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爱自己”到“认识自己”、“奉献自己”，著名作家陈丹燕女士继《独生子女宣言》、《赤子之心》之后，再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谱写成长心曲，记录一代人曲折但终究美好的成熟。

由陈丹燕编著的《热的心（精）》通过娓娓讲述这三位上海女性做世博会志愿者的心路历程和有趣故事。从心出发，让“70后”、“80后”独生子女踏上寻找价值认同的志愿者之路。

《热的心（精）》：她们都是“70后”、“80后”的上海女性，一如陈丹燕女士笔下的其他上海女性一样，浑身洋溢着这座城市特有的光彩与气息；与以往不一样的，仿佛正是本书书名所揭示的——她们有一颗或许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热的心”。

由陈丹燕编著的《热的心（精）》通过娓娓讲述这三位上海女性做世博会志愿者的心路历程和有趣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说服家人，又是如何让社会认可、让自己成长，向我们展示了志愿者们最真实、最朴素、最可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理解志愿者、不由自主地爱上志愿者。

序（马春雷）

热的心

 1.明亮的云

 2.赵怡在巡岗中

 3.内I心的需求

 4.内心需求的复杂性

 5.傅远穆的世博会

 6.远穆学到了协调

 7.精神成长

 8.运营结束了

 9.失落

 10.苏秀红的小结

 11.2011年3月5日：白菜归来

后记（陈丹燕）

2010年5月的清晨七点钟，上海世博会洪山路出入口。

天上阳光明亮，空气清新，白云好像沉重的棉花包，或者年轻人心中的梦想一样，具体可见地在蓝天里堆积如山。洪山路出入口是个开阔的广场，没什么高房子，站在那里，真会觉得蓝天如被。入口处的广场上方，那像帐篷般有一个个突起尖顶的白色遮阳棚，看上去都比别处来得小了些。

多年来，上海人习惯于头顶上的天永远蒙着一层薄雾，偶尔在林立高楼之间摆渡的云朵，永远像溃散的冰块一样不清不爽，不成样子。然而，在这一年春夏之交，满城的人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竟是站在蓝天白云下。为了上海世博会顺利召开，年初开始，江浙一带就陆续关闭污染严重的小工厂，上海也早早叫停了大部分建筑工地。夏季来临，，海风劲吹，陆地尘埃落定，这下，云朵渐渐从天长日久的混沌中挣脱出来，大朵大朵地在天空中随风驰骋。由于大海提供给它们充沛的水汽，2010年上海的云朵总是很大、很厚，在阳光照射下折射着变化丰富的光影。有时，它们被风拉出各种形状，遍布天空，有时，又堆积在半空中几乎摇摇欲坠，上海的天空因此而充满戏剧性。

突如其来的蓝天和形状奇异的云朵，甚至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它们使城市舒朗，使高楼变矮小，使总是落满尘土的玻璃幕墙大楼如电影的屏幕般反映出天空本真的面貌，而不再是拥挤的人群和广告牌。有时，镶着阳光金边的白云突然出现在丁字路口的尽头，那大朵的白云越过高楼林立的天际线，汤汤而过，它甚至使整个街区都有了点诗意。

上海报纸的副刊文章里，或是本地人发表的民间摄影作品里，都表现出对那些白云的惊奇与感动。上海交通电台的主持人，甚至在直播路况时提醒开车的人不要看了白云，忘了看红绿灯。

这是让人难以忘记的，2010年的天空。

苏秀红是浦东周浦人，小时候就喜欢看天空。她家处在长江入海口，那里有视野辽阔的河滩。但是她说，世博会洪山路出入口那宽广的广场，才是望白云的好地方。特别是清晨，面对中国馆而立，看阳光洒在清晨的白云上，通红的中国馆变得朝气蓬勃、新鲜明亮，那才是最漂亮。

中国馆志愿者运营组的苏秀红，清晨常常在那里迎接前往中国馆服务的学生志愿者进入园区。这是整整九个月时间里，她私心里最乐意做的事。

早晨七点多，洪山路出入口已经人声鼎沸，游客们选择在这里等待入园，大多数是因为这里离中国馆最近，一开闸，他们就会向中国馆飞奔而去，争取占个好位置。

苏秀红看学生们鱼贯从校车上跳下来，很快就集合成一支长长的队伍。他们统一穿着浅绿和白色的志愿者制服，在那肥大的针织制服里，学生们显得格外年轻和苗条，他们身上充满苏秀红羡慕和向往的兴致勃勃与满不在乎。阳光在他们因为微笑而露出的结实牙齿上闪闪发光。P4-7

