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所著的《创新之母》是福斯特校长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一部作品，正如她自己所言，这是她“和母亲之间的持续对抗”。“创新之母”源于1862年一位美国南方白人女性的一句话，“战争和必要性是创新之母”。看过《乱世佳人》的朋友们，一定会对美国内战爆发前南方上流社会女性们奢靡、浪漫的生活印象深刻。在当时，白人女性从小就被灌输要成为一位“淑女”（比福斯特校长母亲的告诫更加严厉）。从阶级来看，她们处在社会的最顶端；从性别来看，她们附属于男性。这使她们能够享受特权阶层的所有福利，却又不用像男性那般经营事业、管理黑奴、参与政治。对她们而言，世界既简单又美好。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

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诸州的青壮年男性都上了战场，只留下妇孺老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迅速成长，开始改变长期以来依附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她们成为家庭的支柱，并开始管理越来越不受管束的黑奴。福斯特校长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超过50万的南方蓄奴州的女性在面临如此严重危机的时候，在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成为困扰和不确定的时候，是如何成长、崛起的。由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所著的《创新之母》是一本杰出的美国历史学术专著，加之作者本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应有不错的销量。

序

前 言

致 谢

引 言 生活中的一切关系

第一章 我们该怎么办：妇女直面危机

第二章 女性的世界：已经改变的家庭与正在改变的生活

第三章 我们家庭中的敌人：邦联女人与奴隶制

第四章 我们也该去工作

第五章 以前我们几乎不知道:丈夫与妻子

第六章 成了老姑娘：单身女性、恋爱、欲望

第七章 想象的生活：阅读和写作

第八章 哪怕主让我们承受屠戮：妇女与宗教

第九章 释放我积压的怒火：邦联妇女和北方男人

第十章 假如我能解脱束缚，一次也好：性别的装束

第十一章 憎恶、厌烦了这可怕的战争：爱国主义、牺牲精神与个人利益

尾 声 我们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后 记 重新思考南方历史的重负

注 释

主要资料

译后记

然而，许多妇女和露西·沃德一样，认为妇女对政治的关注，即便是无法抗拒，却并不十分合时宜。但也很少有人像路易斯安那州的萨拉·摩根那么坚决地持反对态度，抗议妇女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兴趣和自信，她渴望“到一个永远听不到妇女谈论政治的地方”，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我厌恶听到妇女谈论政治话题”。不过大多数妇女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体会，却又为此感到不安，因为很难理直气壮地说这些是她们应该关注的事。年轻寡妇艾达·巴科写道，“有时我想，我变为一个如此热心的分裂主义者，人们会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她似乎找到了一些自信，继续写道，“他们凭什么这么想？难道妇女就没有权利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吗？如果公众场合不行，私下谈论总可以吧？”既想参与又心存疑虑，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内克妇女协会”也有类似的情感纠结。她们联合起来，在《杰克逊维尔旗报》上发表了致佛罗里达州“政客们”的一封信。她们向读者保证，她们支持脱离联邦，并不是轻率鲁莽、毫无依据的，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据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人想要知道，我们提到的信息是如何获得的，那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阅读了过去10年的报纸和杂志，而且别忘了女人特有的刨根问底的特性”。佛罗里达州的这些女性，不认为女人特质会妨碍政治行动力或削弱政治观点的合法性，相反，她们强调女性身份的特殊优势，富有创造性地大胆宣称政治是特别适合女人的。

凯瑟琳·爱德蒙斯顿担心自己的分裂主义观点过于激烈，因为她的观点已经使自己的家庭陷入分裂。在1861年4月林肯发布讨伐令之前，尽管爱德蒙斯顿与结婚15年的丈夫坚定地支持南方成为新的国家，但她的父母和妹妹都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这种冲突对爱德蒙斯顿来说是很“痛苦的”，与父亲持不同立场，尤其令她苦恼。“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感觉和判断上与父亲相悖。”她觉得政治斗争太激烈，以至于“侵入了私生活”，真的很“令人遗憾”。她以前所认为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界线正在消失，女性在这两个领域内的角色界定在此前毋庸置疑，但现在也变得不那么确定了。随着整个南方卷人战争，爱德蒙斯顿后来会发现，留给她所说的“私生活”的空间已所剩无几。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将成为大后方的一部分，到1865年也将会成为全面战争中的一个战场。

