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胡铁花承担了为家爱国的责任

为挽救家人的生命，他冒着风雪出外挑粮食怀着不能忘却的家族情感，怀着悠长、不变的乡土意识，胡适的父亲胡铁花（1841一1895），于清同治十年（1871）离开上海龙门书院，急匆匆赶回安徽绩溪县上庄村，他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任务：修复胡家祠堂。

到达绩溪，胡铁花沿着一条弯曲的山路，向上庄村方向行走，两边山峰绵延，不受约束地伸展它庞大的身躯，茂密的树林、灌木、杂草，按自己的想象，随意装饰大山。

步行30多里，上庄村出现在胡铁花眼前：村口几棵苍翠、挺拔的杨树，见证了胡家祖辈开荒播种的岁月，周围十几座起伏秀丽的山峰，犹如一个巨人伸出热情的双手，把族人环抱。

中间一片开阔的平地，耸立着近百栋宅院，那是胡家几代人依托家族经济共同体，创造的财富，虽然人口不断膨胀，却紧密相连、互助友爱，一条汇集了泉水的清澈溪流，日夜哗啦啦地从村子南边流过，给村民带来了生活用水。

面对眼前秀美的景色，胡铁花为祖辈胡七二选择这块“藏龙聚气”的风水宝地，安家立业、繁衍生息，传承600多年，感到由衷的自豪。

当他走到位于村口的胡家祠堂，一种悲伤不禁涌上他心头：原来雄壮无比、祭拜祖先的祠堂，在咸丰十一年（1861），被太平军烧毁，残墙断壁上爬满了藤萝。

往事把他带回到明万历元年（1573），为了凝聚族人的情感、强化千古不变的血缘关系，胡家人筹集资金修建宗祠，至泰昌元年（1620），历时47年竣工，他们毕恭毕敬地把祖辈的牌位放在神台，依次排列，烧香祭拜。

由于上庄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产量低，收获的粮食只能维持几个月，明朝后期，为缓解生存资源不足带来的压力，胡家人走出山沟，经宁国、广德县，进入湖州、金华、杭州、南京、苏州、上海、九江、汉、口等地经商。

到道光年间，胡家人通过耕种、读书、经商相结合，在当地变成了一个一大族，涌现出一批商人、教师、一官员、学者等贵族，增强了宗族吸收经济资源抗风险的能力。为了光宗耀祖，道光十三年（1833），他们出资扩建祠堂，规模比过去更加宏大。

与胡家人树立祖辈权威相比，也在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第一家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帮助在华的西方官员、商人、学者，认识清朝沿着专政的道路行走，如何给人们带来了贫穷、落后。

他告诉被王权压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皇帝消耗纳税人的钱，必须为人民提供法治、教育、医疗、救济等公共服务，所有涉及民生的决策以及行政开支，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打破官员在幕后操作的神秘。

据《胡铁花年谱》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四，上庄村胡家喜气洋洋，伴随一阵锣鼓、鞭炮声，20岁的胡铁花与头披红绸布的新娘冯氏，在亲友的簇拥下，面对贴着大红喜字的神台，举行了结婚仪式。

他们吃完喜酒刚过2天，也就是1月26日，听到一个不祥的消息：太平军从芜湖出发，先后攻占了南陵、泾县；29日，几乎不受抵抗地占领了旌德，这个县与绩溪只有一山之隔，意味着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

2月1日，灾难降临到绩溪，一伙凶恶、野蛮，以掠夺为生的太平军，在县城四处抢劫，并向七都、旺川等村子扑来，离上庄只有7里，危险就在眼前，当天夜晚7点，胡铁花的伯父以及他奶奶等20多人，乘着夜色跑到附近山林躲避。

19日，财力雄厚的胡家、程家、柯家、汪家、江家等家族，组成2000多人的自卫队，在六都乡张家桥与打着太平军旗号的强盗展开血战，中途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却不幸中埋伏，有200多人倒在血泊中。