运营小组，是上海世博会近8万名园区志愿者的一个组织管理单位，是整个世博志愿者管理体系中的一环。苏秀红、赵怡、傅远穆，本书的三位主人公，组成了一个运营小组。她们都是上海世博会长期管理岗位志愿者，负责对中国馆区域各岗位上的总共3000多名志愿者进行组织管理和服务，与普通志愿者一般服务2周不同的是，她们的服务周期是9个月，从开幕前的2010年3月一直工作到闭幕后的11月初，她们是志愿者的志愿者。

陈丹燕女士说，她想写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对，一个感性的人”。正如我们所见，陈丹燕女士所一直坚持的，是写一个“真实的人”、一群普通的人。在这册《热的心》中，无论是寻找生活的一种改变的35岁全职太太周秀红，还是辞去中学化学老师工作，很纯粹地想实现长时间做一名志愿者梦想的赵怡，或者只是想参与在家门口举办的世博会的傅远穆，她们都是“70后”、“80后”的上海女性，一如陈丹燕女士笔下的其他上海女性一样，浑身洋溢着这座城市特有的光彩与气息；与以往不一样的，仿佛正是本书书名所揭示的——她们有一颗或许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热的心”。陈丹燕女士通过娓娓讲述这三位上海女性做世博会志愿者的心路历程和有趣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说服自己、说服家人，又是如何让社会认可、让自己成长，向我们展示了志愿者们最真实、最朴素、最可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理解志愿者、不由自主地爱上志愿者。

通过陈丹燕女士的笔触，去阅读志愿者的内心，我们发现，志愿者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价值认同，一种成为社会多数和主流的价值认同。因此，对于志愿者来说，最快乐的，除了大家的感谢，莫过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与自己站到一起，成为志愿者。

本书付梓时，上海正如火如荼地举办第14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3000多名志愿者继续成为这一季上海的流行色彩。与此同时，“志愿服务”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种时尚、风尚，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社区里弄，在医院、学校和人流如织的地铁站，在上海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和角落生长开来，成为新世纪以来上海城市精神的新内涵。苏秀红们不曾孤独，更不再会孤独。当常住上海的人口跃上2300万的台阶，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市民自豪地与苏秀红们站到了一起，共同成为这座城市的“志愿者”。周秀红、赵怡、傅远穆……以及他们的志愿者伙伴们，阳光、爱心、奉献、快乐，我们相信，这并非作者刻意为之，真实的、普通的上海人正向往之。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上海市文明办主任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部主任

马春雷

2011年7月21日

那是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做小说编辑和“本刊记者”，那时的《儿童时代》编辑部传统良好，每个年轻编辑都有自己联系的小学，每个月都去小学接触小孩子。我联系的小学是我的母校，安福路第一小学。某个春夏之交的下午，我去小学校去协助联合国的某个儿童组织做全球儿童的调查，记得某人对我特别阐述了上海部分的重要性，说：“这项全球儿童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调查中，只有上海儿童是处于独生子女社会。”记得那人还教我说，你只要提供一个适于表达的宽松气氛，不需要启发，不要教，甚至可以鼓励他们将不会写的字用拼音。说起来，那正是我在上海做的第一个关于独生子女心灵状态的调查，那时，上海作为中国最先的独生子女政策试点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在上小学，正是我的调查对象。我记得有个孩子关于爱的回答震惊了我，这个孩子在A4纸上赫然写道：“世界上最爱的人是我自己。”

是的，当时我心中浮现出来的“赫然”二字，正是我和生为独生子女的下一代人鲜明的代际区别。大概世界上没有儿童能像那个孩子那样，在如此年幼的时候就在表达自己时，展现出了如此鲜明的独特性。而且因这种独特性而被全世界视为小怪物。

