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光的调子
2010年7月的一天，我拍下了照片。丁家东院的大门楼前，丁家的后人，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倚靠在门楼的墙壁上，老人一头白发，穿着白色的圆领的短袖汗衫，银灰色的短裤。这么大的年纪，还是能看到他年轻时的影子，一定是个英俊的男人。他左腿支撑在地上，右腿略弯抬起，有一种迎上前去的感觉。我注意到那只手，显得有规矩，小时候受过良好的家教。身后的大门虚掩着，铁皮有的地方烂掉了，老院门和老人结合在一起，灰黑白三种调子层次分明。老人的眼睛中毫无岁月存积下的沧桑，更多的是温暖。
对我的到来，老人很高兴，我提出看一看老院子，他热情地相邀。这是丁来兴建成的南六院的东院，现在老人独居，走进门楼里，往日昌盛的情景不见了，从门上粗笨的木方子和巨大的门闩，就能找到财富的影子。墙皮脱落，墙基的青砖残缺不全。檩条上铺的苇席上，挂着一串串灰尘。
这是个套院，想进入院子，还要越过一道门楼。门是主人地位的标志，不能随便开的，必须经过风水先生的察看。两扇传统的木门，受了风雨霜寒的摔打，黑漆变得斑驳了。一扇大开，另一扇半掩，增加了神秘的色彩。院子里的格局和西院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保护和维修得却不如西院好。瓦缝间长出了野草，有一间房顶上，竟然长出了一棵小树。野草随风飘摇，任风吹雨打，一年年没人在意，顺其自然。东厢房一半塌落，门扇也不知何时拆除，房间里堆着棒子芯，门口杂乱地放着小片青瓦和碎砖块。不知是风吹来的种子，还是老人种下的。边上生长着一棵向日葵，肥大的叶片，给老院子带来生机。上学时，读过夏衍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见过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往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之大，如此如此。”受了文字的影响，寒冷的冬天，我选了不少个大的瓜子，保存在牛皮纸的信封口袋中，放在干燥的地方。春天在后园子，沿着障子根挖了一个个坑，留存的瓜子丢进去，埋上厚厚的土，踩实浇水，等待它破土出头的日子。这棵向日葵还未长大，花盘没有凸现，歪斜的老墙，旧窗棂和阳光都在渲染向日葵的孤独。
回到家中，我把照片下载到电脑上，看着孤单的向日葵，闻到老房子中漫出的味道。窗外阴沉的天空，细密的小雨不紧不慢地下，滋润了干燥的城市。绵绵不断的雨丝，把我牵扯到老院子里，我想看向日葵，蘸一下叶子上的水珠，让水汽滑向指纹的深处。
经历过战争、政治运动和时间的流逝，建筑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解放后，大院做过河务局，后来变作粮库，“文革”期间又变成社办企业了，在这里集体编筐卖筐。老人年纪大了，却记忆流畅、健谈。不等我开口问，他已经概述了大院的经历。老人不断地重复一句话，由于他说一口浓重的当地方言，我仔细地捕捉每一个字，终于弄清了话的意思，他说：“我是粮家呀！”老人省略了很多的词汇，“粮家”就是说在粮所工作，是吃公家饭的人，退休后又回到祖宅里生活了。在门楼里拍照时，我就发现了他的手没有受过风吹雨淋，或者长期握农具的痕迹。他不断地表明身份，个自我不明白。老人说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子嫁在外村了，儿子在城里承接了他的工作，也在做“粮家”的业务。老人满可以在孩子家享福受乐，但是他却离不开老院子，现在一个人住，每天还要自己做饭。
一根两根，当无数根光线形成一缕光，穿越了老宅的窗子，越过残破的墙洞，投进柔软而有力量的光线。一些灰尘在光线中浮游。置身于丁家大院，感受到历史的展开和延伸，一片瓦，一块青砖，都接受过主人目光的注视。我问老人有老照片么，他迟缓了一下，眼神中流出淡淡的忧伤。他没马上回答，而是向房子里走去。房子的小片青瓦，被换成红色的机制瓦，瓦下排列有序的椽子，记载了过去的岁月。老人住在正房里，我看到穿着黄塑料拖鞋的脚，越过门槛，踏在阳光中，从脚的走动姿态，看出老人的心思重了。回忆能给人带来过去的事情，有的欢乐，有的悲伤，有的是不想再回忆的。我帮老人推开另一扇门，让阳光涌进屋中。房间里没值钱的东西，床上挂着蚊帐，一张八仙桌，旁边是两把木椅子，墙上的钟表滴答走时。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跨在门槛上，表上的秒针在机械地运动，时间在分秒中度过。老人去取照片，我在等照片，也可能就是老照片，能把思想切入到历史的深远里。
老人的动作缓慢，他奔向三屉桌，拉开中间的抽屉，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照片。他递给我时，我没反应，这不是我预料中带有悬念的结果。这是一张彩色照片，他老伴活着时，坐在院子中的椅子上拍摄的。老人说，这就是老照片了，再没别的了。历史两个字重了，神秘了，祝勇在蒋蓝著作的序中写道：“由此，我们知道，那些流传到今天的所谓历史，是经过选择的，选择它们的人，可能是历史学家，也可能是集体无意识，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意义’。”我跨越门槛，身体变得有“意义”了，因为选择了一条回望的老路，我想用老院子的真实去复原，而不是修补和虚构历史。我无法寻到那条跨进时间的路。照片让我彻底绝望了，线索干净利落地切断。卡夫卡面对一座旧房子说：“可怜的孤独的房子！你这儿是否从来就没有人住过？没有有关的传说流传下来。没有人研究你的历史。你里面是多么寒冷。如果说曾经有人住过你这儿，那么居住的痕迹可以说是无法理解地、出色地给抹掉。”院子里安静，老人没再说话，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外面传来一声狗叫，打破了院子里凝滞的静谧，我谢了老人，向他提出请求，为他拍一张照。老人走到了西厢房的窗前，调整了一下神情，双手倒后面。我看到老人，也注意到了木质变黑的木窗棂子。摁动快门时，老院子留在心灵这座“精神的居所”中了。
