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很早就开始写作，挚爱文学，不可救药和没有来由地爱着，爱得很深。以前我也说受过哪些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等，但知道那是找个他人可以理解的话头而已，实际上更多的是没有来由地爱着。从197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写了快四十年，累计发表字数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字，还不算练笔的几百万字。

仍然由于特别爱文学，对与之关连一起的事物就要求格外高、格外严，有放不下的牵挂。我自己缺点和弱点很多，却对人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环境、道德状况，……”这是来自张炜的《小说坊八讲(2010)(精)》的节选部分。

香港浸会大学有一个“小说坊”，每年请一位华语作家来“坊”里言传身教，带一些徒弟。做这样的“师傅”可真不容易。因为小说写作的教授一般来讲是无从做起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甘苦装在心里，要讲出来却颇有难处。我当这个“师傅”是高兴的，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太多，在飞机上只回忆十二年前两次来港的愉快、一些朋友的面孔。这次坊工要从3月做到6月，三个月的时间，对张炜来说正是一种学习的机缘。

学员们时有提问，这就吸引作者去想许多以前未曾涉及的问题。每次都有课间茶歇，这会儿除了坊里备下的吃物，还有学员从家里带来的分享。大家边吃边谈，也就成了精神与物质的一场场聚餐。

黛安娜仔细地把每一次授课实录下来。其中有一小段课时漏录了，她还根据自己的笔记工工整整地抄给他。这些录音后由浸会大学和万松浦书院整理出来，去掉一些哕嗦，就成了《小说坊八讲(2010)(精)》这本小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小说坊八讲(2010)(精)》吧！

小说坊八讲

第一讲：语言

文字的表象

虚构从语言开始

造句和自尊

方言是真正的语言

韵律、起势及其他

讨论

第二讲：故事

传统和现代

同时呈现的故事

讲述方式和小说边界

小说的两种节奏

被一再压缩的“故事”

讨论

第三讲：人物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

给人物说话的机会

塑造人物的两个倾向

人物的疏朗或拥挤

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

讨论

第四讲：主题

主题在哪里

对世界总的看法

奋不顾身的人

图解和游戏

它原来无处不在

讨论

第五讲：修改

修改的第一个环节

修改的第二个环节

修改的第三个环节

修改的其他环节

讨论

第六讲：文学的性别奥秘(班访一)

关于张爱玲

女性作家

文学的门

身份的复杂性

讨论

第七讲：写作训练随谈(班访二)

注意语言的板块

文学语言的虚拟性

语言从细部入手

写作密度的要求

讨论

第八讲：文学初步及其他(班访三)

初中的《山花》

散文和小说的区别

中国小说的继承

写作不能过于勤奋

我们需要“大学习”

讨论

附：

大地负载之物

大自然，城市和文学

太多的不安和喜悦(代后记)

附：散文总目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

今天我们讲“人物”。

谈到读过的小说，大家都会说出其中的几个“人物”，因为总会有些文学形象留下来，过了许久还是没法忘记。这些“人物”或者感动了我们，或者因为十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常常要时不时地回到脑海中，徘徊不去。可见小说中的“人物”有时比我们身边的人、比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还要让人难忘，仿佛具有某种魔力似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看看作家们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究竟使用了哪些方法、怎样给他们注入了灵魂，才让其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地一直活了下来。

这里的“人物”两个字之所以需要打引号，是因为作家有时写的并不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只动物、一棵树。但我们不妨把它们都作为“人物”来对待。比如托尔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三死》，就写了三种生命的死亡：贵妇、农民、白桦树。

“人物”是小说着力塑造的形象，作家赋予他(它)们生命，让其有了性格，并且很独特很有趣，最后也就达到了让人过目不忘的地步。实际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越深，这个“人物”也就越是非同一般。一个作家有很大的雄心和能力，就会塑造出与以往文学画廊里所有的“人物”都不一样的形象。这当然是很难的。谁如果做到了这一步，他笔下的形象也就永远地活了下来，读者过了很久以后还要谈论——对作家来说，也可能因此而写出了一部杰作。

我们读小说，常常觉得有些“人物”虽然也算鲜明和生动，可就是有点似曾相识，好像类似的形象在哪里出现过。这样我们就容易将他们混到一块儿，时间一长，_个个面孔也就模糊起来。可见这些形象还不够奇特和深刻，没能更强烈地打动我们。