7月，两江总督曾国藩驻扎祁门县，派大将李元度守护徽州。李元度打过几次胜仗，立了不少战功，没有把太平军放在眼里，不经意地流露出骄傲自满。

却不知军营士兵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大家怨气冲天，军心极其涣散，又因太平军以重金买通他手下的人，在一个夜晚里应外合，没有等他醒悟过来，太平军攻破了城门。

随即以打仗为掩护，以抢夺财物为目标的太平军，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一场大抢劫、大流血、大恐慌、大逃亡，从徽州向县城、集镇、乡村扩散，当地多少富有的家族，一夜之间被这群土匪摧毁。

当时胡铁花20岁，长得身强力壮，与伯父胡星五，先把家人安排在离村子10公里远，一个叫剪刀凹的山上，搭一个棚子居住，其他村民陆续迁来。到了晚上，他们回家取一些衣物、食品。

战争把不同的目标融合到一起，让不同阶层的人幻想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改变自己的地位。剩下只有暴力决定结局。咸丰十一年（1861），以溃散的太平军、贫民、逃荒的人组成的强盗，不断在徽州各个县城、集镇、乡村流窜，把抢劫富户的钱财当做赚钱的手段。

3月8日，找不到财物的强盗冲到山上搜寻，胡铁花等人凭借剪刀凹有利地势，几次打退他们的强势进攻；10日，当地一个投靠强盗、熟悉地形的人，带领他们从茶坞樵上大壁山，出其不意地从剪刀凹后面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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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踏上探索贵族理想的旅程

站在江苏宜兴范道乡的河边，望着金色的晚霞，我不由得问自己是什么力量推动我，踏上探索“贵族理想”的旅程。

我出生在乡土社会，对村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有一种天然的情感。童年时期，我在田野放牛时，读完了《鲁滨逊飘流记》，欧洲人向海外扩张的冒险主义，深深地吸引了我。

受这部著作的影响，我反复做同一个梦：跨过一座山峰、河流，到达一个乡村，又奔向遥远的古城。虚无缥缈的梦境，激起我无限的想象，并引发了一个疑问：人生如同行走在茫茫荒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了什么目标？

当夕阳消失、暮色降临，村子里升起了缕缕炊烟时，我感到乡亲们年复一年地耕种，依然是为糊口奔波。面对村民缺乏经济来源、有病无钱治、大量青少年失学等问题，我幻想用文学为他们的命运呐喊！

1998年，我在武汉大学读完经济法专业后，怀着寻求民主、法治的愿望，到北京有关媒体做记者，有机会到中国各地采访，了解老百姓的生存现状、贫富差距等，也许是上帝指引我完成这个任务。

2003年8月，我萌发了一个愿望：沿黄河流域调查，深入揭示中华文明的兴衰以及贫富不均、分配不公、阶层之间冲突的原因。我的想法得到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研究院教师王健的支持。

1957年，她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书香家庭，在送走了充满动荡、创伤、荒芜的“文革”后，1978年，上帝给她提供了转换身份、吸收知识的机会：从合肥一家电力厂的车间工，踏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

毕业后，王健到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从事金融财政研究。得益于北大自由、包容、创新精神的激励，她平易近人、思维活跃、观察敏锐，富有责任、正义感，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如何更快地接近法治、民主。

得到她的帮助，2003年9月12日，我听从上帝的召唤，以一种宗教般的狂热理想主义，沿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8个省，行程1．5万多公里。经过一年多调查，我们终于合作完成了《中国黄河调查》。

这次黄河之行让我认识到：曾经被有关人士宣称，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黄河，为什么走向了衰落？为什么没有托起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梦想？

一个没有扩张、创新基因的文明，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培养一个优秀的民族，更不会带领一个民族开创辉煌的时代，黄河文明的衰落，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一个时代需要一群敏锐、充满激情、具有变革意识的思想家、政治家、资本家、科学家，打破僵化的教条主义，反思民族经历的痛苦、失败，为富民强国开辟道路。

