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周末回家很晚
一个夏天的星期六，我从学生食堂吃完饭出来，走在靠校门口的绿色教学楼的走廊上，胡伟民老师从教师食堂走来，到我身边喊住了我，我回头见是胡伟民老师，恭敬地喊了声：“胡伟民老师！”他说：“我们散散步好吗？一会儿我在办公楼的小草坪上等你。”不知为什么，我居然点头了。
那天我穿着妈妈做的有凸出细条纹的浅绿色麻纱背带裙子和白色的，袖口、领口都是荷叶边的短袖衬衫，一双白皮鞋；两条不粗的齐胸的褐色辫子上系着两只白绸蝴蝶结；当我步人法国式小洋房下的草坪时，老师已经在围着草坪的杨树旁等着了，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天空泛着橙黄色，老师穿着白纺绸的长袖衬衫，挽着袖口到手腕部(以后他告诉我这段纺绸料子是他父亲多年前为他准备的，他做了两件长袖衬衫和一件短袖衬衫)，星期六的傍晚，校园里已彳艮清静，我们坐在草地上，看着天空由金黄色变成深灰色，又沉入黑色，老师指我看那颗最明亮的金星，又教我看银河及辨认牛郎织女星；萤火虫在草地上飞来飞去，露水已沾湿了我的裙子，老师把我拉了起来，我们穿过校园，走出校门，沿着华山路，穿过常熟路、长乐路，再沿着新乐路直至襄阳路的拐角处。在襄阳公园的对面有一座俄国式教堂，那里传出圣乐的旋律，我俩都被吸引，不由自主地闯入圣堂，站在最后靠墙处谛听，那里灯光幽暗，气氛浓郁，电风琴的和弦伴着人声的乐音，庄严肃穆，很有神圣之感，我们欣赏着，感受着，直到他们开始讲道，我们才走出教堂(以后星期六晚上我们经常会进入圣乐殿堂去聆听它的音乐，感受它的神圣的祥和的气氛)。走出俄国教堂，我们又到襄阳公园，夜间的公园游人仍然很多，只是空气潮湿，环境幽静一些。这是我第一次周末回家很晚。
我们的马列主义课，由谭思文教授为我们上《联共党史》，那次考试我只得了58分——需要补考。胡伟民老师学习理论课逻辑性很强，很有一套办法，他愿意在暑假帮我复习，要教会我学习理论课的诀窍。他先给我像讲故事一样讲解苏联各历史时期的情况，让我对时代背景有个概念，然后“一、二、三、四……”替我逐条逐条地清理，直到我懂得、记住为止。这过程中，同班有一女同学Q也需补考，所以有时也同来复习。有一次，他下午有事，要我一个人在他宿舍里用功，偶尔，我看到了他写字桌上的一本日记，他在这个本子上记述了也是一个暑假，他兴冲冲地去北京会他在某一剧院的女朋友，他们在甜蜜中，当他依恋不舍要跨上回上海的火车时，对方对他说，我们结束恋爱关系，原因是她又有了一位当作家的男朋友。此通牒对他如同炸弹一样在他心里爆炸，他痛苦、彷徨，曾到谢晋(“南京国立剧专”的学兄)导演家喝酒来浇愁，曾喝得大醉。我为他难过，为他不平。他受如此刺激的那年才21岁。我想起来了，在横浜桥老校舍时，曾看到过胡伟民老师和他带来的一位穿黑色棉袄，腰间束一根宽皮带，梳着短发的女子。那时我正好上楼梯，站在他俩背后，尚未看清那女子的脸，只感到她的脸圆圆的，很健康，也许那瞬间他们是相爱的。以后得知那女朋友原是他“南京国立剧专”的同学，年长于他，那次来上海前曾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像犯了错一样对胡伟民老师说我看了他放在桌上的本子，很出乎我意外，他一点也不生气，淡淡地、豪爽地说：“噢，一切都过去了，不值得记忆的。我在北京留苏预备班学习的时候，她要与我重归于好。朋友们也曾劝我，说那作家很快就不与她好了。她也很受刺激：很后悔，劝我再与她好。我一次已经够了，不能再来第二次了。”看得出他已经缝合了伤痛，平衡了心态。
胡伟民老师的小卧室大概只有三四平方米，他的生活极简朴。那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单人写字桌，估计是校方配备的，除此，小房间里有一个竹制的小书架，上面放着书籍，还有一台老式的唱机以及不少唱片，都是黑色胶木的大唱片，可不是像现在袖珍的激光唱片。他小屋里不时传出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也经常唤我去听唱片，听到这些音乐，我会被吸引、被陶醉，甚至会旁若无人。我经常在琴房练琴、练声，晚问，胡伟民老师会趴在琴房的窗口听我练唱、弹琴，当我偶尔回头看到他时，我会很不好意思。久而久之，一种莫名的忐忑不安的情绪使我害怕。有一次，在他小屋里，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胡伟民老师，你别这样，以后我们不……”他却说：“小姑娘，让我吻你吧！”我的心要跳出来，我的意思是以后我们不要再接近了，他却把我拉过去要吻我，我好害怕，好害怕。我说：“不，不，不，不要……”却又脱口而出：“当我生日的时候。”胡伟民老师没有勉强我，也许他感觉到我在受惊以及我的幼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种情景。我心慌意乱，我好难为情。那时的我，平时就好脸红，这下肯定就更红了。这以后我们不但没有不接近，相反，接触得更频繁了。
