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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大势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陈希我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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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小说讲述了一位中国父亲想方设法阻挠女儿嫁给日本人的种种经历,但最终,爱情力量冲破了民族偏见与固执,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说主人公王中国十分要强,但骨子里很自卑。他先偷渡到日本谋生,女儿女娲随后也到日本留学。女娲与日本青年佐佐木相爱,遭到他的反对。女娲与佐佐木私奔,王中国寻找未果。后来,女娲和佐佐木分手,回到父亲身边。王中国很高兴,却无法接受女儿被佐佐木玷污的事实,决定冲洗她的身体。女儿挣扎中失手杀了父亲。弥留之际,王中国掩护女儿逃走,并自焚而亡……死后的王中国仍不想放过佐佐木,当他知道佐佐木是真爱女娲后,才变得宽容了。

内容推荐

这是一个长期经历苦难的民族的寓言。

主人公王中国十分要强,但骨子里其实很自卑。他生了女儿,取名女娲。他对女儿既苛刻,又溺宠。后来他偷渡去了日本,住在以个叫做“阵地“的中国人聚居点。日本曾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大的侵略者,但这个国家又因为其地缘和文化,给中国走向世界以很大启示。他被现代化所吸引,做着“国际化”的梦。

不久女娲也来日本留学,她参加了“地球村合唱团”,认识了日本青年佐佐木。他们相爱了,但遭到双方父辈的强烈反对,“阵地”里的中国人也认为这是历史屈辱的重演。女娲抗争,半夜出走,大家满东京打捞,找回来后,用掉包计欺骗她嫁给一个中国人。骗局在婚礼上被识破,女娲绝望离去,投奔佐佐木。在寻找女儿过程中,王中国遇到各种人,有日本人,在日华侨,也有外籍华人,他们争论中国的出路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女娲和佐佐木未能幸福相爱,彼此也不自觉地受历史记忆的影响,从相爱到相恨。女娲跑回父亲身边,父亲觉得她已经被玷污,不能接受她。在纷争中,她失手杀了父亲。弥留之际,王中国出于爱女儿本能,掩护女儿逃走,并向警察署打电话,声称是为抗议日本的欺凌而自杀,然后点燃了火……

目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步

后记

试读章节

1

护士告诉我生了女孩,我的心登时沉了下去。

那时我还年轻,忐忑不安在产房外面等。我记起许多年前等待高考揭榜。考上大学了,毕业了,工作了,结婚了,要生孩子了,人生真是没完没了的考试。

护士从产房进进出出。就在一刻钟前,就是这个护士,还对我说:“没问题,放心!”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当然我知道护士指的是平安生产,跟我关心的并不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关心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母子平安?当然是。妻子在里面叫,叫得很惨,受刑似的。是我把她推到这境地的。妻子本来还想再玩几年,可是我要孩子。都说分娩是个坎,在阳界和阴界之间,有时候跨过去了,有时候就跨不过去。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妻子就要跨不过去了,我就要见不到妻子了!这预感把我的心捆得死死的,所以当那个护士出来,我立刻想:她要问我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了吧?可是她没有问,从我身旁过去了,于是我拉住了她。

“没问题吧?”我问。

“没问题,”护士答,“放心。”

我的心被赦免了似的,活络了起来。

但很快,这心又被揪了起来。到那护士第二次出来,我就向她提出,要进产房看看。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提出这要求了。果然,护士说,不行,这是违反制度的。

什么制度不制度?人家国外都行。外国都是让丈夫进产房,握着妻子的手,给她力量。我曾从报纸上看到报道。你们真是没人道!我想。但纵使没人道,人家还是让你老婆生了。是个女孩,母女平安!我的心却沉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只关心妻子平安与否,我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

怎么能这样呢?同一个护士,同一张嘴,你一会儿让我放心,一会儿又告诉我生了女孩!反复无常。我开始怪那护士,好像她给了我孩子性别的承诺。尽管我也知道怪她没道理,可这时不找个人怪罪一下,怎么办?还有那个乡巴佬,他也被告知生了个女孩,他登时腿就软了,跪在了地上,哭了。就是这哭声,也把我哭丧气了吧!接着不到五分钟,护士就告诉我,生了女孩了。都说生孩子这种事,是一串一串的,前面生男孩,就噼里啪啦全是男孩,要是女孩,就稀里哗啦全是女孩。