黄河调查结束后，我对探索中华民族的兴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揭开：为什么200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停滞于小农经济？为什么不像欧洲，从发明蒸汽机迎来工业文明？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智慧只用来统治人，却不去点燃法治的火焰？

我想起人类学家李济；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教育学家陶行知；经济学家陈翰笙、张培刚等人，他们是中国告别科举以后，走进乡土社会，揭示老百姓生存现状的先行者。

虽然他们拉开了揭示中国真相的序幕，但遗憾的是，因社会动乱等原因，未能深入地解答：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不能摆脱灾荒、贫困、专制、愚昧无知？

当火炬传递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们应该满怀信心踏上认识中国的旅程。

怀着这个梦想，2004年lO月26日，我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停留一个多

2000多年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乡村，乡村以家族聚居组成，他们到底创造了哪些文明成果？以什么形式存在？他们的宗法观念、道德礼仪、宗教信仰，对社会有哪些影响？至今国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还是一片空白。

带着这些疑问，12月12日，我来到苏州周庄镇，找到周庄旅游公司原总经理庄春地，他向我介绍了古镇的文化价值，到保护文化遗产的经历。

12月15日，我到达浙江湖州市南浔镇，这是以丝绸兴起的江南古镇，保存着极为稀有的大宅院、藏书楼、花园、教堂。我找到南浔镇原党委书记朱培德，他向我介绍古镇的经济、文化以及一些家族的兴衰。

然后，我参观了张静江、张诗铭、刘镛、庞元澄、刘锦藻、梅履正等家族的宅院。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他们以经营丝绸、食盐、地产等成为巨富，并出资修建学校等公共设施。其中，张静江曾捐资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

12月19日，我来到浙江桐乡市乌镇，参观了文学家矛盾的故居。在乌镇南大街，我走访了加工银首饰的陈啸宁，据他介绍，他家在清朝以“张宝源”店铺加工首饰，传到他是第6代。

上述3个古镇以手工业兴起，经历1000多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地商人、文化人士等贵族，承担了输送公共资源及维持秩序的责任。

打开认识徽州文明的大门

走访浙江几个古镇后，我决定到徽州乡村调查。

12月21日，我从乌镇坐汽车到达胡州市，转车到安徽宣城市，再转车到宣纸的发源地——泾县。

12月22日，我去泾县丁家桥镇，了解当地宣纸生产情况。经泾县文化局一位人士介绍，得知厚岸乡查济村是一个古老的乡村。

12月23日，我从泾县坐汽车赶到查济村，找到退休教师查克定。据他介绍，唐朝初年，查家祖辈迁移到此地居住。他带我参观了大祠堂、宅院等，为我打开了认识徽州文明的大门。

……

2015年10月16日，经浙江人民出版社王福群主任介绍，我到东阳拜访原文化局副局长、《东阳市志》主编、文史专家、现年82岁的王庸华，他心胸坦荡、为人正直、视野开阔、知识结构宽广，先后参与10多部地方志与专业志的编写、审稿。

王庸华老师得知我这几年以来，为研究家族对国家的影响到处奔波，不仅把他出版的有关书送给我，还介绍我到横店镇调研厉家的兴起，并请有关人士接待。

由此，我得到了横店镇中学退休教师、《东阳厉氏文化志》主编厉天德、横店集团副总裁厉宝平、东阳文化局马景斌局长等人大力帮助。

正是这次王庸华老师支持我调研厉家1000多年的演变，又结合我以前对其他家族兴衰的分析，我在研究家族与国家取得了一个理论突破：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至民国，浙江等地以“家族经济共同体”配置资源，以“家族公有制”分配财富，在经济与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从农耕向自然商品经济、从家族分享向国家提供能量的转变。