P95-97
生命体温抚过的文字
整理案头的书稿，擦净飘落的灰尘，重新阅读这些文字，回味中既有新鲜的感觉，又有亲切的愉悦，文字让心沉静下来。
真正的作家是面对孤独的写作，作家的目光投向看不见的远方，他等待什么？帕斯捷尔纳克说：“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作家期待燃起轰响泥泞的瞬间。”凯尔泰·伊姆莱告诉我们：“你必须写作；另外，你要留心自己周遭的世界；你要寻找孤独，甚至要酿造孤独……”孤独是什么，就是远离热闹，独守一份安静，冷静的眼睛观注世界。喧嚣中，人容易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时的人变得可个白了，任何事情都能做出来。写作不是流行的服饰，追求时尚的小情调。
文字和事件如同蔓生的植物，一层层地推动，涌了过来。我在瞬间披满了沉重的植物，我无法反抗，扯不破枝枝蔓蔓的纠缠。冷静中，捋着最粗的一根茎蔓，寻找人与事的源头。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思想和个性湮没在公共的复制之中，大家共唱“同一首歌”，太多的作品装饰着华丽的“讲究辞藻”，如同漂泊在河流上的泡沫，被时间之水冲跑。好的文字是经过作家生命的滋养，不会轻易地浪费每一句话的。如果文学失去了创造的想象力，失去了个性，像电脑上复制的文字块，“天下文章”一起抄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再读文学作品了。可以去读故事，传奇，各种各样的案件，离奇对感官的刺激，和文学相比较，更适合大众口味。文学是特殊的艺术，每一个字都要有灵魂。
2010年8月30日抱书斋
收到高维生发来的10卷《独立文丛》电子版，我躲在峨眉山七里坪连续阅读了三天。三天的白天都是阴雨，三天的夜晚却是星光熠熠。我在山林散步，回想起散文和散文家们的缤纷意象，不是雾，而是山径一般的韵致。
高维生宛如一架扛起白山黑水的虎骨，把那些消匿于历史风尘的往事，用一个翻身绽放出来；杨献平多年置身大漠，他的叙述绵密而奇异，犹如流沙泻地，他还具有一种踏沙无痕的功夫；赵宏兴老到而沉稳，他的散文恰是他生活的底牌；诗人马永波不习惯所谓“大散文”语境，他没有绕开事物直上高台红光满面地发表指示的习惯，他也没有让自己的情感像黄河那样越流越高，让那些“疑似泪水”的物质悬空泛滥，他不像那些高深的学者那样术语遍地、撒豆成兵，他的散文让日益隔膜的事物得以归位，让乍乍呼呼的玄论回到了常识，让散文回到了散文；盛文强是一条在齐鲁半岛上漫步的鱼精，他总是苦思着桑田之前的沧海波浪，并秘密地营造着自己的反叛巢穴……
一度清晰的概念反而变得晦暗，游弋之间，一些念头却像暗生植物一样举起了手，在一个陡峭的转喻地带扶了我一把。伸手一看，手臂上留下了六根指头的印痕……这样，我就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散文性＼诗性
伴随着洪水般的无孔不入的现代思朝，一切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现代世界逐渐地从诗性转变为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性，不再有宏大与辉煌，只有俗人没有英雄，只有艳歌没有诗歌，最终导致生活丧失了意义。
一方面，这种“散文时代”的美学氛围具有一种致命的空虚，它遮蔽了诗性、价值向量、独立精神，散文性的肉身在莱卡的加盟下华丽无垢；另外一方面，这种散文性其实具有一种大地气质。吊诡之处在于，大地总是缺乏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是出于某种安排。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它道明了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
因为从美学角度而言，散文性就是诗性的反面。所以，我不同意为“散文性”注入大剂量的异质元素而彻底改变词性，尽管这一针对词语的目的是希望使之成为散文的律法。这样做不但矮化了“诗性”本身，把诗性降低到诗歌的地域。问一问命名“诗性”为人类智慧斗拱石的维科先生吧，估计他不会同意这种移花接木。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散文的外道之言。
诗性是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自于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
我认为，在现存汉语写作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这同样也是散文的应有之义。
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本源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人向诗性本源的回归，就是从自在的主体性出发，对主体狭隘性的断然否弃，就是向自在之“在”的真理敞开，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人的神圣性以及在澄明中恢复人的世界与大地的和解。在这样的诗思向量下，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反复考问，已被一些评论者悄悄地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命题，即千方百计把写作的价值向量简化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游离于诗性之外的伪问题。我想，一个连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基本理顺的写作人，就不配来谈论诗性的问题。
