记一 李亚宁

 后记二 一个的士司机的军史情缘李亚宁

南宁教导总队：选择参加革命

人一生当中有时候就是一两步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父亲在桂林从军当兵，随部队先后在湖北武汉地区和广西桂平等地驻防，经历了蒋桂战争。一年后成为上等兵，因为表现优秀，被选派到南宁的教导总队学习。教导总队在共产党员张云逸主办下，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搞得很活跃。

有一个叫李朴的政训教官，几次找过父亲，给他讲革命道理。李朴应该是直接给父亲宣传革命道理的第一个启蒙人。李朴，四川人，共产党员，后来红七军成立时，担任过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7月3日，李朴在湖南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1929年10月中旬一天深夜，在粉碎了教导总队内反动军官的突然捣乱后，连里紧急召开学员小组会，揭露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宣布教导总队撤往右江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天下午，在教导总队召开的全体学员大会上，张云逸神情严肃地说，前线失败，蒋军进逼南宁。教导总队绝不投降，决定撤到左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他转身做了一个手势，说：“现在就站队。愿意革命的站在我左边；硬要走的，站在我右边!”

革命与不革命这种生死难料的选择来得竟如此突然，也如此简单。你往哪边站队?

15岁的父亲坚决走进了左边的人群。他或许不是前几名站在张云逸左边的士兵，但一定是从此把生命交给“左边”这个方向了。除了已经派到前线的300人外，约500人站在了左边，约100人站在右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威逼诱惑。

在随兵变的教导总队开赴百色途中，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明白这个行军的方向就是他一生要追求的方向。从临桂走出来谋生，又从桂林走出来当兵，再从南宁走出来参加革命。百色起义：光荣属于红七军

记得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听父亲讲他参加红七军打仗的故事，我听成了“红旗军”。我天真地想象父亲他们是红旗指引的军队，所以就叫作“红旗军”。

1929年12月11日，父亲参加了百色起义。这一天离他16周岁还差一个月。起义后他被提升为军部特务连副连长。这时，红七军军长是张云逸，党代表是邓斌(邓小平)，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红七军总指挥是李明瑞(非共产党员)。父亲鞍前马后护卫这些军领导和前辈。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里，有介绍李天佑生平的专栏和多幅照片。当我环顾展览大厅看到很有限的一些参加起义的人物的介绍和照片时，不禁会想到，父亲是他们的代表，他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还属于红七军，是红七军的群体培育了他，是红七军的战斗历程成就了他的卓著战功。红七军在百色成立时有约5000人；1930年11月从河池出发北上时有9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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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同志是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开国上将。无论在红军时期或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是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天佑同志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和总参谋部都担任过领导职务，为巩固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1965年底，我从总参一部调到天佑同志办公室担任秘书，直到他病逝。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目睹天佑同志如何呕心沥血地工作，为党无私奉献。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有的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同志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斗争中甚至不保晚节。天佑同志经受住了考验。他在这场复杂、尖锐而且从某些方面看似乎荒诞的斗争中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表现出胸怀坦荡、鞠躬尽瘁、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崇高品质。天佑同志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楷模。

“文革”开始不久，军队院校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不断冲击总参机关，总参有些领导相继靠边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有杨成武代总长、李天佑和王新亭两位副总长尚能正常工作。根据总参党委分工，作为总参常务副总长的天佑同志分管业务和日常工作，王新亭副总长主管“文革”事务。但天佑同志总是顾全大局，无论哪里受冲击，他都挺身而出。为保证总参谋部业务工作能正常运作，天佑同志两次去张家口对技术工程学院的造反派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了保护总参二部张挺部长，天佑同志毅然中断了会议，直奔北京火车站，对来京揪张挺部长到南京批斗的外语学院造反派劝说了几个小时，直至造反派终于允诺保证张部长的人身安全。为了保证总参机关的安全，天佑同志不惜亲临造反派冲击国防部的现场和造反派进行面对面的说理。为此造反派称天佑同志为“消防队长”，并把“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贴到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墙壁上。在应付造反派冲击的同时，天佑同志还要处理总参的业务工作，这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常常是上午研究“文革”的事，下午处理业务；如果上下午都在商讨“文革”的问题，就只能安排夜晚处理业务。他经常工作至深夜，有时直至次日凌晨。一天下来真是到了精疲力竭的境地。天佑同志原来就有肾病。经不住长期劳累的折腾，1968年开始出现健康警号，尿液中发现红血球，有时竟达三个加号，甚至四个加号。这时有些领导同志劝说他减少工作量，或者向军委报告请求休息，以避免病情加重。但天佑同志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保证总参机关正常工作是头等大事，必须尽力工作，责无旁贷。在以后的日子里，天佑同志有时是在病床上坚持工作的，有时医院也成了办公和开会的场所。他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加重，但工作量并未减轻。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身体严重透支，天佑同志终于累倒了，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年仅56岁。  “文革”期间全国处于混乱状态，这就让境外敌对势力有了可乘之机。