这是一场不依赖帝王将相，发生在县城、集镇、乡村，由贵族阶层推动的伟大变革！

10月29日，我冒着细雨从杭州坐车到达黄山，再次得到黄山党校教授、律师汪晓华的热情接待，并结识了屯溪一中教师许晓骏，他对我写贵族的理想表示赞同，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这次我想在黄山住下来，一边深入走访徽州古乡村，考察徽商创造的物质财富与文化成果，认识徽州文化对维系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获得新的灵感，一边静心完成这部书。

许晓骏老师得知我的想法后，立即与他认识的有关人士联系，帮我在最短的时间租到一套房子，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面对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新安江，驱散旅途奔波的疲惫，得到一种打开思想大门的激情！

与许晓骏交谈，我发现他继承了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友好合作的基因，他喜爱读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著作，有很高的领悟力、理解力，学识超过了一些在大学背诵书本，却没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庸教授。

此时，我还要感谢安徽省泾县查济村查克定、查从发；绩溪县上庄村胡强胜、胡承哲、瑞川村柯家骅、绩溪县副县长柯宁宁；歙县棠樾村鲍树民，建德市新叶村叶洪富、叶昭镖；东阳市蔡宅村蔡朱火、蔡朝棠；浦江县郑宅镇上郑村郑定汉、郑期康。

黄山学院原副院长汪大白、黄山政协副主席胡宁、张俊杰、黄山社科联主席杨永生；武汉的朱清平、孝感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刘辉、孝感的汤纪周、孝南招商局陈圣芳、孝感朋友易格滋；湖北安徽商会名誉会长周晓山、江苏安徽商会秘书长宛明星、湖北博物馆副馆长万全文、南京博物院陈列所陈同乐所长等人。

2015年10月30日至12月16日，于黄山屯溪黎阳新村。

第一章 胡铁花承担了为家爱国的责任

 为挽救家人的生命，他冒着风雪出外挑粮食

 胡铁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背着母亲逃难

 伯父胡星五眼看当官无望，生命又走到了尽头

 到上海龙门书院，拜刘熙载院长为师

 刘院长，我发现中国只有一本书流传

 他全心全意筹资修祠堂，爱迪生以电灯照亮世界

 为成就事业离开妻儿老小，得到张佩纶等人推荐

 到东北宁古塔勘查边界，晚上冻得难以入睡

 误入原始森林迷失方向，三天才找到出路

 吴大澄与俄国官员谈判，争取图们江出海权

 为海南人寻找富裕路，差点被瘴气病夺走生命

 走遍台湾，看到老弱病残的将士无力防守

 杜威送给胡适的财富是：怀疑与批判

 他为家乡办学校，亲自找商人募捐

第二章 大盐商为公益捐献千万两银子

 你认为扬州有哪些比较优势

 乾隆皇帝在江春的园林看到了什么

 皇帝越想越愤怒：为何没有上交1000万两银子

 您积累了千万资产，为何没有投资实业

 鲍志道成为年收入百万的总商，依然勤俭节约

 为接待皇帝游玩，盐商花费了100万两银子

 最富有的资本家遇到最无知的皇帝

 鲍启运捐献5万两银子消除官僚敲诈

 多少才华超群的文人得到盐商的资助

 鲍家的忠孝指引子弟读书做官

 鲍志道回家乡救济父老乡亲

 捐赠一万多两银子维持紫阳书院

 重农轻商：亿万人承受贫穷、无知

第三章 良知召唤查天铎为民谋福利

 查济村秀丽的景色吸引李白来旅游

 良知不是神秘之物，就在我们的心中

 道德的失败在于：从来没有制服帝王的罪恶

 给每个人发一两银子，就能让600万人受益

 查天铎向皇上提出富民强国的建议

 夜以继日清理积压的案件，让受害者看到正义

 为了保住书香门第的优势

 只有理解我们承担的天理，才能更好地安身立命

 查克定以勇气与智慧保护文化遗产

第四章 童佩与王世贞等官员的君子之交

 童佩看到天下独绝的富春江，想起了什么

 归有光称赞童佩：你把银子变成知识，让更多人仓4造财富

 您以天下为公，国家以您为荣

 童佩拜会王世贞，他们批评皇帝不作为、官场形成黑帮化

 王世贞退隐园林，仍然保持理想的高度

 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序言，成就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童佩结识太守韩邦宪，双方如同良师益友