但是在1861年，很大程度上南方妇女仍然接受公与私、家与国、男与女之间的区分。不过，对于身边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吸引人的政治冲突，她们却拒绝被排除在外。在脱离联邦的关键时期，妇女的政治注定是矛盾的政治。和男人们一样，妇女也常常在支持和反对脱离联邦之间纠结。南方白人，无论男女，很少有赞成脱离联邦而不对美国这场伟大的实验心怀遗憾的，也很少有拒绝南方独立而不深怀失落的。“这就好像是把我们最神圣的情感连根拔起，让我们感到如果还继续热爱联邦，就是对自己和国家的背叛。”佐治亚州的苏珊·康沃尔这样说。另一方面，在凯瑟琳·爱德蒙斯顿看来，南方邦联拥护者像对待“一位故友”一样“哀悼”美利坚合众国，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妇女在分裂危机中的政治矛盾心态，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对于女性与政治的关系本身，她们感到不确定。她们虽承认自己在公共领域没有地位，却仍然在公共领域内声明主张；但她们的行动迟疑不决，带着勉强和歉意；她们渴望做淑女，但当历史的画卷在她们面前展开时却又拒绝袖手旁观。战争尚未开始，南方妇女们已经开始作出努力，在这场民族危机中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P8-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弗吉尼亚州长大，母亲教导我说，使用“妇女”这个词，是对人不尊重，甚至带有侮辱性。成年女性——至少白人成年女性——应当称为“女士”。这种教导的结果是，我不穿裙子，还加入了4H俱乐部(“4H”是美国一个青年组织，旨在鼓励年轻人的社会实践与健康发展，现有下属俱乐部约9万家。“4H”指的是“head”(脑)、“heart”(心)、“hands”(手)、“health”(健康)，20世纪初由美国农业部发起。——译注)，但我在俱乐部里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学缝纫、装罐头，而是和男孩子们一起养牛养羊。我母亲依然坚持要我偶尔穿穿裙子，但关于我对畜牧业的热情，她从未说过一句不赞成的话，这一点难能可贵。

回首往事，我确信写这本书的初衷，一方面是我年轻时的经历，一方面是我和母亲之间的持续对抗。她常说“女性特征”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对抗，一直持续到我19岁时母亲去世。“宝贝，这是个男人的世界，这一点你认识得越早，对你越有好处”，她这样告诫我。我比母亲幸运，因为在我生活的时代，社会和文化都支持我去证明她的告诫是错误的。

我对南方历史的专业兴趣，也是从早年开始的。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里程碑式案件，最高法院裁定各州种族隔离教育相关法律违宪。——译注)和大规模反抗校园种族隔离的时代，我恰好住在哈利·伯德(Harry Byrd，1914一2013，美国政治家，1965一1983年任国会参议员。——译注)的选区。那时候就算是年幼的孩子，也知道大人们都在谈论、担心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我在广播中听到布朗案的裁定之后，才注意到自己就读的小学里全是白人，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但我还是很快地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封信，说相对于我二年级便已接受的平等观念，这一现象显得多么不合逻辑。小小年纪，我就陷入了同时作为南方人和美国人的悖论。

我能成为一名专门研究南方内战的历史学家，并撰写一本关于美国南方邦联白人妇女的著作，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我将著作献给我母亲和两位祖母——南方的“女士”们、我家里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她们三个都受到了战争的深刻影响，尽管她们与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妇女不同，家庭与战争并没有合二为一。不过，我两位祖母都把丈夫送到了欧洲参加一战；一位祖母唯一的兄弟，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时殉难。母亲于1942年结婚，从她得知婚事的消息到结婚，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婚后不久，父亲便被派往海外服役，父母就此分离整整18个月。儿时，父亲、叔叔和爷爷身着制服的照片一直摆在我的书架和桌子上。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所有男人都是士兵。

