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树森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扮演着为社会培育人文知性土壤的角色。《纵目传声》以世纪文坛为关注对象，写人写事，都独树一帜。纵然是老话题，读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书中文章，既有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欧美文化的介绍，又有对港台文学历史背景及人物的追忆，涉猎广泛，具有常识性，分析深入浅出，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极具可读性。

本书以世纪文坛为关注对象，写人写事，都独树一帜。纵然是老话题，读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书中文章，既有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欧美文化的介绍，又有对港台文学历史背景及人物的追忆，涉猎广泛，具有常识性，分析深入浅出，在保证学术性的同时极具可读性。

导言

见树也见林：郑树森的文化评述／刘绍铭

聚焦诺贝尔

回顾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

诺贝尔文学奖的台前幕后

诺贝尔文学奖“黑幕”重重?

哪一位大师没被吻死?

诺奖作家的退稿纪录

点评诺贝尔

荒诞的写实

 ——卡内蒂的《耳证人》

从晦涩到澄明

 ——卡内蒂简介

爱在瘟疫蔓延时

民族诗人塞佛特

非洲最具原创力的作家

 ——索因卡

来自加勒比海的风潮

 ——沃葛特简介

来自葡萄牙的奇幻与悲情

二见格拉斯

最后的德语大师

奈保尔得奖的意义

黛莱达及其撒丁尼亚小说

世界的推理

侦探小说与现代文学理论

英美篇：笔锋偶带悬疑

南美篇：成为猎物的猎人

西欧篇：闪烁不定的光影

俄苏篇：智擒坏分子

非洲篇：寓教于乐

欧风美雨

二十世纪·跨世纪·二十一世纪

欧美报纸副刊的发展 

美国新政府的人文象征

 ——黑人女诗人安洁罗

如何预防“劣评”

普鲁斯特的最新版本

张爱玲杂碎

夏公与“张学”

改编张爱玲

张爱玲“吞没遗稿”的真相

张爱玲的《一曲难忘》

张爱玲与两个片种

张爱玲仍是一则传奇

回顾与追怀

沈从文先生的历史位置

 ——答《联合副刊》问

王祯和遗作《两地相思》

王祯和的最后一封信

一个电影作家的诞生

古典美学的终结

 ——姚一苇先生的文论与美学

浅谈姚一苇的《X小姐》

打开了一扇窗

 ——敬悼余纪忠先生

民族诗人塞佛特

在批评家眼中，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佛特是20世纪捷克最伟大的诗人。然而，捷克文学首次夺得诺贝尔桂冠的消息传到布拉格，捷克政府却封锁三个半小时才正式公布。曾经有十多年，塞佛特的诗作不能在捷克正式发表，而只能以“地下文学”的方式流传。塞佛特之被查禁，并不是其诗作有“政治问题”，而正因为他拒绝作“传声筒”，排斥诗歌的“政治化”。尽管塞佛特在六十年前曾经是捷克共产党党员，但回顾起来，这位出身贫困的诗人之投入“革命”，恐怕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所驱使，而不见得是对共产主义的透彻认识和虔敬信仰。

1923年间，塞佛特前往法国及瑞士旅行，开始迷恋兰波及阿保里奈尔的诗作；对后者的实验性诗作尤为钟爱，并向捷克文坛译介。1924年间，捷克有“纯诗”运动之兴起，塞佛特立即成为这个运动之一员。现代捷克文学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个运动发源于法国超现实主义。这个运动认为意象、观念和语言，都不一定要作逻辑性的推展和联系，而可以作联想性的，甚至偶发的联系；意象和观念之间，往往没有直接的转位，而只有充满暗示性的突兀割裂，从而强迫读者自行重建全诗的关系及结构。这种蒙太奇性的呈现手法在塞佛特1925年的《法国电台的周波》至为突出。

1925年，塞佛特前往莫斯科旅行；归来后发表诗集《走板的夜莺》。1929年是塞佛特政治和艺术两方面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一年，塞佛特联同六位名作家，发表声明，批评捷共盲从莫斯科的指挥。其后大部分人以承认错误而逃避处分；但塞佛特拒不认错，被开除党籍。塞佛特随即加入社会民主党。该党走温和路线，主张通过议会民主斗争来改善社会和为工人谋福利。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塞佛特依然创作不懈，出版组诗《信鸽》，向捷克文化传统回归，并进一步雕琢其抒情风格。

1938年捷克的危机及沦亡，迫使所有的诗人都抛弃原有的写作路线，通过文学为国族文化的存亡而奋斗。塞佛特也不例外。虽然这个时期的作品都受限于写作的时空及历史事件，但仍有不少佳作，使塞佛特成为捷克民族诗人。