P13-14
胡伟民与顾孟华的爱情终究笃越了政治力量得到最后的胜利，本书不仅是个人的回忆，也是那段令人敬畏的历史的一个注脚。
——白先勇
胡伟民完全不在乎评奖，而且确实也好像没有领到过什么奖，但他却扎扎实实地攀上了没有奖牌装饰过的高峰，让上海在全国戏剧界占尽了风光。
——余秋雨
这本书应该是由民来写的，因为他曾对我说，退休后，他要写我们两人的回忆录，然而，他没有来得及写，就匆匆走了，只得落在我的身上，我必须做完这件事。他不但是位天才的导演，又是写文章的高手，而我只会演戏。可见，此对我非易事。我是母亲，我必须在料理好日常的家务，处理完平时的人来客往，在孩子们睡静后，再扭亮桌灯动笔书写，每到两三点钟时，理智提醒我必须搁笔，上床入眠，第二天还需料理家务，可有时在不知不觉中，窗外的光射在了我的书稿上，我才发现天已经亮了。每每这种时候，一般我都不敢告诉孩子们，他们知道我体弱，知道后，都会“批评”我。可有一次，在与白先勇先生的交谈中，偶然得知他也是晚上工作后，我对自己也有所安慰。前不久，雪莲郑重地对我说：“妈妈，你知道吗，你爱我们，你就要身体好，让我们对你放心，所以，你要早睡早起，不要再开‘夜车’。”桦儿也多次提醒我。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儿时要他们听爸爸妈妈的话，如今，我则很听他们的话了。目前，我已不开“夜车”，搬迁的新居，一到晚上，如同在乡下，七八点钟，就像是夜深人静，偶尔听见几声狗的叫唤，真是静极，静极，使我也入乡随俗，早早上床，早早起床，在后花园阳台上锻炼身体，做自编的健美操。
我们家庭的遭遇和经历，在这里述说的仅是点滴而已，即便如此，对我而言，回忆的过程，无疑是精神、心力的又一次撞击和锤炼。我极不愿意去触碰那些让我再度伤感痛苦的事，为此，我可以很久很久不去走近我的书桌、触碰我的稿纸……有一次雪杨回家，我无意中说漏了一句：写这本书是很痛苦的。他极不悦地说：那就别写了。我当然理解，儿子是不要我痛苦，要我快快乐乐地生活。然而，人，除了感情，还有理智，理智唤我继续写、抽空写、把它写完。现在，终于完稿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这个心路历程既痛苦，又让我得到满足。并从中得出一结论，一个人只要立志做一件事，总能做完，好坏是另一回事。
此回忆录写成已有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在伟民辞世25周年后才问世。于此，书中写到的有些人他们已看不到也听不到孟华所发出的感激之声，深感歉、憾。
身居异国，心时刻牵挂着祖国。当今，是历代中华民族史上最好的一代政府，国泰民安。胡锦涛主席提出“和谐”，即不要“斗”，要“安”、要“团结”。因为人斗人、互相残杀，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人与人失去信任，没有美好的心理，这是民族的悲哀，人民的灾难。胡锦涛主席的这一创举，是在改变、扭转民族的人文思想和理念。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在两小时之内赶赴地震前沿亲临指挥，震撼世界。华人们空前团结，心向祖国，心向灾区人民。国际上也纷纷援助、关心中国地震灾区。祖国的强盛、祖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使炎黄子孙引以为豪。