评论家分析一部小说，常常要从“人物”入手，围绕着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从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剖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可见一部作品没有丰满独特的形象，其他也就谈不上了。小说中再高明的见解：最后都要归结在“人物”上，通过他们体现出来。比如说“思想”，如果仅仅是说出来的，是作家本人的议论，那就很难在读者心里生根，也很难打动人。理论文章的“思想”则不同，它是由作者直接宣示的，那是以理服人，不是以情动人，不会伴随着人的情感深入读者的内心。而小说把情和理紧密结合了，将这二者黏合到一块儿的，就是“人物”。

所以在小说的多种元素中，居于核心的还是“人物”。有人问：小说早就现代化了，各种怪异的小说都有，各种精妙的手法都在使用，难道“人物”一定要牢牢占据作品的中心吗?是的，因为只要是小说，就要努力塑造自己的“人物”，这方面暂时还找不到例外。

中国的传统名著中，被人们久久谈论的主要还是“人物”。实际上小说阅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写作者最为重视的那个层面——语言。评价一部小说的时候，谈论较少的恰恰也是语言。至于故事，人们常常要绘声绘色地复述；而对于“人物”，那更是大多数读者不厌其烦的、津津乐道的。

其实写作中学到了十八般武艺，最后总是将其中的大部分收到了“人物”身上：一切都为塑造“人物”服务。如果只有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有好的语言，最后没有一个“人物”使人记得住、没有一个“人物”打动读者，让其历久难忘，那么这部小说可能还不是成功的。

过去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位年轻人读了一部小说，结果被里面的主人公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无论坐卧脑海里都是这个形象，为他(她)的命运感慨叹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生活的中心内容都被一本书里的“人物”占据了。这是何等的力量。这里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的歌德，他写了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当时竟然有不止一位年轻人因为读了它而采取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行动：自杀身亡。舍弃自己最为宝贵的、只有一次的生命，这种事情竟然是由于读了一部小说，这可信吗?是的，因为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因为那些自杀者弱智，而是因为他们难以摆脱文学的魅力。这种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当然主要还是来自“人物”。

写作者有时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种交流中会有格外真挚的情感让作者难忘。老人、青年、孩子，什么年龄段的读者都可能有。他们谈论阅读中的感动，谈得最多的往往就是书中“人物”的命运、命运的曲线怎样与自己暗暗地重叠与吻合——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最能触动他人心弦的。每个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读者，他在阅读中肯定也有类似的经历时，他们何尝不知道这些“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同样要感受这些“人物”的感人力量。

“人物”的背后隐下了一只手，那就是写作者的手。

……

P83-85

香港浸会大学有一个“小说坊”，每年请一位华语作家来“坊”里言传身教，带一些徒弟。做这样的“师傅”可真不容易。因为小说写作的教授一般来讲是无从做起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甘苦装在心里，要讲出来却颇有难处。我当这个“师傅”是高兴的，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太多，在飞机上只回忆十二年前两次来港的愉快、一些朋友的面孔。这次坊工要从3月做到6月，三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说正是一种学习的机缘。

走出机场海关，很快看到前来接机的区丽冰小姐——她旁边是文学院长、诗人钟玲。钟院长有极繁忙的院务要做，却亲自来接我。一路上看着碧水青山，脑海里常要闪过以前来香港的印象。

车子开得飞快。钟玲再次介绍区丽冰说：“她叫黛安娜。”

香港女孩大多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同时发现丽冰叫我“张老师”的时候，“师”字拖得很长，而且是二声发音。这在北方人听来多么有趣。我几乎同时意识到了身上责任重大——我这个“老师”能教给坊里学员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

以前没有来过浸会大学，也想不到这里的文学气氛这么浓。写作者在这样的地方应该是欣愉的。小说坊招收学员向校内外敞开，其他学校师生及教育系统的职员皆可提交一篇作品，然后由我这个“师傅”从中选定30到40名。

我问钟院长怎么讲才好？她微笑道：每个作家讲法是不一样的，从分析具体篇章到一般技法，结合个人写作经验——也有的作家侧重讲做人与作文的关系呢。

扳指算来，我的写作生涯已有三十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有许多话可说，问题是这些话不要浮浅无物才好。坊里学员从二十多岁到七十多岁，这样的年龄跨度也预示了他们经验的广度和深度，也不能不让我心中忐忑。

黛安娜专门负责小说坊的事务，认真和专注令我钦佩。我每天有怎样的活动安排，她必然会在前两天发到我的信箱里，并且还会有一份打印的表格从门下塞进来。奇怪的是本来胸无成物的坊间“师傅”，当盯着一份份簇新清晰的表格时，心里却真的涌上了许多“小说作法”。