当时在我国北面，对方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南面的台湾在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也摩拳擦掌，蠢蠢欲动；西面的反华势力不断搞小动作，妄图推行其蚕食政策。但是这些反华势力也清楚，只要中国军队的指挥中枢——总参谋部不乱，中国军队就能够反击任何侵略行动。所以他们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我认为天佑副总长他们，以及其他为保证总参机关稳定而辛勤工作的很多同志，在保卫国土方面是立了新功的。

注重调查研究和深入群众是天佑同志工作中的特点。他不是坐在办公室等看等听汇报，而是经常深入到总参二级部，直接向主管参谋和处长了解情况。为保证援外运输万无一失，他亲自到铁路沿线走了一趟，对重要车站进行实地考察。

光明磊落和以诚待人是天佑同志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他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是林彪的得力干将，他们曾同时在前苏联治病。在旁人眼里，这种关系非同寻常。“文革”期间林彪当上毛主席的接班人，因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众人趋之若鹜。但天佑同志总是按原则办事。他尊重领导，但绝不趋炎附势和曲意逢迎。在“文革”中天佑同志没有整过人，更没有做过落井下石这类事情，正气凛然，刚直不阿。

天佑同志三子亚宁对他父亲一生的主要经历做了全面的回顾。他从家人的视角来观察他的父亲。亚宁回忆文章文字生动，内容翔实，其中不乏关于天佑同志内心活动的描述，值得一读。亚宁的回忆文章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天佑同志戎马生涯以及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和高风亮节的崇高品质。天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明年是天佑同志百年诞辰，亚宁回忆文章的问世无疑是对天佑同志最好的纪念。

《我的父亲李天佑》书稿在父亲百年诞辰之前已经完成，并且在经过了一年时间的送审过程后，也终于等到要编辑出版的结果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家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积极支持下，于2014年1月8日在北京广西大厦顺利举行了《李天佑画传》赠书仪式。同年3月26日，父亲老家临桂县政府也举行了丰富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意外地又为我这本书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我写的书稿中《父亲李天佑与林彪》一文，早在2007年就发表在《作家文摘》报纸上，之后又收入在2013年出版的《作家文摘·家国往事(20周年珍藏本)》中，文章题目被选列在书的封面上，并且该文曾在美国知名华文杂志《多维月刊》全文转载过。其实，追溯起来，该文源于早在1972年初，我在部队的一次政治学习期间，写下并送交部队领导的一个材料《我父亲李天佑与林彪的历史关系》。书稿中另外有关“文革”那篇也随即在2008年完成了初稿；打仗的故事则是在四年前开始动笔写的。多年来，我先后写过多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在不同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上发表。

我讲述的很多是在父亲生前我凭着好奇心看到和听到的事情(难免个别地方记忆有误)，以后又查阅了父亲写的回忆文章和刘天野、夏道源、樊书深合著的《李天佑将军传》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父亲在广州和北京工作期间，尤其是涉及他到总参以后在处理所分管的作战、情报和援外方面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我不清楚，也无法记载于本书之中。这对于全面了解自己的父亲的愿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奈的缺憾。

在回忆和梳理父亲历史的过程中，自然涉及与父亲发生工作关联的领导、战友、部属。他们的品格、行为、风范，以及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文革”动乱中，‘很多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质。他们和父亲一样是值得永远怀念的前辈；至于父亲当时的战场对手和工作对象，也无一不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因此我希望在我的书中对他们的经历，尽量多作一点介绍和交代。