在1960年代中叶，捷克知识界开始酝酿“自由化”运动。1968年1月，“自由化”运动全面展开。8月20日，苏军联同华沙条约国部队入侵捷克。9月17日，塞佛特代表捷克作协，在布拉迪斯拉发地区的捷克电视台，反驳华沙条约国对捷克作家的“恶意攻击”。10月4日，捷克作协选举塞佛特担任临时主席。10月31日，无视于苏军的枪炮，捷克作协继续抗拒。

然而，随着苏军的加强控制，和捷共改革派的全面崩溃，作协被强行解散，塞佛特也被软禁。因此，塞佛特的晚年诗作都以打字稿的“地下”方式流传，例如1977年的《疫柱》和1979年的《毕卡狄里之伞》。

1981年，塞佛特八十大寿，回忆录《集世界之美》(即《世界美如斯》)在加拿大由捷克流亡出版社印行。捷政府也特准上述两部诗集正式出版，但限印五千册，竞导致群众排队抢购。捷政府对老诗人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固是制造开明形象，另一方面也因塞佛特广受人民爱戴，是公认的“民族诗人”。

1984年

P39-41

郑树森低调，很少接受传媒访问。一个谨言慎行、做学问格物致知的人，一旦被人家挑起话题，想难免有身世悠悠，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正因如此，纪大伟于1997年3月10日发表于台湾《联合报》的特写，特别珍贵。文章题为《御风而行的荷米斯：郑树森谈读书经验》，文长五千余字。荷米斯即希腊神话的Hermes，字典音译赫耳墨斯。“荷米斯脚穿带翼的凉鞋，上天下地，胜任神祗的信差。荷米斯在众人面前宣示焚风般的讯息，步伐敏捷，无视于墙垛的存在；人们想要问清他来龙去脉时，荷米斯却早已驰往另一空间，神不知鬼不觉。”

闭门家里坐的郑教授，一下子变成了足登插翼凉鞋的荷米斯，事出有因。自1980年开始至90年代后期，台湾的《联合报》把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放发的有关新闻，作重点处理。最令行家叹为观止的是，往往获奖人的名字一公布后，郑树森的专访即配合评介在第二天见报。

要访问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礼貌是事前做足准备工夫。作家的著作、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起码得有个粗浅的认识。不能光拿“你爱吃中国菜吗?”或“闲来有什么消遣?”作话题。

果然不错。按纪大伟所记，早在多年以前，郑树森和《联合报》编辑手上就握有一份诺贝尔奖热门入围名单。历史证明，这份名单奇准，列名的作家几乎个个得奖。郑树森解释说，对于诺贝尔奖的心得，并不是出自奇门遁甲，而是长期阅读的自然结果。

郑树森替《联合报》充当荷米斯，是为了个人兴趣。不过，这差事要求的条件这么高，不是光凭个人兴趣就可以担当得来的。我们可以说，博览中外文学作品，关心世界文坛发展状态，是他平日例行的功课。没有《联合报》的邀请，他也一样我行我素地过着这种生活。在出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前，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San Diego)比较文学组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华人在美国重点大学研究院开西方文学理论课程的，比我老一辈的，有曾在威斯康辛大学(Madison)任教的卢飞白。跟我同辈的，有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余国藩。晚一辈的，就是郑树森。

杨牧在《艺文缀语》的序言中这么说：“郑树森在我的同侪当中最能结合文学和艺术于一共同的阅读策略之下，互使激荡，以凸显其相对的、绝对的智慧。……追踪中文世界以及北美、中南美、欧洲和亚洲多种繁复而起落快速的文学和艺术，对全世界扰攘的艺文现象加以冷静的观察、检视、分析、解说，然后将值得保存的作品定位，分门别类稳妥地摆在它应该摆的位置。树森做这样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工作长年如一日……”

“无人能望其项背”，绝非夸词。读纪大伟的特写，方知郑树森的兴趣除概括文学与电影这两大范围外，还兼顾建筑。他在加州大学有一个时期开的文学、文化理论的课兼及建筑理论，尤其是和后现代以及亚洲建筑相关的部分。

本文开始时说，郑树森做学问“格物致知”，亦非虚言。他写《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时，为了搜集有关赖雅(Ferdinand Reyher)的生平、文学成就、文坛交游，以及身后遗稿的资料，用纪大伟的话说，不惜“上天下地”，包括通过司法部(Department ofJustice)以资讯开放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为名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取得档案翻阅(事缘赖雅与左倾的布莱希特是好友，曾是FBI的调查对象，资料不公开)。

为了求证张爱玲的出生年月，他直接向张爱玲服务过的加州大学打听。根据张爱玲自己填报的资料显示，她的出生时间是1920年9月30日。1956年张爱玲由港赴美参加Edward MacDowell Colony“1920作家营”时，个人背景的申报表上填写的，亦是这个出生年份。

郑树森这个痴心文坛探子前后花了五年时间追踪祖师奶奶的域外传奇，所得资料新鲜刺激，言人所未言，文章发表后见猎心喜者众，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怎样被行家不断以翻炒、回锅、加料、合并方式“重现”出来，他在《张爱玲仍是一则传奇》中作了交代。我们不妨替他解嘲说，在这方面他一样是“无人能望其项背”。