伽达默尔说过两段话，前者针对诗性的思维方式，后者讲诗性的生存方式——“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诗并不描述或有意指明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诗的陈述唯有当其并非描摹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性，并非在本质秩序中重现类似的景象，而是在诗意感受的想象中介中表现一个新世界的新景象时，它才是思辨的。”（[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第600页—601页。）那么，真正的散文更应有破“论”之体，对生命言说宛如松枝举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散文不但是以诗性的方式思维，而且是以诗性的方式生存。
互文性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散文的互文性指把多个文本材料集用于一个文本，使其互相指涉、互相贡献意义，形成多元共生，使散文的意义在文本的延展过程中不断生成，合力实现一个主旨。
在我看来，互文性暗示了它是一种民主而趋向自由的文体。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即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独立文丛》里的不少篇章，可以发现散文家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他们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们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的“自治”。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散文空间当中的。我们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互文性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杨献平的一些篇章里，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志，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的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包括我对自己的《流沙叙事》《祷杌叙事》的重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细节
我注意到这批散文家的近作，他们没有绕道意识形态的讲台朗声发布结论的习惯。有鉴于此种“结论”多为空话、谀语，可以名之为“大词写作”，然而这却是目前流行的散文模式。
已经成为写作领域律令的说法是：回到事物本身，通过语言的细节还原生活。问题在于，事物不是阳光下的花可以任意采摘；更在于摧花辣手太多，事物往往暧昧而使自己的特性匿于披光的轮廓之下；重要的还在于，文字对生活的还原就是最高美学吗？
如果说高维生的一组散文更倾向于对情感细节的呈现，那么赵宏兴的不露声色则更近于对自然的描摹，80后的盛文强似乎兼而有之，吴佳骏显示出对细节刻画的某种痴迷。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对隐秘事物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感注入事物的天头和地脚，这一“灌注术”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自然之物的自然构造，朝向文学的旷场而渐次敞开。就是说，文字对生活施展的不仅仅是还原，而是创造和命名。
说出即是照亮。用细节说话，用细节来反证和彰显事物的特性，使之成为散文获取给养的不二法门——这同样涉及一个细节化合、层垒而上的问题。
我想，国画里的线条和皴法，一如写作者对散文细节的金钩铁划。正因为蕴峭拔于丰满之中，冯其庸在论及陈子庄画作时不禁感慨万千：“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出来石壶山水皴法的名堂，是披麻皴、斧劈皴、荷叶皴还是卷云皴？都不是。因为石壶的山水根本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你要想寻行数墨地寻找他的出处，可以说是枉抛心力，因为他的出处不在于此而在于彼，不在书本而在大自然。”不因袭别人的细节，而且不再蹈袭自己曾使用过的细节；不是照搬自然的一景，而是以自然之景化合出别样的情致！事情发展至此，细节的威力就是散文的斗拱。
没有搭建好斗拱而匆忙发布“存在”、“在场”奥义的人，不过是危楼上的演说者。更何况他们的高音喇叭五音不全，只在嘶哑地暴叫。陈子庄所谓的“骨意飘举，惝恍迷离，丰神内涵，此不易之境也”的骨力之说，与之俨然是胶柱鼓瑟也。
高维生、杨献平、朝潮、盛文强等作家显然是被自然之物劝化的作者。明白细节之于散文之力，大致也会明白康德自撰的墓志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非虚构 在《独立文丛》系列作品中，我注意到有不少篇章涉及“非虚构”向量。比如散文家赵钧海《黑油山旧片》《一九五九年的一些绚丽》以及朱朝敏《清江版图》等文。