鲁迅先生当年一再告诫青年人，说不要相信那些“小说作法”之类。于是我就在坊里尽可能将这些“作法”化为闲谈和聊天——当大家笑起来的时候，我也就放松了许多。

学员们时有提问，这就吸引我去想许多以前未曾涉及的问题。每次都有课间茶歇，这会儿除了坊里备下的吃物，还有学员从家里带来的分享。大家边吃边谈，也就成了精神与物质的一场场聚餐。

黛安娜仔细地把每一次授课实录下来。其中有一小段课时漏录了，她还根据自己的笔记工工整整地抄给我。这些录音后由浸会大学和万松浦书院整理出来，去掉一些哕嗦，就成了这本小书。

三个月过得真快。我这期间讲了约二十多个课时，想想看不自觉地说了多少谬言妄语——因为害怕误人，现场总是强调小说写作的“无法之法”。现在想：个人经验与体会如果还有一点价值，那也只能是随时拎来商榷和批判的用处吧。

在机场分手时，又一次听到了黛安娜拖长的“师”字和二声发音。再见了，美丽的香港、浸会大学、小说坊——所有所有的朋友……

201O年12月5日

太多的不安和喜悦

会议开到这会儿，就到了被讨论者致辞答谢的时候了。不过我想，自己按程序说一番感谢的话，还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大家到了年底，各自有多少事情要做，用胶东的一个说法，即各位都是“一等一的大忙人”，来参加会议实在太不容易了。最好的感谢，还是说说心里话吧。

我从很早就开始写作，挚爱文学，不可救药和没有来由地爱着，爱得很深。以前我也说受过哪些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等，但知道那是找个他人可以理解的话头而已，实际上更多的是没有来由地爱着。从197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写了快四十年，累计发表字数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字，还不算练笔的几百万字。

仍然由于特别爱文学，对与之关连一起的事物就要求格外高、格外严，有放不下的牵挂。我自己缺点和弱点很多，却对人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环境、道德状况，要求很高，甚至还有点苛刻。对黑暗的东西不能容忍。我在许多时候是忧虑和不满的，有时竟然非常愤怒。情绪激烈时，表达上常常是冲动的。同时也深深地热爱着一些事物，对自然，对友谊，对各种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柔情。因为童年的艰辛，我特别不会忘记并且一直感激着来自他人的善意和帮助。

最近因为要编辑虚构作品之外的文字，这才仔细统计了一下，发现竟然积下了四百多万字的散文及其他言说类文字。这个字数太大了一些，让我觉得十分突兀甚至不安。发现自己说得太多，这并不好。从一般规律上看，一个从事虚构的作家，最聪明的做法是少说一点，因为说得多了，一方面会莫名地得罪人，另一方面自己作品可诠释的余地就越来越少了，整个作家也就变“小”了。形象总是大的、多解的，作家自己说多了，就会局限解释的空间。

那会儿一度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以后尽可能地少写散文。可是心里又有太多的不安、喜悦和愤怒，只想看到什么赶紧提醒一下。我知道这样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责任感的驱使。当然还要想到生活和写作的意义，并且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并不仅仅是为了写虚构作品。结果后来还是决定让一切自然而然地下去吧，尽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做多少，真实地一路走去。面对这个危险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必因为服从什么文学策略而硬性地改变自己。

说到运用文学策略，一个作家还是小作了。一个人写了那么多，苦心经营如此，又大多来自艰辛的底层，怎样对待社会、读者，怎样对待评论家、汉学家，怎样对待外国人，心里都该是十分明白和熟练的。做好这一切并无更大的难度，起码比用心写好几部长篇容易得多。这一类聪明和机智，差不多人人都不缺乏。但这样做就要迁就许多，违心许多，天长日久必会造成内伤，说到底这与从小对文学的深爱是相抵触的。

人的文学志向是不同的。如果努力用写作来换取一些世俗利益，比如赚钱、获取地位、获得更多赞誉和奖项，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比较起来，还有另一些目标放在那里。如果是一个基督教作家，要他来回答为什么写作，他可能回答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大多没有这样的信仰，但我们却会明白这回答中包含了怎样的深意，是很高的志向和境界，是很了不起的要求。

