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政宝典,为官从商者必读的传世经典名作,饱含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真知灼见展示仁人志士施展抱负的铮警言。
古代步入仕途之人,常有这样的慨叹,万事皆不由己。除了眼前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体味更多的是一种沧桑,一种无奈。到头来极有可能会出现“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遣憾。这是中国古代多数为政做官者的死结,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去解开它。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一些见解高明的善为政巧做官者,他们在官场上完全可能做到如鱼得水,既能实现自己的政治宏愿,又能保午自身平安无事,这不得不令人佩服之至,其中的秘诀我们可在《官箴》中一睹为快。
古代官场,沉浮激荡,吉凶难测,在人人渴望跻身要职的仕途路上,有的人身遣重要险阻,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而有的则能够趋利避害,平步青云,官运离通。其个中原由就在为官艺术和政治操守上。只顾玩弄为官技巧的人,极易成为危害国家的奸邪小人。而只知秉持政治操守而不会变通的人,却难于应会复杂的政治局面。要想做官场上的“长青树”,要想在官场上做到游刃有余,就必须有一套为官的大智慧。《官箴》一书汇集了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几十年的幕府生涯中总结的一些实用的为官、做事、做人的技巧。对于了解古代官场和幕府制度很有帮助。
汪辉祖为清代名幕,几十年的幕府生涯使其对社会和官场看得入木三分,其著作也成了“居官者皆宣日览”的必读书。《官箴》就是集汪辉祖毕生理论精华所成的为官与做人的哲学。
《官箴》是中国古代官场智慧的沉淀,是一曲传承已久,并且经久不衰的官场绝唱。被人们视为错综复杂、险滩丛生的古代官场,经过汪辉祖的娓娓而谈,精心点拔,即使有时仅三言两语,就有画龙点睛之妙,云山雾罩顿时一片清晰,这不能不令人折服。
追求仁义,则众人爱戴。反之,祸国殃民无恶不作,则遭世人唾弃。
于谦是明代浙江钱塘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民族英雄和诗人。他从永乐年间考中进士之后,历任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重要职务,以廉洁、干练闻名全国。所以,明王朝初设巡抚这一重要位置时,明宣宗朱瞻基破格提拔他为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作为两个行省的最高长官,对自己要求极严,无论出巡还是进京,从不摆封疆大吏的架子,总是轻骑简从。
于谦到河南、山西做巡抚的第五年,明宣宗病死,他的儿子朱祁镇即位,号英宗,开始了宦官王振弄权的年代。王振凭着明英宗对他的宠信,在朝中作威作福,贪赃受贿,卖官鬻爵,培植党羽,排斥忠良,真是无恶不作。一时间,朝中百官和各地军政官吏献媚取宠,争着给他送金银,献财宝。据史书上记载,当时的官员送白银一百两,才能被王振接见一次;送白银一千两,才能巴结到王振家里吃一顿饭。可是,于谦根本不理这一套,他每次进京办事或述职都不肯带任何礼物送给王振和朝中其他权贵。为此,一些好心的朋友常常劝他说:“你不肯巴结那些权贵小人,当然是对的,可是也不能太刻板,太不入 时俗呀!地方长官进京带些土特产送送人,也是人之常情。你从河南、山西带些线香、蘑菇、包头用 的手帕等小东西也行啊!”每逢这种场合,于谦总 是风趣地扬起两只宽大的袍袖说:“我呀,只带着两袖子清风去看望他们。”当时,他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阎王说短长。”
于谦的刚直清廉受到朝野的钦佩,特别是深受河南、山西两省人民的拥戴,甚至皇室的王公贵族也对他的才华和为人表示称赞。但是,王振一伙却把于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正统十一年,于谦任河南、山西巡抚已经十七、八年了。封建时代的封疆大吏们都有提防朝廷猜忌的习惯。于谦虽不怕这些,但也感到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不好,于是,他趁进京述职之便,上书给明英宗,推荐参政王孙原贞代替自己。王振一看,认为机会来了,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陷他是因为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不满,所以故意举荐私人代替,向朝廷施加压力,实属大逆不道。接着,不由分说就将于谦逮捕入狱,还判了死罪。可是,山西、河南两省的老百姓和许多读书人,昕到于谦被诬陷入狱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不断有人跑到北京上书英宗皇帝,要求释放于谦。王振深知众怒难犯,只好把于谦释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降职留京的消息传出后,山西、河南的群众仍不肯罢休,又集合了一万多人上北京,跪在皇宫外边,请求朝廷让于谦仍旧去巡抚山西、河南。这一次连明王朝在两省的藩王——太原的晋王和开封的周王也出面了,他们出于希望地方安定的意愿也极力请求于谦重回两省主持政务。在这种情况下,王振不得不同意于谦复职。
但是,斗争并未就此完结。正统十四年的秋天,北方少数民族瓦刺人的军队南侵。明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由于王振瞎指挥,明朝的军队在土木堡一战全军覆没,王振被愤怒的部将杀死,英宗做了俘虏。土木之变后,瓦刺的大军带着被俘的明英宗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北京城内人心惶惶,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纷纷准备向南方逃窜,有的早已把家眷财产送到南方去了。皇太后没办法,就下诏让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朱祁钰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计,大臣们有的主张南逃,有的胡说南迁是天数已定,也有的说舍不得祖宗的基业……偌大的朝堂上有哭的,有喊的,乱成了一团糟。