在此，尤其需要注意几个概念的挪移与嵌合。我以为“报告文学”是那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现实予以二元对立取舍的写作。“纪实文学”是指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或事件的文学叙述。“私人写作”则是在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强调个人情欲观的写作——这与是否虚构无关。“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以上这些，它已经逐渐脱离了西语中小说之外文体的泛指，在当下汉语写作中，它暗示了一个向量：具有明确的个人独立价值向量前提下，通过对一段历史、事件的追踪检索考察而实现的个人化散文追求。
如果说“非虚构”变成了焦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对切人当下生活的迫切性。
以田野考察为主，以案头历史资料考据为辅的这样一种散文写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
在“非虚构写作”中，“新历史写作”已经显出端倪。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或许涉及历史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而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而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在历史地基上修筑的文学空间，它不能扭过身来适应地表的起伏而成为危房。所以想象力不再是拿来浇筑历史模子的填料。
我坚持认为，“人迹”却是其中的关键词。人迹于山，山势葱茏；人迹于水，烟波浩渺；人迹为那些清冷的历史建筑带来“回阳”的血色，爱恨情仇充溢在山河岁月，成就了散文家心目中最靠近真实的历史。
在此，我能够理解海德格尔的用心：“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恰与“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浮荡在大地上的真实，如同清新的夜露擦亮黎明，世界就像一个开了光的器皿，而散文就要在山河与“人迹”中取暖。
异端不属先锋或主流
我读到散文家朝潮《在别人的下午里》中的不少篇章很是感念，比如马永波的《箴言集》，让我回忆起多年前自己住在城郊结合部陷入苦思的那段岁月。
在收获了太多“不相信”之后，我终于相信：我们置身在一个加时赛的过程中，我们必定抵达！我要说的是：你作为具有个人思想的言说者，你开掘的言路就决定了你与主流话语的分离。从表面上看，你仅是一个写作的异端。其实，异端不在先锋与主流之间，而是“异”在以你的人性之尺，度量世界的水深；“异”在以你的思想之刃，击穿这世界的铁幕；“异”在以你的苦难之泪，来使暴力失去信心；“异”在以你的焚膏之光，来烛照自由之神的裙裾！
同时，为夜行者掌灯，然后，熄灭。
这样的人与言，还“异”否？
从对思想史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经典的异端思想一定是背离了时代或超越了时代。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描述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可能是天才的超前奇想，不遵守时间的顺序，也不按照思想的轨迹，虽然他们在一般思想与普遍知识中获得常识和启示，但常常溢出思想史的理路之外，他们象征着与常规轨道的脱节，与平均水准的背离，有时甚至是时间轴上无法测定来源与去向的突发现象。因此常常可以看到思想史上的突变和“哲学的突破”。而正是高踞于时代之上而非融于时代之中的异端思想激起了变革和时代精神的转换，异端之思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第一力。
光，注定不能被火熔化。着火的思想就像火刑后变形的铁柱，上面镌刻出的图案和花纹，展开异端惊心动魄的美，正是异端的思想切进现实的刀痕。海德格尔引述过17世纪虔信派的著名口头禅：“去思想即是去供奉。”思想的“林中路”不是抵达烟火尽退的“林中净土”，而是在铁桶合围的现实中，以异端之思打开精神的天幕。
高举“独立”的写作者，更应该是思想者，应永远牢记——异端不是思想的异数，而是思想的常态；异端是一个动词，自由精神才是异端的主语。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预言：我们相信蚁阵的挺阔终将决堤。我们相信纸花无从生发生命的韵律。我们相信马丁·尼莫拉的预言。我们相信散文的声音。真正的散文家还相信，善良如水，那就是最韧性的品质。马拉美曾说：“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信仰足以让偶然和必然俏丽枝头。花开过，凋谢，还会盛放。
蒋蓝
2011年10月4日于峨眉山
《把心灵抓在手掌上》是作者高维生的一本散文集，写作是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声音和对世界的看法。当白纸上留下真实的、激情的文字，它是留给未来的，而不是过眼云烟，过去后就永远地消失了。
《把心灵抓在手掌上》中多的是一些“想法”，对当下和历史的呈现和推理。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了人，历史就不存在了。转身向时空的深处望去，疏散泛黄的浓雾，从一个人的心灵事件，作出判断。作者用木质的情感、朴素的语言，消除一切华丽的修饰，真诚地表达情感的世界。
《把心灵抓在手掌上》是青年作家高维生的散文集，本书共分“一束灵魂的火焰”“去回忆，去爱”“阅读的空白”三辑，包括作者对于一些文坛名家的思想解读，对一些陈旧建筑的历史感怀和对一些书籍的深刻剖析。本书收录的文稿较能代表高维生的创作特点和创作风貌，具有很强的可阅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