眼下,这乡下人还趴在那墙上哭。莫大块头的一个汉子,居然哭得跟女人似的。他的手攀着墙壁,好像要把身子拉起来。但是拉不起来。我能体会得到那艰难。那手很黑,布满筋络,但是干枯,没血色,好像是一只死掉的手,挂在墙上。就在二十分钟前,这手还在夹香烟。“抽支烟,气一顺,全顺了!”他说。他分给我,我不抽烟,他就自个点上了。可是那烟一会儿就灭了,烟头有个大烟梗。他觉得不妙,慌忙丢掉,又抽出一支,手一抖,居然先撒出来一个烟梗来。他不敢点了,“操”“操”地骂着,把整包烟扔了,跑去买新的。回来抽着一支“大中华”,仍怕灭了,抽一口,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看看火。

我笑了。真不明白为什么乡下人这么重男轻女。生男生女又有什么关系?我说。“有关系!”那乡下人说,“大有关系呢!男孩是自己的,女孩是别人的!”

这种论调我早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老家人甚至不给女儿好东西吃。封建愚昧!

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批评了他几句。我是当老师的,习惯于教育人。都说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好像就是说那句话:“封建愚昧!”这词太好用了,像喷虫剂,一摁就喷出去,心到手到,不需要经过大脑,所以也记不住了。好像我还说:“都什么时代了呀,还男尊女卑!”对了,我一边说,还一边站起来走。走,转过来,又说,又回过去走。为什么要走呢?是为了显示力度?运动产生力量,好给对方以威压。但又好像是要自己给自己鼓劲。我不停地说话,其实那毋宁是说给自己听的。我走得越来越急,说得越来越快,转身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一刻,一个护士抱着一对婴儿走过来,我心头一紧,不说了,迎了上去。但那是昨天出生的别人的婴儿,护士抱他们去洗澡。我尴尬了,掩饰地说了句:

“长得跟小猫似的。最后怎么变成我们这样了?哈哈,人是多么奇妙啊!”

那乡下人也笑了。然后继续说。但是说到哪儿了?记不得了。“说啊,说啊,这个这个……”我只能这样支吾着,延续着说话的状态。“简直封建愚昧透顶!”我记起来了,叫道。我记得最后是把乡下人驳得体无完肤了。他只能狡辩,他越是狡辩,我越反驳,我的思维就越是转得快,越不需要经过大脑,全凭惯性。乡下人被激怒了,粗着脖子喊:

“你们城市人懂个屁!咱农村有实际问题!”

我应:“什么问题?还不就是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嘛!”

“不是!”乡下人辩,“我们农村,没有男孩,谁来干农活?没有儿子谁给养老?生了女儿,到头来全是泼出去的水!”

泼出去的水!真是了。养了半天,都是别人的,操他妈的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抱着女儿,人家问:忙啥呢?我就答:

“这不,在抱别人老婆呢!”P1-4

后记

这本书写了五年。关注我的朋友也许还有印象,2003年一些媒体询问我写作计划时,我曾透露过写一个叫《操》的长篇。后来改名为《中国》,就是现在这《大势》。

一部30万字的书,居然写了五年,这置于当今中国写作出版背景中,是太慢了。我本来就写得很慢,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与其是写作,勿宁是发呆。我曾说过作家的基本姿势是发呆,而不是书写。只是这小说写得更慢了。其中有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的原因(我觉得一个好作家必须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也有身不由己的原因,比如为了有个稳定的饭碗去考博,只得把小说暂放下了。做毕业论文时,接受导师的提醒,为了不至于让创作思维影响学术研究,又搁置了近半年。好容易博士通过了,毕业了,工作了,又被工作单位安排了个写书的任务。其间家里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再加上我的《冒犯书》遇到了麻烦,还一度让我要弃笔。但终究没有弃笔。一个爱写作的人喊弃笔,其实不过是自己跟自己赌赌气,对迫使你弃笔的世界,连撒娇的功效也没有。到我再次开始写,已是2007年的年底了。