那么我是怎样的？总结一下，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名利心在一点点淡去。回忆刻苦写作的这些年，许多时候只是受没有来由的一种深爱的力量支配着，写个不停。做文字工作的都知道，将一一篇几百字的东西在纸上落实好，让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尚且还要费不少的工夫——如果这样较真地写上千万字，不能不说是一种辛苦。可是这种辛苦也有更多的欣悦在。人在生活中，如果不是一个傻子，只要活到了四十多岁，就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绝望。所以也就是这种没有间断的写作，这种劳动，安慰了我激励了我，让心灵维持在较好的状态，能够向上提升而不是往下沉沦。就因为不停地思索和阅读，让我知道了人世间还有这样一些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情怀。我必须说，写作无论如何令自己不满意，还是让我变得比过去善良了，比过去好了。文学既然对我有了这样的意义，就该感激文学，它是多么重要。

除了文学使自己成长、帮助了自己，还觉得留下的这些文字虽然谬误不少，但其中的多数还是有助于这个世界的，就是说它们有助于这个世界道德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它这方面的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但因为是良性的，所以也还是有点意义的。

从如上来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看，文学之于我既是这样，也算很好地走向了、实践了一种志向。可见这并不需要文学策略，而只需依照从一开始就发生的爱的初衷走下去就行，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这个过程，对我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爱文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爱”字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文学人士偶尔出现的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机会主义倾向、虚荣心，都是不爱造成的。现在一些刊物的问题、写作的问题、出版的问题、评论的问题，常常出现一些让人大不如意的状况，也大都是不爱造成的。如果真正爱、深深地爱，也许整个情形就会好得多。

随着写作历史的延长，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比过去宽容。我渐渐知道不宽容的主因，就是太以自己为中心了，不愿离开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人外物。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许比人和动物的差异还要大，只是让差不多的眉眼衣着和语言方式给掩盖了罢了。人太多了，人群当中真的会有各种不同，甚至充满奇迹。要理解一个人，就得知道他的出身、绝然不同的经历，包括一些生活细节，甚至是神秘血缘等。我愿意努力去体会别人的行为，找到自己的方向。宽容的结果当然不是变得更圆滑、更没有原则，而是变得更加逼近真实，更加有立场。

我越来越怀疑“线性时间”，不再简单地相信人类社会能像生物界那样进化，如达尔文主义。人性决定的社会绝没有那样简单和机械，而是十分复杂。如果不能打破“进化”的观念，无论对生活和人性的批判或赞誉，都可能不中要害，肤浅简略。可是我们的文学表达，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进化论的思维。

能够始终保持对文学热爱的初衷是很重要的。这样才会朴素，才会找到真实。一个人相信永恒的真理，相信这种寻找的意义，就是信仰。这个过程是缓慢和持续的、不能间断的，这看上去就必然有些笨拙。我以前引用过他人的一句比喻：“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这样说，丝毫也不敢隐喻自己是一个“大动物”，而只是表明了对大动物的力量、自信和专注的喜爱。是的，只有黄鼬一类小动物才那么机灵跳跃，窥视多变。在这方面，大动物是做不来的。

已经写了近40年，27岁左右动手写《古船》，后来被要求反复改动，出版时已是两年以后了。30左右岁还写了《九月寓言》，以及大批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现在共写了19部长篇、几十部中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可是今天却不见得比当年写得更好——写作就是这样，一边前进一边后退，获得就是丢失。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并不一定是越写越好。但仅就工艺和技术层面来说，或许应该有起码的清醒。记得画家毕加索说过，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拉斐尔的能力，绘画技艺十分成熟，可惜后来一辈子努力做的，就是怎样才能画得像小孩子一样。

这样说，当然也不会被误解成狂傲到自比毕加索的地步，这儿不过是说赞同这样的看法，即艺术技法和工艺层面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最难的，在艺术这里，一直有比技艺重要得多的东西，是它决定一个人将来能走多远。

《你在高原》写了22年，有四五百万字——它最初长达五百多万字，应出版要求缩为今天的长度。但长度并不说明更多，好才是目的。不过它毕竟呈现了相对长的一段生命河流。时间给予的一些认识，难以靠其他方法比如能力之类弥补。出版后有人担心它太长无法阅读，只是朴素的担心，总归不是文学争论。说到阅读和理解，以前的八部长篇不太长，都是在心里煎煮多年、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在稿纸＿上的，有点像刻钢版的感觉。那些长篇让我倾尽心力。可是阅读它们的时候，难道会更容易吗？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作品对我的重要性来说，像《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剌猬歌》等，仅就个人所能达到的完美度和深速度而言，丝毫不比《你在高原》差。所以文学作品对读者和作者全都一样，它从来不是一个长度问题，而是一个心灵问题。

今后会一直缓慢而有耐心地写下去。无论如何，这样写到最后，或许会拥有自己的一个文学世界。也只有这样，朋友们才会高兴。

（2011年12月10日，标题为整理时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