我们的大儿子胡雪桦回归祖国，在父母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任特聘教授、带研究生；被聘电视台专题谈电影《光影随行》；他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话剧本改编为电影剧本——东方的哈姆雷特，并把它放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西藏拍摄，电影命名《喜玛拉雅王子》全部启用藏族演员，讲藏文，这是我国首部由藏人讲藏语的故事片。该片于2007年美国洛杉矶中美电影节获“金天使”奖；2008年于欧洲摩纳哥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和“最佳演员”奖。在庆祝中国话剧100周年之际，雪桦把同名电影又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大剧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剧场演出。他是我国第一位留美的戏剧、电影导演博士，他回来报效祖国，我为之高兴。
雪桦的弟弟——胡雪杨近年拍摄了《上海1976》，终于完成了他的童年三部曲电影的第三部，拍摄精良、深刻，为我们民族记录下了时代的印痕。他的第一部《童年往事》曾获了美国奥斯卡学院电影节银奖，第二部《牵牛花》于2007年在美国洛杉矶中美电影节上也荣获了“金天使”奖，在颁奖仪式上，雪桦因《喜玛拉雅王子》话剧在上海演出，未能出席，由雪莲上台代领，雪杨说：“电影节设有十个天使奖，我们一个家就得了两个‘天使’，实在不好意思……”杨儿说完，全场都乐得大笑。他的这第三部曲不知什么命运在等着它？而作为母亲的我，深信此片也终将留于祖国电影的宝库。2009年，雪杨又拍摄了《可爱的中国》，记述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烈士—二方志敏同志，他是位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国人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的共产党员都能像他这样——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就可喜可观了。
我们的女儿小雪莲也结婚了。曾有朋友在北京的电视节目上看到了雪莲，那是北京的电视人去美国专访了一些华夏儿女，莲儿是洛杉矶城市的被访者，当我问及时，她却毫不在意。她曾是姚明广告在美国拍摄期的制作人，也被聘为“中美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也从事兄长涉外的电影事由，她确实不止懂一门学科，她是个复合型的人才。她曾对我说：“姆妈，你放心好了，我的这张文凭是可以走遍全世界的。”
莲儿给我买的第一所房子是在洛杉矶Monrovia的East Lime Ave上。我回上海，委托女儿为我发动汽车，一个周末，雪桦也回家来为我发动车，兄妹俩在花园里不期而遇，我得知后极为感动，这么一件小事，孩子们都能牵挂在心。以后，莲儿为了让我靠近她住，又为我买了第二所房子，在好莱坞附近的Los Filez路旁的住宅区，若没有堵塞，从她那儿到我那里开车只须三分钟。两个哥哥在国内忙，我在美国的一切及哥哥们在国外的事务均由她处理，如同我赴美后国内的一切事务全有杨儿在为我管辖一样。现在桦儿已回归祖国，我探亲回家的事，已有两兄弟共同忙着了。
我已退出历史舞台。几年前，杨儿曾对我说：“姆妈，小时候你要我们听你的话，现在你要听我们的话。”我当即就点头同意。所以，现在我很听他们的话。前不久雪桦对我说：“姆妈，你不要舍不得花钱，你想买什么就买，不要考虑钱。”雪莲也曾对我说：“姆妈，你身体好，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我始终记着孩子们对我的爱，我很感激。我也很感激哥哥、嫂嫂、姐姐对我的呵护和关心，以及学生们、朋友们对我的那片真情。人世间的爱、真情是最重要、最宝贵的，有了这些，人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去努力，去奋斗，去战胜一切困难，风雨无阻地去获取所愿。我们必须学会去爱人，爱新生事物，爱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并应学会忍让、忍耐、包容、宽恕的美德。记得儿时母亲就说过，人要有善心、爱心；要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知足常乐。人若克服私心、贪心，人际关系就会和谐，美好，社会也能达到安定、和谐。
祝愿我亲爱的祖国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安定团结。
白先勇