这小说绝大部分是在我所在学校的工作室写成的。说是工作室,其实是个楼梯间。它小得不能再小,但是僻静。感谢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写出了许多东西。这里几乎没什么设施,曾经,当地电视台的一个记者来采访,她环顾了半天,惊异在这个城市,居然还有这么简陋的地方。从窗户看出去,窗外树影婆娑,还有高高垒起的青苔斑驳的墙,这也造成了这房间的阴冷和潮湿。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监狱。我自己把自己整天关在这监狱里,紧张地写。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不能写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身体已出现了故障。当时我只觉得所以紧迫,是因为我2008年3月要去参加一个赴西南的笔会,我已经答应了。我本来可以不去,但能见到几个老友,还是想去一下。其实恋旧也是衰老的徵兆。但其实,我更是奔着自由而去的。但我又预感我这次去,飞机可能失事。没有理由的,就是这么想。如果我死了,那么小说就无法完成了。我要赶在我去之前,把小说写完!欲速则不达,有一天,我病倒下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

完成小说已不可能,最后还剩下个尾巴。我把小说电子稿发给我身边的一个好友,他也是作家,并在稿子末尾空白处写上一个我十分信赖的、也应该有能力让它面世的评论家朋友的通讯地址,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书稿交给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他?一是怕吓着他,二是怕显得矫情,可笑了。但也许可笑的还不是莫名其妙觉得自己会死,谁都会有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更可笑的也许是,把作品看得比命还重。我是把作品看得很重的人,许多年前我所在的小区发生火灾,虽然起火的是邻座,但火势直逼我们的窗户。大家纷纷撤离,搬贵重东西。妻子拿了存折,我抱起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手则搂着一部长篇的手稿(那时候还是手写)。

当然我是平安回来了,得以写完小说。但接着国家不平安了,从“藏独”事件,到“奥运圣火”风波,民族情绪高涨,我惊异我的想象成了事实。其实这种情况是常会发生的,比如我写《抓痒》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网络成人视频,只是凭想象杜撰的,后来才发现,居然真有其事。也许是因为直觉吧,作家往往是那种敏锐感觉到什么的人,而未必是确实看到了。其实在我们的梦中也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梦见过的情景,后来居然在现实中看到。写作就是一个异常逼近现实的梦。

然后是“汶川地震”,就离我去的地方不远。它让我再次相信死离我很近,也许上次西南之行让我跟死擦肩而过,但躲得过了一次,未必躲得过两次、三次……其间我的小说稿也处在生与死的边界,死亡,重生,再死亡,再重生,一如既往,我的出版经历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我的写作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的世界,其法则还依然故我。假如这样,再大的灾难,也是白受;再倔强的个性,也只是虚弱,一如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想,“汶川地震”应该让我们改变什么,也包括写作者。仿照泰奥多-阿多诺的名言:汶川之后写作是可耻的,如果还只是写作的话。

但改变不是简单的事。看过小说稿的人,总说这小说表明了我写作的转向和突破。但突破与转向是不同的,突破是朝着一个方向的进发,有力量的延续性,而转向则没有。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这写写,那写写,要有一个恒定的写作面目,更不能什么时髦写什么,像小商小贩。只追求改弦易辙,那与其是新生,勿宁是毁灭。一个作家的关注和思考以及趣味,要有个一惯性,一猛子扎下去,哪怕死路一条。而突破正是在这死之上的生。《大势》确实跟我以前的作品不一样了,但其实,我原来的写作也并非像被普遍解读的那样,背景性的东西常常被忽略了。这时代的阅读太潦草。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赵无眠先生,他同意我在小说里中引用他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这是他所著《百年功罪》(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版)的一部分,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最初就是在网络上读到的,甚为赞叹,也让我在多年后写作《大势》,不能自已地想到它。2007年,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了它的日文单行本。

作者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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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6 12:2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