我想象母亲和祖母们会读这本书，并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作。当了20年的历史学者，有时我担心自己已经无法用普通大众感兴趣的方式与人交流了；但这个战争故事情节引人人胜，展现人生百态，促使我去努力尝试。因此，博学的读者将会发现，大部分理论问题和史学论争，不在正文里，而放在了书末的尾注中。我努力不让自己的想法淹没南方邦联妇女的心声。

南部杰出的女作家书写了大量作品，并将它们当作历史遗产保留下来。这些作品的语言表达极其丰富。实际上，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她们受过良好教育，经常有业余时间进行思考，因此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有自我辩护，也有自我反省与怀疑。近年来精英们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时髦话题，但是我已经被其深深吸引，因为我有机会使用丰富可信的资源，来探索军事和社会危机如何挑战权力与特权，并定义其本质属性。在我之前应当有人得出过类似结论，对于南部统治阶级的妇女与男人而言，内战确实是个觉悟真相的关键时刻。

南方妇女中的精英们能言善辩，自我意识强烈。能够反映这一点的日记、信件、散文、回忆录、小说和诗歌，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其广泛和丰富的文件材料。日记有些是给作者本人看的，有些是给作者的子女或子女后代看的，其解读方法当然应该有独特之处，不同于写给具体对象的信件、受制于当时流行体裁的小说以及时过境迁之后根据记忆重构的回忆录。但是，这些丰富的材料形式多样、观点互补，最后都能够加深我的理解。

每年都会有更多内战时期的女性作品公开出版，这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然而，本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去访问20多家手稿馆藏，它们集中分布在南部的1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但也包括几家北方的机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很多人帮助了我，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聆听了500多名南方邦联妇女的心声。但是，我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妇女本人的写作，因为担心战争期间身份特征和两性关系变化的不仅仅是妇女。白人女性的自我审视促使她们与所处的大社会进行持续对话，并讨论女性角色在社会剧变中的意义。因此，对于南方新民族中的性别、女性角色等公共讨论，我也给予了较多关注。部分公共讨论，我是从南方邦联通俗文化中发现的，如话剧、小说、歌曲和绘画。但我也发现，这种公共讨论与南方生活的政治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杰弗逊·戴维斯等南方重要政治家的讲话、报纸社论甚至公共政策决议。

现存的关于南方邦联政治和公共生活的研究，基本没有关注过妇女的地位——妇女无论作为政策的目标受众，还是作为政策的影响者，都没有得到重视。我希望本书能够证明，南方邦联的意见领袖和政府首脑不仅谈论过白人妇女在新国家和战争中的适当地位，用以保障新国家的独立；而且他们执行的计划、通过的法案，也对妇女生活有直接影响。对于这些影响，邦联的领袖们是否认可姑且不论，邦联的妇女们肯定是知道的。在一个战火纷飞、敌人入侵的国度，私人生活品质是无从谈起的。妇女对征兵、社会救济、家庭防御、经济生产和奴隶制度等方面政策的评价，影响了她们对持续战争的支持。

公开讨论和公众行动，也会影响妇女们在战争催生的社会转型中修正身份、重构自我。我个人年轻时的经历，让我不会忘记，通过公共价值观的崩塌，能为个体生活中看似最隐私的方面创造新的选择机会。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顽强的传统主义亦能最终融入并限制这些新的选择。这个群体既是旧南方社会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本书反映了这个群体的生活中新旧力量的碰撞；也体现了既享受特权又屈从于人的悖论，人们如何在改变的同时又保持不变，以及上述个人转型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

本书关注的是南方邦联统治阶级的半边天——女性。

1994年8月，于韦尔弗利特(Wellfleet)

美国构筑于繁荣和成功之上，因此南方贫穷和失败的经历在国内十分独特。历史学家C．范·沃德沃德曾告诉我们，“南方历史的重负”，源于内战中对恶的理解和惨败的悲剧。这种历史影响，遗留至今。让南方人几乎没有理由去相信，在美国“他们能依靠自我，实现一切”。

