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什么？一种经济学上的支付手段和记账单位。从这个纯粹意义上讲，黄金、白银、石头、贝壳，甚至树叶，都能成为钱与财富的象征符号。然而，对于整个国家和全球来说，货币的意义是如此广袤无垠和神奇迷人，它就像一座花园，花园的整体恰恰来自花园的多样性，简单的符号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博弈智慧、政治斗争、经济掠夺……厚重的景观叠化在表象之下，从英镑称霸到美元崛起以及群币争锋，每一次无声或有声的货币变局背后，却是暗波涌动，大国的实力较量在货币走向中若隐若现。
货币的兴衰，彰显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国家兴，货币兴；国家亡，货币亡”这句话。如果在货币版图上掌握着话语权，即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一言九鼎，那么这个国家可以以此为杠杆牢牢控制全球的经济与贸易，并在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版图中指点江山。
“货币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是，这种打着信任烙印的经济幽灵，却不是哪样实物或者纸币都能在整个世界中畅通无阻。继黄金这个在人类一千年的货币史中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悠久的非主权货币之后，英镑是第一个贴着一国标签，却又可以在世界上流通的主权货币。
当英镑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崛起，并在货币争锋中独占鳌头时，英国被改变，世界的格局也被改变。
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国家繁荣为坚实的后盾，强大到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左右某些公共事务的走向；这个国家具有坚不可摧的政府，能够在一国和世界中具备很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持币者对政府拥有足够的信心；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即使发生金融危机时，也具备良好的应对能力，不至于在金融危机中使得货币体系崩溃。
英格兰银行不是世界上第一家银行，英镑不是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但由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代表英国国家权力和购买力的英镑，却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具有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源于英镑具备了货币崛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战争、工业革命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成为推动英镑崛起的三驾马车。
金钱是战争的支柱；同时，战争也是攫取金钱的魔掌。没有连绵不绝的战争，就不会有金融体系的日趋成熟与进步。
1499年，当路易十二询问占领米兰需要什么时，特里武尔齐奥说：“三件东西：钱，钱，钱。”巴杰特也这样认为：“据说战争是一个‘敏感的东西’，我们猜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战争喜欢硬币。按照路易十四的说法，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
在战争这个大温室中，对参战国财力的要求非常高，这就迫使参战国不得不绞尽脑汁筹集战款。而且，如果能在战争中获胜，就能以战争国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要求战争赔款，由此从战争赔款中获益匪浅。再者，如果能够把战火烧到参战国的领地，并成功进行控制，那么沦落地再好的金融体系也会毁于一旦：1585年西班牙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包围，导致该城市的金融力量奄奄一息；1792年，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也给了这个城市的金融布局致命一击。
因而，各个国家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证明某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依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战争可以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改变某个主权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所以，在中世纪甚至17和18世纪，我们更愿意把战争放在影响货币变局的第一位——谁赢得了战争，谁就赢得了货币，货币也是权力的权利符号。
以战争为媒介，英国取代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更是成为英国的手下败将，最终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繁荣富强，在世界各地均有殖民地，并掌握着货币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在女王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到17世纪，战争变得更加频繁，也成为压在每个国家身上的巨石，战争开支、赔款、重建费用、纠正国际收支逆差等成本，都使得每个国家不得不四处筹集资金，一旦无法依靠正常的收入来应对战争开支，那么就只能借款打仗了。
“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国王可以随意向民间及较大的金融寡头借贷。而这些人只要有钱，就必须借贷给国王；但归还的时间，都是国王说了算，即使事先约定好的利率国王也可以随意更改。以至于有人称，在中世纪，导致银行家破产的不是现代商品和股票市场的垮台，而是国王们不能如期还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家的破产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是源于国王赖账了。借贷的不平等性，大大增加了国王融资的难度，直到“光荣革命”后，英国的金融体系才得以改善。
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废黜了国王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威廉被辅佐成为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这次革命改变了英国的政权形态，确定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使君主立宪制的发展有了眉目，君权由神授变为民授，国王之前以税收和贷款方式筹集款项的权力得到削弱，并逐渐向议会转移。国王的权力得到限制，不能随意“霸占”人民的财产，即使是国王借了钱，也要归还。
“光荣革命”后，英国继续卷入无休止的征战中，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更是旷日持久，英国留下了长长的没有偿付安排的沉重债务的尾巴。即使经过“光荣革命”后，国王的借贷权力得到削弱，英国王室仍然在民间借贷时碰了一鼻子灰，这显示信任的建立需要过程。很多人有钱，却不愿意借给英国王室，他们担心会重蹈国王赖账的覆辙，况且，一旦英国在战争中失败，国王想要信守之前的信贷承诺都无能为力，他们照样会赔得血本无归。
正如科斯原理所讲，制度是随供求关系，随经济发展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供求关系提出了改革金融体制的需要。英国王室打着战争与皇家血统的幌子，只能筹到很少的资金，保守的英国王室开始接受新事物和新的金融运作方式。
不管曾经他们对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多么不屑，甚至英国与荷兰有过三次交战，迫使荷兰接受了1661年和1666年颁布的《航海法》，其中蛮横地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只能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输出国的船只。被英国人贬为“一个由海军保护的账房”的荷兰逐渐从海上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行动迟缓的英国，最终还是模仿荷兰建立起英格兰银行，目的是协助销售战争期间的国债，通过贷出新发行的银行券获利，为英国应对战争筹集资金。
据称，伦敦的1000多位商人以股份制的形式，贷给国王一笔利息为8％的资金，这就是英格兰银行的雏形。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为原点，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的货币战争由此拉开帷幕。以至于很多书写货币战争的书都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几乎每一场世界的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
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就为政府筹集到120万英镑，英国军费紧张的情况得到了缓解，由此英格兰银行也免去了每年缴纳10万英镑的义务。同时，为了避免英国王室滥用银行提供的资金，提高银行的信用，英格兰银行也制订了非常严格的制度规定。
1811年，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英国财政部拿着议会批准的100万英镑军费的批文，去英格兰银行提取现金，由于国王正在拉肚子，没有办法盖印，审计长格伦威尔发现批文上少了国王的印章，不管前线打仗多需要这笔钱，都义正词严地拒绝支付这笔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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