 以勤奋、节俭、忠诚体现爱国

第五章 叶家贵族从治家转向为国

 回到家乡，叶克诚承担了规划村子的责任

 他在会上，作出了修建祠堂的决定

 重乐书院的演讲：你们的理想决定国家的繁荣

 柳贯疑惑地问叶克诚：是什么理想支撑您办学

 老板一去不归，叶珪初意外得到药材经商

 叶文荣经营“种德堂”药店，又以礼制建立合作关系

 叶佩茵创办小学，维持村子的公共秩序

 叶海标告别家族，踏上了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

 叶洪富带头保护祖传的文化遗产

第六章 郑家为何得到帝王将相的赞赏

 为治愈瘫痪的母亲：郑绮向老天爷发出呼喊

 哥哥放弃宝贵的生命，弟弟郑德璋哭昏几次

 郑文融用行动告诉子弟：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吴莱跟着道义走，开启郑家子弟求知的大门

 忠孝治家可以转化为忠孝治国

 元仁宗送来特殊礼物：免除郑家的杂税

 道不相同，宋濂婉言谢绝元顺帝的邀请

 朱元璋称赞郑濂：你用忠孝帮我节省大笔行政开支

 伴随一纸任命状，郑济从平民变成了部长

 朱元璋把乡村治理权，交给有威望的老人

 宋濂与朱元璋交谈后，提出了些治国建议

 宋濂承担了君子应尽的责任

 郑家继续享受减免税费的权利

 决不允许个人私自积累钱财

 资本阶层重新唤醒了宗族情感

第七章 放弃做官扬起摧毁王权的旗帜

 祖父摸着胡须说：蔡家要飞出一条龙

 蔡汝霖离开京城，创办学堂，唤醒人们觉醒

 怀着教育救国的志愿，东渡日本求学

 他大声疾呼：教育不是个人的专利，要走向大众化

 知府看到《萃新报》发出的呐喊，比枪炮的火力猛烈

 蔡汝霖回到家乡，调动家族力量，创办一所新式小学

 告别王权：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

 蔡朱火带领大家保护祖辈留下的遗产

第八章 积累财富也要维护公平正义

 厉文才取得显赫战功，为何回归田园

 占有土地资源决定家族的生存空间

 厉文翁向宋理宗提出了治国建议

 以挽救国家为重任，被皇帝封为开国侯

 厉思恩创办衡店义市，挑战农耕立国的体制

 以家族共有制积累物质财富

 三次高峰奠定了厉家人的生存优势

 为了铭记一个宗族的光荣历史

 为中国第三次觉醒输送能量

 竭力扩大沙钢，为社会奉献公益资源

 心怀产业报国，又把财富变成慈善

第九章 刘宝林家族百年坚守的商业道德

 风雨兼程：越过湖泊到钟祥旧口镇销售杂货

 坚守“加三吃饱饭”，获取利润兼顾乡土道义

 走在乡村田野，刘宝林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

 以后有人找他还钱，他一笑了结

 这次开药店，刘宝林播下了亿万财富的种子

 成为第一个万元户，他还有什么追求

 竞争打破垄断，九州通迎来大扩张

 技术让服务更卓越，掀起降价风暴

 从友爱的“家文化”，转向公平的“企业文化”