南方历史的重负在文化上影响深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文学，其中心主题是历史的呈现。威廉·福纳克的提醒也许最有力：对南方人来说，过去从未死去，甚至并未真正过去；对于每一个南方白人男孩来说，时间将永远定格在1863年7月3日的下午两点钟，不久皮克特冲锋将给南方不败的神话带来致命一击。

人们常常提到福克纳在20世纪末仍旧生动、有力、持久的那一幕，其促使我们就广泛讨论的南方历史重负问题提出新的疑问。沃德沃德本人改变了自己最初的观点，以回应越南战中的失利给美国不败的神话带来的挑战。但是这些反思只突出了军事成就在此处讨论的民族身份和南方身份观念中的重要性。背负着沃德沃德所描述的重负的南方人、时间永远停留在7月3日下午两点的南方人，是南方的白人，而且是南方的男人。

对于妇女和非裔美国人来说，南方历史同样沉重，但是其构成方式不同。以奴隶身份生存了200年，他们承受着压迫，也有过反抗。而这一切在具有丰富传统的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学中得到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历史也包含了许多南方白人妇女所背负的独特重负。对于妇女的角色和身份的转变，对于南方女性权利和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一历史重负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书中我所提到的妇女的内战经历，使她们深深怀疑自己的处事能力，以及质疑女性独立或解放带来的益处。但是，战争使她们对男人的能力产生怀疑，也让许多南方白人女性产生了不依靠丈夫生存的渴望。19世纪末和20世纪关于妇女权力的主张，经常反映出这一矛盾的历史影响，以及妇女战时失败和怀疑的历史重负。美国其他地区女权运动的乐观和奔放，在南方并不突出。例如，选举权运动中担任领袖的很多精英女性，都表达过对男性的蔑视，因此她们需要自己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南方女性的自我主张，来自于现实的需要，起源于失望和无助，其根源与北方女性不同。南方女性主义的诉求、特点和程度，受到妇女对自身局限的认识的影响。就像南方的男性一样，南方女性已经懂得，成功转瞬即逝；由于自身的经历，她们很难认同苏珊·安东尼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充满自信的口号：“失败，不可能”。

为了深刻而全面地了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南方妇女，我们有必要进行细致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美国南方妇女的历史依旧年轻。如果条件允许，也许我们可以庆祝一下，这种历史现在至少已经过了襁褓期。我提出的模式和描述的历史遗产虽非定论，但我认为这很符合女性主义时至今日，在南方影响仍极其有限的事实，也符合人们对南方白人女性似乎既铿锵又柔弱这一矛盾传统的普遍看法。从《牺牲的祭坛》到《钢木兰花》的路，仍有待继续探索，但是我们无须怀疑，毁灭性的战争经历给妇女带来了深刻持久的影响，与其对南方男人的影响大相径庭。战后南方的白人女性承担着她们独特的南方历史的重负。

苟若终困金屋隅，如何遂成半边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贺荣

丰富了人们对美国南北战争历史和女性研究等具体领域的认识。作为一份严谨考究的学术成果，在研究方法层面，它也启发人们以新视角审视既有的历史事实。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校长 许智宏

“人是万物的尺度”，科学研究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我与福斯特校长相识多年，她独辟蹊径，从女性的角度研究美国内战的历史。只有如此富有同情心的作者，才能把近两百年前的战争写得这样肌理分明、温热可感。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前校长 顾秉林

福斯特教授是哈佛大学300多年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校长。《创新之母》作为其最杰出的作品，完美体现了校长本人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本书讨论女性角色在社会剧变中的意义，对于当今中国女性社会角色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农业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陈章良

《创新之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福斯特教授独特的人格魅力——一名温文尔雅的历史学家，一位抱负远大的时代女性。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黄进

我曾经对清华的男生说过“离开你的那些女人造就了你的优秀”，福斯特校长的这本书则恰好向女人们证明了“离开你的那些男人造就了你的优秀”！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俞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