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璧东、郭晓斐编著的《大国崛起：把握中国四大王朝的历史脉象》以简史的形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军事国防等角度，将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汉、唐、元、清这四大王朝的历史予以简单陈述与呈现，以一种简单化的历史图书的编写方式给予读者“全面兼顾、重点突出”的历史阅读，迅速掌握自己所期望了解的历史知识。

《大国崛起：把握中国四大王朝的历史脉象》由晋璧东、郭晓斐编著。

《大国崛起：把握中国四大王朝的历史脉象》介绍了以下四个王朝的历史：

大汉雄魂

大汉王朝开启了汉民族的历史，由于有了大汉，终于孕育出人类史上族群最为旺盛的民族“汉族”，显然这个民族的骨血里沉淀着这个古老王朝的独特精神——淡泊荣辱，惯看浮沉：在往古来今的历史风云里青梅煮酒，羽扇纶巾。大汉王朝孕育了汉民族，给予了她肉体和精神。

大唐气魄

大唐的历史是实在的，亦是浮华如烟云的。说她实在，因为她确实存在过，并成为5000年中国历史上最为人们追诵的事实：说她浮华，因为她毕竟短暂，并未能于兴亡的历史铁律中幸免于难，仅仅成为中国古籍里的记载、脑海里的追忆。

大元极象

蒙元王朝，是在中国古代传统历史古籍与历史评定中作为异族入统中原而定性的。在缺乏“民族国家”概念，而仅以“胡、华”论正统的古代中国，这种言论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蒙元王朝创造出中华历史记载中空间博大、武备强盛的乾元极象。

大清混沌

当中国封建王朝史步入“大清”这一历史时刻，以往的盛世情节仍然还可以在清初的宫廷史记中找寻出几条。但似乎这只是落日前的霞光，虽然十分精彩，有着红色的光芒，但“红”也是“血”的颜色，大清要在烈火中或生或死。中国最后的两大王朝，一为明，.一为清，但历史事实似乎是对于她们的极大讽刺——明非明，昏庸无道，以致灭亡：清非清，既不清正，也不清明，以致险些亡国灭种。看来好的王朝名字并不能永保江山永固，关键在于执政的人。

