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高全喜、秋风、杨天石、袁伟时、章开沅等，深刻反思一百年前的革命与政治！

100年后的学人深刻反思100年前的革命与政治！

一流学者齐聚一堂，最新学术观点相互碰撞！

张晓波、周绍纲主编的这本《1913(革命的反革命)》从“大选与大决裂”、“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和“革命与政治”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为什么说19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以1913年为分界岭，之前有短暂共和，之后是南北分裂和多年的军阀混战。

其实，民国初年，无论是革命党、立宪派还是北洋集团，在国家统一、五族共和问题上的观点是并无二致的，既然如此，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张晓波、周绍纲主编的这本《1913(革命的反革命)》从“大选与大决裂”、“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和“革命与政治”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为什么说19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以1913年为分界岭，之前有短暂共和，之后是南北分裂和多年的军阀混战。

《1913(革命的反革命)》站在历史高度，从上述四个方面回顾了百余年前所发生的历史大事件。书中汇集的民国史专家学者最新发现的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本书内容来源于新浪历史频道“温故1913”文化专题，全书体例保留了文化专题的原有风格，主题深入浅出，语言清新活泼，阅读本书，有如听大家谈民国，在他们娓娓道来的话语中触摸历史的真相。

序

1913：一个走向破碎的共和国

大选与大决裂

 1913大选与“大决裂”/章永乐

危机四伏的“大妥协”

必然的“大决裂”：从《临时约法》到实力政治

 1913年的选情与变局/张永

没有北洋的大选

民国政体的破裂

宋教仁遇刺

 民初刺杀宋教仁案及其政治波动/迟云飞

道路之争：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政治背景

民初政局：当传统政治遭遇民主宪政

 宋教仁遇刺与民初政治/高全喜

民初政治的转向

革命的退场与重启

 宋教仁：“暗杀时代”的牺牲品/陆建德

历史充满悖论：主张暗杀的人死于暗杀

从建立有效中央集权的角度看袁世凯称帝

 宋教仁之路与民初时政/章永乐

晚清国家能力的削弱

政治美德不常有

关于袁世凯的谜团

 袁世凯或与刺杀宋教仁案无关/张 永

刺宋案始末：袁世凯到底参与了多少？

缺乏制衡：袁世凯个人局限导致中国丧失建设良机

“二次革命”

 正义但仓促的“早产革命”/杨天石

专制皇权与民主共和之争

抉择与争议：政治斗争与武力革命

 制度缺席的“二次革命”/袁伟时

“二次革命”先天不足

“二次革命”的历史教训

 “二次革命”与“不断革命”/杨天宏

“二次革命”师出无名

革命党的背离

 “二次革命”，唯一的选项？/张华腾

斗争与妥协

理由充分吗？

“二次革命”与时局转型

 帝国主义，共同的后台/瑞贝卡

“二次革命”只不过是参议员之间的风波

戊戌变法比辛亥革命还重要

1913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延续

 附和北洋的黎元洪/冯天瑜

渔父遇刺，风云暗涌

湖北兵变，反遭血洗

霸王请客，被调入京

1913，革命与政治

 民初社会治理秩序崩溃导致立宪失败/秋 风

民初立宪，忽视了北洋与清廷

地方士绅与清末立宪派

1911—1913：共和理念深入人心

 从“南北议和”到“二次革命”/章开沅

财政困难是“南北议和”的一个原因

法统之争与“二次革命”

 1911—1913：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高全喜

1911—1912，从革命到国家建构

1913，政治的转向

问：这段历史当中我自己有一个疑问，《临时约法》没有明确责任内阁制，那么宋教仁上来之后，能不能组成完全责任内阁？

章永乐：《临时约法》的条款确实并没有说实行多数党组阁的制度，从理论上说，总统可以提名少数党甚至无党派人士入阁，这也是袁世凯提名非同盟会一国民党人当总理的依据。但《临时约法》又规定，所有国务员都要临时参议院通过。也就是说，你总统可以随便提名，但我国会有否决权。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在唐绍仪、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人选上反复斟酌的制度原因。如果国会内部的人并不是很团结，少数党乃至无党派人士来组阁或人阁也是可能的，总统多费神做分化议员的工作就是了。但如果是1913年国民党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总统不搞多数党组阁，遇到的阻力就会非常非常大。