已故台湾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朱立民曾以“迫稿成篇”为自己一个集子命名。我看郑树森好些稿件也是被“迫”出来的。十多二十年来他担任台湾两大报文学奖的评审，这些会后限时交卷的报告或笔记，正是“迫稿成篇”的好例子。

《只关心自己肚脐眼》一文，是因应陈映真一个问题而写。他们两位是2003年《联合报》文学奖的决审评委。进入决审阶段的短篇小说共有十二篇，读来像“喃喃自语的独白”者占大多数。难怪满腔家国情怀的陈映真读着读着，觉得实在不是味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因以此询问同是评委的唐诺和郑树森的意见。

如果“喃喃自语的独自”是“反小说”和“新小说”一个流派，那么这流派不算时髦，因为三十年前郑树森已为台湾的《文学季刊》组织专辑介绍，后来还出版了专书。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作家只对自己的肚脐眼感兴趣?依郑树森的看法，这种现象或可拿近年崛起德国小说界的三十岁上下的新生代参照来看。“这群作家对德国的历史问题、两德磨合、社会论争都毫无兴趣，作品关心的都是个人情绪或一些偏执，其中也有极度内心化的独白或作品。德国评论界对这个现象也颇为困惑，暂时只以‘我、我、我的世代’或‘专注肚脐眼的世代’来概括。”

台湾新生代作家喃喃独语的倾向，是不是反映了因面对十多年来台湾政治、社会，甚至价值的剧变产生出来的无力感?答案当然不能像“是”与“不是”这么简单。郑树森回应陈映真一文可贵的地方，是举出了近年德国文坛类同的经验，给我们阅读“本土”作品时提供一种立论根据。

郑树森这篇文章，说的虽是台湾文坛现象，对我而言，却有触类旁通的效应。近年阅读香港文学经验所得，发觉爱盯着自己肚脐眼写作的，其实还有香港新生代作家。盯着自己的肚脐眼写作怎么说也是一种自恋行为。看来王德威的话有理：“香港的情与爱是‘自己与自己’的热恋。”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不正是自恋的一种写照吗?近十年来香港政治、社会、价值观起了激变，打开报纸，看到的尽是父不慈、子不孝、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的新闻。现实不堪闻问，自己的肚脐倒是百看不厌的。

纪大伟的访问稿提到郑树森爱看电影，痴迷得不可自拔。“一谈起电影，眼里更是爆出火花。他热切地强调，‘看电影绝不可以避开烂片!什么片都要看!’”什么烂片都要看?乍听起来，这种言论乖巧荒谬，但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烂片”能给研究者提供的资料，应与“好片”一样有价值。因为“电影是综合性的造物，就算一部片的某些成分表现平庸，却也可能饱含其他精彩的元素。”

郑树森的文字，资讯强，理论基础深厚。就拿电影来说吧，许多在内容上我们自以为是的电影，一经他点评后，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怎么我没想到?希区柯克的电影《鸟》，我们看了，记得吗?说的是成千上万的飞鸟盖地铺天地到美国一个小镇袭击居民的故事。场面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紧张刺激，绝对是惊心动魄的恐怖片。对了，这些“魔鸟”不懂怜香惜玉，第一次袭击的，是从大城市来的金发美女。

郑树森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结构主义叙述学的观点来作观照，发觉此片突显了不少二元对立的关系。更微妙的是，隐藏在这些对立关系背后的，却是一丝丝“憎恨女性”(misogynism)的情意结。郑教授慢条斯理地把一部充满悬疑惊险的电影一板一眼地给你解构，虽然有点煞风景，却不由你不信。《纵目传声》所收的，不是抒情小品。像《希区柯克的女人问题》这类文字，很是“知性”，套用陈腔滥调的话说，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这就是他文字的本色。

我们很高兴有郑树森这样的学者，长期从事国际文坛大师级作家的翻译访谈，他的工作方式和著述风格，堪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欧作家的精神相呼应。作为一个世界文坛的瞭望者，他的视域是辽阔的、宏大的，在他的平远极目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文学风景。

——痖弦

自一九八零年开始至九十年代后期，台湾的《联台报》把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放发的有关新闻，怍重点处理。最令行家叹为观止的是，往往获奖人的名字一公布，郑树森的专访即配台评价在第二天见报。

——刘绍铭

郑树森在我的同侪当中最能结合文学和艺术于一共同的阅读策略之下，互使激荡，以凸显其相对的、绝对的智慧。……追踪中文世界以及北美、中南美、欧洲和亚洲多种繁复而起落快速的文学和艺术，对全世界扰攘的艺文现象加以冷静的观察、检视、分析、解说，然后将值得保存的作品定位，分门别类稳妥地摆在它应该摆的位置。郑树森作这样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工作长年如一日……

——杨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