 走向资本市场，家族公司向股份转变

 打破高药价，让老百姓分享优质医疗服务

 越过血缘关系，让有能力的人当总经理

 我以维护他们的利益工作

第十章 贵族理想引领襄阳走向变革

 杨斌庆带领招商团到香港，让世界认识襄阳

 点燃股份制火焰，照亮乡镇工业

 告别小农耕种，将农民变成资本阶层

 打破国有产权，释放最大的竞争力

 杨斌庆肯定章锋的成绩与功劳

 章锋把科研所变公司，“回天胶业”从襄阳走向上海

 奋起直追，为工业强市扫除阻碍

 刘国本从产业扩张到资本扩张

 最大限度把政策优势变成增长优势

 以特快速度，把襄阳变成国家高新区

 陈建国迎着东方升起的曙光“追日”

 保护古城文化，唤起市民的荣誉感

 破除论资排辈，推选有执政能力的官员

 胡久明挺身而出：推荐杨斌庆当市长

 六十岁以后，他重新扬起理想的旗帜

后记

 我怎样踏上探索贵族理想的旅程

作者简介

贵族的品质为何决定国家的品质

刘毓庆

2015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刊出了我撰写的《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没想到短短的数天，在微信上点击就超过六万，而且还有47家微信平台转发。同时接到了认识与不认识朋友的电话十几个，其中就有张华侨先生。

张华侨先生觉得，我对乡绅的认识与他不谋而合，又说他用了10年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调查明清时期贵族及其家族经济的兴起，发现这是一支推动和稳定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为此他撰写了一本书《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篇序言。

我觉得自己不是研究乡绅，只是因为出身农村，对农村有感情，看到了当下农村凋敝现状，有感而发而已，写序言实不敢当。后来张先生把他的部分稿子给我发来，恳切地要求我能写几句话。当时我只是回答说，等看了稿子再说。

当我看了他的提纲和部分稿子后，心动了，震撼了！尽管作者的观点与我不完全相同，但他的那种眼光、胆略和气概，我不得不佩服。因为他研究的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误解甚至批判的群体。在半个多世纪的阶级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一提到乡绅，在观念中马上就会置换为“土豪劣绅”；一提到贵族，就会想到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因而会很自然地把这个群体与罪恶联系在一起。

但作者对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的名门望族调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贵族的重大贡献是：以家族经济共同体配置经济与文化资源、帮助平民消除愚昧无知、推动中国向富民强国转变！”“贵族的品质决定国家的品质，一个有贵族奉献精神支撑的国家，有利于国民树立理想的高度、改变道德信仰危机、实现光荣与梦想！”

这种声音，在曾经受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风波的人听到会吓破胆。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与政治变革，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谈论这种问题，仍有不同的认知观。

可贵的是，作者走访了在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具有贡献的家族，通过大量第一手材料，论证了这一问题，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秀才、举人、商人、地主、官员、学者等组成的“贵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免疫功能，对于维护中国稳定和正常秩序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个群体在国家权力无能为力的地方，承担起了保护一方平安和发展、建设的责任。

他们立足乡土，比任何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更关心家乡的建设与老百姓的生存。他们是深深植根于乡间土壤的大树，乡间的阳光、雨露、水分、肥料、土壤、空气滋养了他们，而他们又用绿叶长枝营造一方文化生态。像地方教育、医疗、治安、交通、救济等公共资源，大都出自他们之手。作为国家法律补充的地方规约，也由他们组织制订。

他们在乡村、集镇、县城等承担了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不仅引领和指导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在传统中国社会支撑政府大厦的成千上万的进士、举人，并不是由国家培养，而是这些富家大族，即作者所说的“贵族”。这是一个长期被埋没的事实，而今作者向世人揭开了这一真相。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个群体靠家庭积累的财富和自己的智慧成就了家业和事业，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承担了政府不能承担或无力承担拯民济世的责任呢？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而作者看到了这个核心要素，并在书中以极为详细、生动、感人的事实，呈现了这个群体如何以道义支撑了乡土中国的运转！