问：1913年年初的选情已经把国民党推向了前台，北洋集团在选举当中严重溃败。这样的局面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袁世凯怎样面对国民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江沿江各省的演讲中，发表了很多激烈的反袁言论，在一个演讲中他甚至说，袁世凯如果不按照国民党的意思办事的话，就可以把袁世凯(总统)撤换掉。这肯定是袁世凯方面不能接受的。张国淦有一个回忆录，他说袁世凯在北京阅读到刊登宋教仁演讲的报纸之后，非常愤怒。两边情势，如此不睦，那么1913年年初国民党的胜选，是不是必定会导致袁世凯使出重手，即使不是宋教仁案发生，也会有其他事件来撕裂这种勉强的妥协？

章永乐：“必然”、“偶然”这样的用词都太绝对，我更倾向于用“概率”的概念来表述。事态走到这一步，不管有没有宋案发生，袁都有极高的概率出重手，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的事了，更牵涉许多北洋军政要人的前途命运。乖乖交出组阁权，无异于北洋集团的政治自戕。北洋有这么大的军事实力，为什么要交呢？让袁世凯乖乖交权，这需要他具备多高的政治美德啊！

更何况，袁世凯对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很有意见。《临时约法》毕竟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单方面制定的，北洋集团并没有参与立法，却最后要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袁世凯要是说不玩了，在道义上并非完全没有同情者。

问：当时国民党有提议想让黎元洪来担任总统，因为黎元洪好控制。当然黎元洪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人物，最多也就是在湖北省有一些实权，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章永乐：黎元洪得了临时副总统头衔之后，也一直不愿意离开湖北，他是非常清楚实力政治的规则，离开自己的军队无异于鱼离开水。哪怕是国民党支持，黎元洪也断不会跑到北京去当总理。他最后是被段祺瑞胁迫进京的。在我看来，黎元洪对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理解是准确的。政治制度的运作，还是不可能太偏离现实世界中的实力对比。在军省格局下，国民党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想兵不血刃地从掌握重兵的北洋集团手中夺走行政权，很不现实。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政党轮替”如果要顺利发生，很关键的条件是军队在国内政治竞争中保持中立。但民初的军队都是党派军队，显然不是中立的。

问：你怎么看制度设计和现实权力之间的问题，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怎么处理1913年这个局面？

章永乐：从结构上说，即便没有宋教仁遇刺案发生，1913年的局面也已经很危险了，要想不崩盘，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家们超常的政治美德。假设他们有这种美德，相互给点面子，最后能有多大改善空间呢？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是不可能接受国民党完全自主组阁的，他最多允许赵秉钧内阁的“政治化妆术”继续下去，或者在内阁中多放一两个真国民党人。而国民党既然赢得了大选，自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权力有所减损，因此袁世凯试图争取的自主任命国务员的权力与解散国会的权力，都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妥协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即便双方达成妥协，那也只是将冲突往后推而已。  但实力对比还在变化，而且对北洋有利。我们要知道，1913年同时还在进行着另外两件事情。第一是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充实财政，有了钱就可以增强北洋军事实力；第二是袁世凯大力推进“军民分治”，旨在削弱各省都督的权力，这首先就会削弱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的权力。

所以，坦白地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军队保持中立地位，而不是被不同政治势力直接控制，更有成果的妥协是可能达成的。但这种军事力量格局是从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对我们的讨论来说，它已经是一个常量。P10-13

1913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1912年民国肇建，经过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的妥协，基本上建构了民国表面稳定的政治格局；1913年在经历了大选、宋教仁遇刺及“二次革命”后，“政治化妆术”再也没有施展的余地了，南北双方陷入武力对决的境地。

其实，民国初年，无论是革命党、立宪派还是北洋集团，在国家统一、五族共和问题上的观点是并无二致的，既然如此，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这本《1913：革命的反革命》从“大选与大决裂”、“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和“革命与政治”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为什么说1913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以1913年为分界岭，之前有短暂共和，之后是南北分裂和多年的军阀混战。

本书站在历史高度，从上述四个方面回顾了百余年前所发生的历史大事件。书中汇集的民国史专家学者最新发现的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本书内容来源于新浪历史频道“温故1913”文化专题，全书体例保留了文化专题的原有风格，主题深入浅出，语言清新活泼，阅读本书，有如听大家谈民国，在他们娓娓道来的话语中触摸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