我的好奇因此被唤醒了。我未料想到这是如此持久的好奇，在九十年代，我在上海的电台主持了几个月之久的上海地区独生子女生存状况调查，后来，这些调查的故事性成果，使我写成了《独生子女宣言》。那是九十年代末期，上海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上高中了。这是一代感受细腻，表达精密的小怪物，他们的内心世界清晰可辨又遥不可及，他们的感情丰富动人而警觉脆弱，他们对世界既以自我为中心又充满了奉献的渴望。这次参加调查的孩子，超过上千人，那些少年们提供的故事丰富多彩，但是，“世界上我最爱的是自己”的声音，犹如基调，贯穿在那些悲欢交织的故事中。

他们这样的人，竟然就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成长，就要将中国带入一个独生子女的社会之中。即使是谁也不认识，即使他们的父母也不怎么认识的小怪物们，他们也必定是中国的未来。

从《独生子女宣言》开始，我对他们的好奇已不光是他们对自己理直气壮的钟爱，而是他们将要如何改变中国。

到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者在手腕上绑着红色或者绿色的细丝带进入灾区，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参加救灾。这时，我才发现，这些风尘仆仆，乐于奉献，感情真挚的年轻人，正是那些长大了的小怪物们。我再次开始我的采访，这时不是调查表的方式，也不在小学教室里，而是在咖啡馆，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或者都江堰的幸福家园板房里，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世界上最爱我自己”的孩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推动志愿服务的一代人，传奇故事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吧。它缓慢地发生与成熟在这中国经济腾飞，物质丰富的三十年里。

采访汶川的上海青年志愿者的经历，让我惊醒，独生子女的一代入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让我惊喜的是，在社会需要时，他们的肩膀是如此’温暖有力，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担当是如此朴实真挚，全无大道理。

采访成为《独生子女宣言》之后的一本关于独生子女的采访记，《赤子之心》。在1997年，我写作《独生子女宣言》最后一章时，提及一个女孩当年对我宣告的话：“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怀着怀疑和祈愿交织的感情，我希望那孩子指出了独生子女社会的光明前景。在《赤子之心》中，我选取了这最后一章，作为一个比较和一种回顾。这是令人欣慰，带有一种侥幸的幸福感的欣慰。我们以为自私的一代人，正在以个体志愿服务于社会的方式，为整个社会建立起奉献的风气。

在我做第一个调查时，这本小书中的三个女孩子也都在上小学，赵怡和傅远穆同年出生，还在小学中年级，正是我的调查对象。苏秀红比她们大一点，是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了。在我做第二个调查时，她们正在中学时代，是上海寻常人家的宝贝女儿，父母的掌上明珠。在我做第三个采访时，她们已大学毕业，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努力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当我开始采访她们三个的时候，她们已经经历过九个月的世博会志愿者工作，已是上海的骨干志愿者。她们共同的感受是，志愿者的经历，是她们人生中买不到的经历，是她们人生的财富。苏秀红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她期望自己能为建立一个愿意奉献的社会出力，那是她的孩子将要进入的社会，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独生子女的那一代人，在这时不光表达了自己，也开始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也着手改良他们的孩子将要进入的社会。

原来一代人是这样长大的。

当她们三个人不穿那著名的白菜服，就像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年轻女子一样，轻盈、愉快、普通。每当我们结束采访，在街头告别，我看着她们走远，总有一种踏实的愉悦油然升起，她们是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人，也是这个城市的希望和依靠。她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自尊，我想，那种显而易见的自尊正是来源于对自己的爱，像多年前一个孩子宣称的那样。

当她们三个人穿起白菜服，那绿白相问的颜色衬托出她们脸上那地道小白菜笑容，那是发自肺腑的纯正热情，那是对世界忘我的爱意。

我也专门设计了一个关于独生子女背景对人生的影响的问题，她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经历有多特殊。苏秀红记得小时候，知道母亲为不能再生一个孩子感到很沮丧之后，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来安慰母亲。远穆只知道因此父母才能无条件地支持自己。而赵怡则认为自己因此才更注重个人内心的感受，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汶川志愿者们一样，她们更多地看到时代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塑造，给他们的机会，并不觉得自己正是小怪物本人。

我那持久不衰的好奇心，令我用这种方式见证了一代人曲折但终是美好的成熟，真是幸运。

陈丹燕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