1987年4月相隔39年后，我再度回到度过童年时代的上海，在复旦大学讲学完毕，谢晋导演找我商量改编《最后的贵族》电影剧本，我们一同住进了兴国宾馆，天天讨论剧本改编，讨论了两个星期。正当我要离开上海的前夕，见到了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名导演胡伟民，我们一见如故，在兴国宾馆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原来伟民对我的作品早已熟悉，而且曾经把我的一篇小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改编成电视剧放映过，他那天找我的目的是要跟我商量把我写的话剧剧本《游园惊梦》搬上舞台，在中国大陆上演。
话剧《游园惊梦》改编自我的同名小说。于1982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了十场，盛况空前，演员皆一时之选，卢燕、归亚蕾、胡锦、刘德凯等都是当时影视舞台的名角。那次演出，的确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如何突破台北的版本，导演出一出不同风貌的《游园惊梦》话剧来，其实伟民早已有构想了，我觉得他最有创意而又相当冒险的一步就是挑选上海昆剧院的当家名旦华文漪担纲女主角钱夫人，《游》剧的主要戏份全在钱夫人身上，因此饰演钱夫人一角的演员成败，就关系全剧存亡。华文漪演昆剧当属一流，但她从未演过话剧，伟民独具慧眼，大胆起用华文漪，是后来大陆版《游》剧上演成功的关键。那天下午，伟民提出这个构想，我马上击掌赞同，因为我在上海刚看过华文漪、蔡正仁合演的《长生殿》，正因她饰杨贵妃之精湛，我为其演技倾倒不已。华文漪的形貌风度都适合演钱夫人一角色，在剧中钱夫人是昆曲名伶，而且在台上还需要唱两段昆曲，华文漪望身说法，举手投足，更有“昆”味，有说服力。
女主角入选决定后，《游》剧主轴已定，那天下午伟民和我都感到十分高兴，我们似乎意识到大陆版的《游园惊梦》已渐渐成型了，果然，大约经过半年的筹备，伟民把《游》剧剧组组成，由上海的“青话”(青年话剧团)、“上昆”(上海昆剧院)、“上戏”(上海戏剧学院)几家单位加上广州市话剧团的成员，组织成一支阵容坚强的戏剧队伍，余秋雨是《游》剧的文学顾问，“上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金复载作曲。演出的时候还请到昆曲大师俞振飞及夫人李蔷华到广州助阵。1988年3月30日晚由胡伟民执导的大陆版《游园惊梦》话剧终于在广州的长城戏院亮相了，我从美国特地赶到广州去参加首演盛会，因为这是头一次台湾作家的话剧在中国大陆搬上舞台，新闻性高，媒体宣传做得很大。伟民十分兴奋，也有点紧张，说真话，海峡两岸隔离几十年，两边的生活形态完全不同，《游园惊梦》的故事背景又比较特殊，是叙述一群当年在南京秦淮河得月台唱戏的伶人，去到台湾各自的命运，有强烈怀旧的氛围，剧中并有京昆陪衬，而女主角表演的方式，却以独白为重，这样一出形式与内容都相当复杂的话剧，能否让大陆的观众接受，我与伟民其实都不太有把握。可是那天晚上，首演一落幕，观众掌声雷动，反应之热烈，多少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大陆的《游园惊梦》一剧中，胡伟民的导演才华表露无遗，他导出了与台北版风貌迥异的一出戏。伟民导过西方名剧，从莎士比亚到奥尼尔·沙特，又导过中国多种戏曲及前卫剧，因此，古典与现代的拿捏，分寸准确，《游》剧节奏流畅，极富抒情诗意，结尾韵味十足。华文漪跨行成功，塑造钱夫人一角，很有特色，令人信服，其他演员也都铆上了劲，整出戏力道很足。首演完了当晚在白云宾馆举行庆功宴，剧组的人员都为首演成功异常兴奋，胡伟民长期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看他那晚特别高兴，而且充满自信，我对《游》剧也十分期许，轮到我发言，我说希望《游园惊梦》戏剧北伐，一直演到上海，远征北京。后来《游》剧在广州演完12场转到上海长江剧院又演了18场，引起不小的回响，余秋雨还为《游》剧写了一篇极具分量的剧评，对胡伟民的导演风格大加赞赏，年底11月《游》剧又到香港演出，一样引起轰动。《游》剧的能量渐渐贮积起来，而且已经策划妥当，准备于1989年秋天，到北京盛大公演。可是后来，《游》剧到北京演出的计划夭折，那年夏天，突然传来噩耗，伟民心脏病突发逝世。我得到这些消息，惊措之余，是无尽的痛惜。