淡泊浮沉荣辱的炎黄性格——大汉雄魂

 大汉版图

 大汉简史

 大汉历史年表

 历史前论

 开国气象：汉兴楚亡，承周开泰

 国策政治：皇权隐忍，待机攻取

 权力品格：封邦建国，皇权中枢

 吏治风格：初始共服刘汉，中后离经叛道

 民族宗教：和战四夷，佛人中华

 经济力量：强弱盛衰，贫富失衡

 军事张力：隐攻张弛，国之柱石

 外交战略：上和下兵，攻守有度

 文化景象：文史通览，色彩纷呈

 社会图景：天人相合，求索、朴实、和睦

 历史后论

 大汉“善政八能力”简评

贯通往古来今的华胄品质——大唐气魄

 大唐版图

 大唐简史

 大唐历史年表

 历史前论

 开国气象：晋阳起兵，结束隋政荒唐

 国策政治：政治之流，由清而浊

 权力品格：君难恒正，臣难久忠

 吏治风格：德训为先，辅以刑治

 民族宗教：华胡和睦，引教人政

 经济力量：市坊酒肆，都市繁华

 军事张力：盛唐兵强马壮，晚唐铁马哀鸣

 外交战略：隐忍和善，藏锋敛芒

 文化景象：盛唐大国，文化尊荣

 社会图景：四方胡夷，皆人中华格局中

 历史后沦

 大唐“善政八能力”简评

五洲牧马扬鞭的江山胸怀——大元极象

 大元版图

 大元简史

 大元历史年表

 历史前论

 开国气象：金戈铁戟，抚平战乱风云

 国策政治：从大漠胡风到中原汉制

 权力品格：皇权汉化，有别而治

 吏治风格：尊崇血统，分类而治

 民族宗教：尊崇胡族，兼容并包

 经济力量：倚重军力，轻淡民生

 军事张力：张扬过度，由盛而衰

 外交战略：铁马冰河，锋芒毕露

 文化景象：重武轻文，文化几没落

 社会图景：肤色纷呈，五胡人中华

 历史后论

 大元“善政八能力”简评

烈火中挣扎不绝的生死精神——大清混沌

 大清版图

 大清简史

 大清历史年表

 历史前论

 开国气象：白山黑水，意欲清风覆明

 国策政治：从文韬武略到抱残守缺

 权力品格：皇权孤独，国权破败

 吏治风格：从满汉分治到媚洋卖国

 民族宗教：从武统文和到内贱外媚

 经济力量：民族经济崩溃，殖民买办经济猖獗

 军事张力：由神话到悲剧，刀剑与炮火的对决

 外交战略：从闭门昏睡到鬼火烧身

 文化景象：苍白守旧，霉黄残破

 社会图景：从康乾盛世到豺狼横行

 历史后论

 大清“善政八能力”简评

1.文化政策：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文经武政相用汉代的文化是建立在政治的长时间一统及经济的长期繁荣的社会背景下的。其基本的文化政策路线经历了汉初的尊奉黄老、崇尚无为而治的低调，汉武时期的尊崇霸力、崇尚有为进取的高调及汉末时期的动荡中透出凄凉色彩的尾声。建国初期，高祖刘邦在面临国内经济困乏、边境时有匈奴之患的复杂局面下，懂得了文治武攻的重要性。于是，对外修和，对内加强政治一统、强化权力一元、发展民生经济，开辟弱势境遇里治国安民的国策基调，实现了由“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国家战略的转变。汉武大帝时，国力的蓬勃发展已经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刚性的基础。随着儒学的一统天下、地方诸侯势力的剪除、太学的兴起，大汉的文化至此时已经发生大幅度的转变——文化的骨子里钙质增加，体现强力国家的文化味道，脱去了过多的柔媚色彩。文治，即政治思想、国家制度、权力哲学、教育伦常、文学艺术等形式，终于成为王朝的治国安民的主策。大汉王朝作为强国，无论在文治还是武攻等方面都是全方位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手段综合利用、统筹推进的大国战略。

2.思想政治之策：独尊儒术，文化入政途政治活动，尤其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历代政治家们必须给予严肃思考的中枢之的。原始的共产时代，由于部落传统文化及对于道德力量的重视，权力的公利化成为政治家进行施政活动的前提；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利益的分化与争夺，进而产生了阶级政治的出现，于是家天下的利益自私性造成血统与门第等因素，成为权力产生的合法性基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皆如此；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政治神学化色彩也为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皇权）的存在提供了可以征服当时民众心理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代天治民成为天子的义务也是其权力职责，为天下之主父的地位神学化，使其具有生杀予夺的天然威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对商品与货币金钱的痴迷不悟，原始的封建时代的权力合法性依据逐渐脱去了原本的神学外套，进而在长期的商业社会的习惯下所形成的“契约”精神基础上产生了新型的权力外衣——权力法定；并且出现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理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设想：人民权力（政治立场下的公权属民）及权力的人民授予成为权力形成的合法依据。由此可以看出：权力的合法性生存依据是多样且不断变化的。在大汉时期，汉初的政治家以战争争夺的结果来定王，确定“沙场上的胜利”即为权力合法性的最高依据。但随着冲击皇权现象的接连不断，最高统治者必须为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与不可侵犯性寻找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正好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董氏新儒学所主张并绘制出的“君权神授”，必然得到帝王的欢喜，于是政治家与思想家一拍即合——确定新儒学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进而成为中国千年的政治思想利器及国家权力哲学观。从这个时期开始，春秋战国时代不断穿梭于诸侯间宣扬“道德治国”“文化安民”的儒家先贤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成为真正的国策灵魂。从此，文化治国成为软实力治国的另一面，共同构成了权力的主体；而文化也从此成为权力统治的软性内核。

3.教育政策：起兴太学大汉以前中国的教育形式是薄弱而不成形的，没有形成教育的社会化，其大众性则更弱。商周时期，教育被贵族与皇家子弟垄断，成为一种身份的特权（由此，一方面也限定了中国先秦时期的出版事业、文字印刷事业的发展。而出版与印刷本身的艰难，也在另一方面加剧了教育被贵族垄断的程度）。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门徒式授学及相应经典著作的成型，不仅传播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开启了对于社会政治讨论与设计的社会化思潮，而且使得这种门徒式授学的教育模式成为日后教学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也开创了平民入学的局面，打破了教育特权化的不公。同时各家学术思想的传播与著作问世，不仅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宝库，而且也以文字的形式使得后来者可以在不断的流传中启迪民智、提高民族的素养。在大汉时期，由于国家政治战略的政治化、经济化、文化化转向，国家对于文人的需求量增加，这样在汉武大帝时期随着国家权力政治思想的一统，各种先秦儒家经典的编撰为教育的大众化提供了基本的资源。随着太学的兴建及规模的不断扩大（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大汉朝廷源源不断地培养着适合自己的重臣官吏，开发着大汉江山的无限潜力。国家强盛需要适合的人才去创造，而政治与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的层出不穷，恰恰成就了刘汉王朝的辉煌。因此，人才盛则国家必强，人才弱则国家必败。

4.史学绝唱——《史记》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情结，历代的史书编撰不仅为中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而且史书中所展示出的兴衰成败之道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为人处世的法则，使得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与独特的人文精神通过史册的形式，得以世代流传。从史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先秦时期的历史经典均显得过于简单，比如《左传》、《春秋》等，几乎成为一种体例、内容非常简单的大事简记。其文化内涵、文采辞章均显得逊色。但汉武时期的历史著作《史记》则成为中国史学史的分水岭。司马迁以其博学的知识、严谨的态度、优美的文笔创造出了一部中国历史学及文学的巨著，丰富了中国历史著作的体例、内涵及用笔方法。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史书形式，终于第一个启动了“史学资政”的文化利器，为中国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世代传播与继承提供了一条先行者的道路。另外，司马氏的治史态度，也为中国史学界树立了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相一统的最高法则，确立了历史的严肃性。随后班固等所编写的《汉书》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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