我认为，这种观念传自上古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理论完善于孔子。是孔子编定的“五经”经典体系承载了这种观念，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大批乡绅一一即张华侨先生所称的“贵族”，便是这一文化思想与精神的传承人。他们用这种价值观念、这种文化思想及精神滋养自己，成就了自己，又变为有效的行动，犹如布云施雨，润及一方，随后又影响下一代，就这样代代相传。

这种价值观念呼唤他们自觉地承担社会道义，他们对社会道义的担当，并不像西方一些慈善家仅仅办慈善事业而已，而是同时发挥政治功能，参与地方管理。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一部分有为官的阅历，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协调社会的各种矛盾。他们的德望为一方表率，他们的德业为一方依赖。

所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假如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这样一批道义担当者，没有作为乡村灵魂的乡绅存在，乡村不仅会成为文化沙漠，还会成为地痞、无赖的世界。

也就是说，是传统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支撑了乡绅的精神，他们又以这种理想支撑了传统的乡村社会。至于“劣绅”，那是在末世社会整体腐烂、政治空气污染中出现的“疫情”，并不是常态，不能因民国时期生产了一批劣绅，就全面否定乡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作用。

从张华侨先生这部大著可以看到，他回望那个远去的时代，以事实为依据，特别彰显了“贵族”为民谋利、忠诚爱国的道义精神，显然是在道德沦丧的背景下流露出的“忧患意识”。  近三十年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乡村普遍出现了“贫血症”。一方面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另一方又提倡新农村建设。如何让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当下一道难题。城镇化是依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设计出的方案，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然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却出现了无计划、无秩序状态。大大小小的城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被闲置楼和烂尾楼包围的现象。据有关专家评估，批准要建、正在建和已经建成而没有出售的房产，加起来够四亿人住，这是多大的一笔浪费数字！

因为这个原因，政府不得不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消除库存。与此相对应，广大农村却出现了老弱留守、青壮外流、校舍凋敝、田园荒芜的现象。中国传统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根在农村，农村的衰落，必然导致传统文明承传的危机。因而政府不得不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而且投入了大量资金。

也就是说，政府推进城镇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提倡新农村建设，又是出于文化的考虑。而新农村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奇缺，乡绅消失，农村没有传统文明的继承人。笔者在《乡绅消失后的农村命运》一文中曾提到：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乐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归根”的意愿，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其他是八十年代以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有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可以说，乡绅群体的消失，让乡村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更令人难堪的是破败的村落，让传统道德丧失、腐烂，给地痞、无赖、赌徒、不肖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当道义丧失后，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从前的乡绅，以道义撑起了乡间的蓝天；而今乡村的蓝天靠什么支撑、靠何人支撑呢？而张华侨先生描写的《贵族的理想》，展现了那个时代贵族的学识、品质、理想，召唤国民认识他们如何以仁义忠孝凝聚道义，支撑了互助友爱的乡土社会！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镇化和商业化，是农业文明的两把断魂剑！城镇化铲除的是农业文明生长、生存的土壤，商业化消灭的是农业文明的传人。当下人们一种很可怕的认识是：认为工业文明(实际上是商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忽略了工业文明只是历史的一个过程，是插曲，而不是目的，它除了刺激人的财富欲望、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外，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精神上的愉悦和持久的幸福。

相反却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大，导致人的精神世界走向萎缩，人间的温情与善良被规定在制度的框架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质问冰冷的结构关系。甚至由于竞争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论阐释和利益最大化的无限追求，还为人类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如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战争危机)。

特别是为了竞争资源、竞争利益，有些国家把最聪明的大脑用在杀人武器的制造和应对、消灭对手的谋略上。显然这种文明如果没有节制的发展下去，人类只能等待消亡。著名科学家霍金提出的“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的难题，将永远得不到解答。