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英年早逝，是中国剧坛的一大损失。而我想到伟民青壮年时因划成“右派”走过那样漫长的坎坷路途，好不容易等到改革开放，可以一展身手，却偏偏天不假年，56岁太早辞世，真是令人无限惆慨。如果《游园惊梦》那年能在北京演出，相信一定会造成更大轰动，而胡伟民的导演才华更能引起文化界的瞩目。二十多年悠悠已过，而伟民跟我的那一场“游梦”之梦始终未圆。应是胡伟民的一大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胡伟民的太太顾孟华女士是我在伟民过世后第二年再到上海，开始认识的。后来孟华到美国洛杉矶定居，离我居住的城市不算太远，数年来一直有往来。我也因此认识到伟民、孟华的两位导演儿子雪桦、雪杨及女儿雪莲。从孟华的口中，我渐渐了解到孟华本人、她与伟民以及他们全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度过的那些艰辛日子，尤其她与伟民两人患难与共，荣辱同当，一份忠贞不移的情感经历更是令人动容。
顾孟华在20世纪50年代是上海戏剧学院高材生，才貌出众，本来很可能发展出一番演艺事业来。当时她与青年教师胡伟民产生了感情，如果在和平时代，青年导演与演员的结合应该是一对绝佳配偶，可是那是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个人的生活及命运时常受制于大环境的变异。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右”的疾风劲雨中，青年教师胡伟民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下放远至“北大荒”，这对20刚出头的顾孟华恐怕是一生中面对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是要顺应潮流与胡伟民划清界线，还是不顾一切后果奔赴“北大荒”与胡伟民共度患难？顾孟华选择了后者，这勇敢的一步，成就了顾孟华自己一生的事业——成为胡伟民的妻子，两人共同建筑起一个美满的家庭。胡伟民曾经告诉过我，他在“北大荒”的时候，早上起来胡须上都结了冰，在那样一片天寒地冻的荒野上，顾孟华给胡伟民带去的，是最可贵的人性温暖，在“反右”、“文革”这些铺天盖地的运动中，人性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人性中最原始的力量——爱情，是否经得起政治的压力？我们听说过因为这些运动，夫妻分离、情侣破裂的悲惨事件，当然，也有许多经得起考验，可歌可泣的感人例子。胡伟民与顾孟华的故事其现实的意义在于：爱情终究笃越了政治力量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人性的胜利，孟华把这一切，在“北大荒”、后来在扬州，她与胡伟民以及他们全家在那个艰辛年代中的点点滴滴通通记录下来，写入她这本回忆录里。这本书是顾孟华个人的回忆，也是中国那段令人敬畏的历史的一个注脚。
上海戏剧历史上有一个“胡伟民时代”，胡伟民为中国戏剧改革和创新所做出的探索和贡献，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戏剧舞台，被称为中国戏剧改革的跋涉者。
《戏梦人殇(我与伟民及孩子们)》是胡伟民的妻子顾孟华女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她从与胡伟民相识过程写起，秉笔实录与丈夫胡伟民及孩子们生活的全过程。从一个家庭的历史书写，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戏梦人殇(我与伟民及孩子们)》由白先勇作序，是胡伟民的妻子顾孟华女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作者从自己与胡伟民相识过程写起，回顾了她与丈夫胡伟民相识、相知、相守的全过程。白先勇评价顾孟华给胡伟民带去的是最可贵的人性温暖，他们的爱情终究笃越了政治力量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本回忆录，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书写，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