写点东西回忆父亲点点滴滴生平，回忆父亲讲述过的故事，也常使我想象到他们那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种想象完全是亲情与激情的交融，历史与现代的穿越。以至于我感到不写出一本书，不足以表达自己对父亲无穷尽的思念。

由于共同经历的关系，我也喜欢阅读其他后代回忆他们前辈的文章和书籍，丰富人生阅历，感受晚辈真情。在读到萧云写的《我的父亲萧华》和《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曹宏(毛泽民外孙)、周燕合著的《寻踪毛泽民》，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乔松都写的《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主编的《我的父亲与红七军》等后代对他们前辈的回忆书籍和文章时，我不仅常常沉浸在书中所讲述的他们前辈的伟大献身精神和传奇的故事情节中，也常常为他们笔下对前辈的怀念之情深深打动，甚至哽咽难言。

父母的身影，他们的言谈举止也经常出现在我自己生活中间，潜移默化地、有形无形地影响我对生活的认识和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关心。

当我看到自己的第二代成长起来，看到第三代在身边牙牙学语，看到手机上的短信、微信不时传递各种信息，看到眼前这个信息化、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在飞速发展，我时常会凝望家里墙上父母的照片，默默地告慰他们：我们都很好。

本书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第一个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的夫人梁爽，是她一直鼓励我要把这些故事写成书。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中学时代曾称呼“叔叔”的陈显谋将军，他今年已经84岁高龄，为我这本书亲笔写了非常感人的序言，并亲自送稿步行上三楼进我家门；要感谢伍连连和伍延力两姐妹的理解和支持，我得以借用老一辈革命家、她们父亲伍修权伯伯曾经为《李天佑将军传》所作的序言为本书的代序；要感谢原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老同学刘蒙热心为本书题写书名；要感谢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的同志在审读时，对文字和标点做了非常细致的校正和修改；要感谢北京市华远集团《华远》杂志主编马绿波先生最早把我写的《父亲李天佑与林彪》一文登载在《华远》杂志上；要感谢军史专家王晓建和定居美国的师又林女士向媒体作积极推荐；要感谢山东树德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耿学强、法国cell iose集团尚利派涂料(无锡)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张昭、深圳市首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庄田、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军需食品研究所郝利民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原商学院院长徐二明教授，以及蔡俊、梁嵘、杨根、杨随忠等朋友对本书出版和相关活动的积极支持。

另外，要感谢原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81届13队我带过的学员杨义清、施惠平、孟秀清(女)、庆学先，还有王争、夏海鸥(女)、高敏(女)、时宏伟、黄玉霖、范瑞波、陈建浓、蒋利群、许佳泽、刘国芳、张明才、郭士新、王镇、朱美兴、马文龙、徐斌、黄涛、李报春、李强、王开瑞、郭济东、沈进平、雷海云、张明学、季正明、曲江晔、何莲珍(女)、陶小英(女)、陈霓裳(女)、张泓(女)、曲媛媛(女)、宁先绪、曹俊锐、陈朝蓬、周虹、陈州、林清景、张春林、陈冬冬、翁一山、赵康、巴宇、韩德平、陈钢志、王宗刚、张建国、宋连仲、尹庆山、孙家忱、张波、王少江、黄文辉、陶玉康、蔡海琳、杨华金、翟步习、韩善杰、方建强、徐深义、郑锦泽、仲跻法、朱力凡等，感谢他们对我始终不渝的友情和对我出书一事的积极关注和热心帮助。

最后要感谢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事业发展部主任张谦女士为本书编辑、送审、出版所做的种种努力；感谢《桂林日报》总编辑覃澍先生和编辑盘文波先生选用本书主要内容先期连载于《桂林日报》。“发行十万份，覆盖大桂林。”——这足以让我欣慰地想到桂林老家会有很多人重新记住父亲的名字和知道他的故事。

很高兴在本书出版之前，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专题组采访我，制作和播出了《我的父亲李天佑》节目。这对于出版我这本书，无异于锦上添花。

最后，我本人，也代表我的家人，代表我在天有灵的父亲母亲，衷心感谢关心本书、鼓励作者的所有亲朋好友和热心读者。祝大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天佑天佑，老天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