于谦当时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朝议,看到这种情况,他挺身而出,高声大喝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一下子,惊呆了正在吵闹的人们。接着,他又举出宋朝南迁亡国的历史教训来说明必须抗战,并列举了可以保住北京城的许多理由。于谦的提议得到了不少正直大臣的支持,于是皇太后亲自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主持北京抗战。 兵部尚书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城仅有的二十万军队,下令调集各省驻军准备厮杀;一方面向朱祁钰提出必须向军民宣布王振祸国殃民的罪行,以平民愤,振军心。在一次朝议中,多数大臣纷纷要求诛杀王振家族,没收其全部家产供军队使用。朱祁钰还没开口,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就跳出来恶言斥骂。群臣愤恨难忍,就在朝堂上扯住马顺的头发,有的踢,有的咬,当场就把马顺打死。这时候,大家还是感到出不了胸中的恶气,高声喧嚷,一定要搜查王振在后宫中的死党。后宫的太监们吓坏了,赶紧把平时跟王振作恶最多的宦官毛跚、王长随二人供出来,这两个家伙也立即被众人打死。马、毛、王三人的尸体被众人拖到东安门示众,军民百姓都争着去踢打唾弃。过了一会,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人捉到朝堂上来了,群臣一拥而上,喊声、骂声震天动地,许多大臣的帽子、鞋子挤掉了,衣服扯破了,披头散发,连于谦的袍子也被挤烂了。朱祁钰被这种场面吓坏了,站起身来想往后宫跑,于谦看在眼里,大步赶上前去,一把扯住他的袍袖,请他立即宣布:“马顺等人罪有应得,其他人不论。”朱祁钰出面讲了公道话,事情才平息下来。退朝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两眼含泪说:“今天,就是有一百个王爷也不如先生一个呀!”事后,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家产。处理了王振恶党,伸张了正义,北京军民在于谦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保卫战。
在历时三个月的北京保卫战中,民族英雄于谦表现了一位军事统帅的大智大勇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使不可一世的瓦刺军队一败再败,终于溃不成军。为了彻底粉碎瓦刺贵族利用被俘的英宗要挟明廷的阴谋,于谦坚决主张由朱祁钰继承皇位。朱祁钰登基后,称代宗。瓦剌人看到英宗朱祁镇已经没用,就把他送回北京向明廷求和。朱祁镇回京后立即同朱祁钰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夺权斗争,而胸襟坦荡的于谦这时却奔波于宁夏、山西一带的边镇,为巩固边防日夜操劳。明代宗景泰八年,朱祁镇趁朱祁钰病重之机,勾结了一部分野心勃勃的大臣实行复辟,重新登上了皇位。拥立朱祁镇的一批奸诈之徒最怕于谦,他们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诬陷于谦“谋反”。P4-7
随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也就诞生了。
人云“为官之道,在于用忍”,其实不然。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道,正道、邪道、中庸之道,就看做官的人怎么理解这“道”了。古代为官者,官服加身,官帽一顶,俨然区别于普通百姓,对其要求也便不同于常人。更由于官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风气的演化中都有处于“本”和“纲”的地位,其道德水平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治与乱,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取向。所以,德行俱佳的好官便成了社会的需要。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末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而实际上,好官的本源在哪里,还是在其德上。
所谓“德”,原本写作“■”,《说文》解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玉篇》说:“■,今通用德。”“德”字演变到今天,主要有道德、品行;恩惠、恩德;德政、善政等释义。我国古代关于“官德”的最早解释是《倜礼·天官》中提出的“六廉”说,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具体说来,就是要善于治理民众,切实推行各项法度政令、勤勉敬业、正直公允、执法严格、明辨是非等。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一个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的德行素养,所以被后世承传沿袭。如秦代的《为吏之道》提出的“五善”为“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明代薛碹的《从政录》提出的“居官七要”为“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内容虽有增损,但核心的东西依然是这些方面。
本书是清代官场奇才汪辉祖总结的为官之道。汪辉祖字焕章,号龙庄,浙江萧山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政声卓著。后罢官回乡,闭户读书,不问外事,邃于史学。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二十四史同姓名录》、《辽金元三史同名录》等。
汪辉祖为清代名幕,几十年的幕府生涯使其对社会和官场看得人木三分,其著作也成了“居官者皆宜日览”的必读书。汪辉祖在书中对为官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精辟的阐释,文中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礼教气息,但其为官从善出发、以德为本的宗旨还是值得学习的。书中的文字多是警醒世人,劝人向善,明显地反映出作者憎爱抑扬的立场,可以说,每一条都是嘉官贤臣之道,清官良吏之法,对当今来说,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在译注原典的同时,又为原文配注了生动的历史故事,使全书更具可读性。鉴于作者的思想认识和理解能力,书中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