我们回头看农业文明，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农业文明创造的不是机器、设备、工具、玩具、小商品等冰冷的东西，而是生命。无论鸡鸭猪狗，还是麻麦菽谷，都是在人的关照中成长、在风调雨顺中发展的生命。由这种生活方式产生的文明，注定了对于生命的关爱。而其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认作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

也正是这种文明，创造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个道德体系又体现着天人一体、民胞物与的和谐、包容、仁爱精神。仁义礼智信，“仁”追求的是心性的和谐，“义”追求的是行为与内心的和谐，“礼”追求的是上下、周围关系的和谐，“智”追求的是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追求的是彼此交往的和谐。

唯有和谐，宇宙才能充满生机；唯有仁爱，天地万物才能生长；唯有包容，万物才能并育而不相害。这个价值体系可以保证人类的长治久安，使人类在和平安详、相互包容中发展。

但是目前这个价值体系，却受到了商业化与城镇化的致命冲击。谁来保护并承传承载这个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文明？恐怕只有乡绅，只在农村沃土上成长起来、并对农业文明有深刻认识与深厚感情的有识之士。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因为他的好多预言都被历史证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看到西方过度工业化出现的社会问题后，就把人类未来继续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因为他看到了西方工业化发展潜在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隐患，看到了与西方“生存竞争”处世理念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包容、和谐精神，看到了当时中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农工平衡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过度工业化的道路是自我毁灭的道路。

如果中国能避免急于紧步先进工业国家后尘去实现工业化，在坚持以往“农业模式”基础上发展工业，创造出保持农工平衡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极有可能在先进工业国家陷入“超工业化”的混乱之时，从它们手中夺取世界的主导权，创造出以东亚为“基轴”的名符其实的世界国家(日本山本新、欣村秀二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杨栋梁、赵德宇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听取汤因比老先生的忠告，却让当下中国出现了汤因比当年看到的西方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混乱状态。然而大多中国人却仍执迷不悟，误以为这是一条追求幸福之路。尽管幸福越来越遥远，可他们却把财富增加误作了幸福。

正如荀子所说：“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这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形势下，保护中国文明的根，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保护中国传统文明，就是保护人类继续生存的命脉。谁来保护这个命脉？如何保护这个命脉？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仍只有乡绅。

因此，张华侨先生的大著《贵族的理想》，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农村社会不能。没有乡绅，不能没有道义，需要具有奉献精神的贵族输送能量，引领国民富而好学、富而好礼，提升一个国家的品质与文明索养！

历史发展也在作这样的预示：农业文明是人类的生命线。没有工业，人类照样可以生存；没有农业，人类就只能死亡。人类的前途在于农工的平衡发展q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是遏制人类自我毁灭的有效方略。保护人类继续生存的命脉——中国传统文明，期待乡村重建，乡村重建期待乡绅回归！

于太原椿楸园2016年2月16日

作者为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

《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以作者张华侨十年的调查为基础，调查发现，明清两代，江西吉安、抚州；湖北黄冈；安徽徽州、宣城；浙江金华、湖州、绍兴；江苏苏州、扬州；山西晋城、长治等地，形成了共享生存资源的家族经济共同体。于是作者提出提出观点：历代帝王将相主导国家资源配置失败，导致亿万人贫穷落后，而贵族的重大贡献是：以家族经济共同体，配置经济与文化资源、帮助平民消除愚昧无知、推动中国向富民强国转变。全书分为十章，讲述了十个家族明清以来的发展历程，他们以道义推动传承中国，推动社会的发展。

《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一书以作者张华侨近十年的调查为基础，揭示了一个真相：历代帝王阻止亿万人改变苦难的命运，而贵族以理想向社会输送经济与文化资源、构建公平正义、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因而贵族的品质，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品质与公民的理想！

作者的足迹遍布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作者提炼出观点“贵族的品质决定国家的品质”。全书观点新颖，语言朴实，具有一定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