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个具有历史转折和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本书通过葛剑雄、吴思、何方等民间人士的回顾、审视和记述，有追忆故人，也有感怀自身，关于吃饭、关于思想、关于命运的变奏等等，在微观层面展示了我国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断面，发人深省。

全书分四辑，一是作者采访别人、或是写别人的；二是主要回首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在那个革命时代思想发生嬗变的过程；三是蒙冤者的痛史以及回忆要求平反的艰难旅程；四是通过高考等机遇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分也未必十分恰当，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作者叙述的都是被宏大历史所忽略的个人的历史。

序

辑一

　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1978：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的作家们

　公木先生在那一年

辑二

　找回父亲、找回自己

　感受1978年历史大转折

　迎来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我的极左经历

　我这三十年

　迎来自然辩证法的春天——记《自然辩证法讲义》的编写

　官场生涯与写作生涯

　1978年的主义与小康——兼怀谷尚斌先生

　我们那时的读书生活

辑三

　难忘的一年：我和我的一家

　还我一身清白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坚冰开始被打破——我的1978年

　我的命运变奏曲

辑四

　命运在那一年改变

　我的梦想与期待

　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

　生命中的第一次起飞

　改变命运的两封信

　唤醒了沉睡的记者情结

　我命运中的蝶翅与青萍

编后记

万里视察小岗：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个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长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他叹了口气说，他到国外访问的时候，是中国在外的人才接待的他，人家在国外的生活不说吃饭问题，户户都有小轿车。我想我们中国农民都能吃陈粮，烧陈柴，都住上楼瓦房才称我的心呢。

万里来了一帮人来视察，他看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如果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的干。”

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1980年粮食总产升至22万公斤。——记者注)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啊，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糊上油纸，怕透风。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拖拉机。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有钱买化肥了，水稻种子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一亩只能收三四百斤，现在杂交稻亩产能达到1000斤左右。大包干后，当年就人均收入就400多了。开始几年没有乱收费，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一个部队的师长来小岗参观，他到我家，我问“我们这样(单干)能干多少年？”他说“现在老邓在政，政策不会变，我就怕地方的腐败政府看你们有了，虽然锅里还没多少，他们就你一勺我一勺把锅里给挖空了。”

当时我还不信，后来他的话就实现了。

单干后，我家有四五十亩地，那个时候干的只够收费，全罚掉了。名义上说是为群众服务的代收款，比如用于集体抽水的费用，但是那几年根本没抽多少水，剩下的钱也不还给农民，代收到自己的口袋去了。再比如“基本建设费”，每个人收二三十元。收上去了什么也没建设。要收费了，我们几个大队干部就得打个报告，今年想要为农民干点什么，变相收费。

1980年代中期，乱罚款到什么程度了？不交罚款就把你们家门给扒了，罚你多少钱就从你家粮仓扒多少粮食。村民要是抗拒打架，就被抓到派出所。当时我是村长，一年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是上缴款的回扣钱。

我认为那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村长也带人去扒粮食。不扒不行，任务完不成，没有办法。我心里也挺矛盾的，共产党的路哪能这样走呢，我们当干部一天到晚扒群众粮食怎么行？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王郁昭，王郁昭带给了万里。

P8-9

有人说过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中看不到小人物的命运，也看不到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以为不然，在我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一书的引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芸芸众生似乎并未参与历史事变的进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隐而不显，一时间甚至无法看出来。可是他们，正是历史事变的承受者。历史的风涛激浪，冲击到他们身上，也就造成了它们个人经历中的苦乐悲欢。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不也可以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么？”如此说来，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不论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有资格、也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证言。如果没有这些小人物的历史记录，所谓大历史也是站不住脚的，或者至少是残缺的难以理解的。向继东兄主编的这本书主要着眼于私人记忆，且以革命时代为叙述背景，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三十多年前开始的这一场改革，和全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一场改革的受益者。现在请每一位作者各自来讲述自己在这几十年里的遭遇，通过这些个案，读者对这一场改革的历史意义就可以有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现在简单说一下这一场改革和全中国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如果要问：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改革开放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特别的东西，只不过还给人们正常的生活条件。比方说，人不犯法就不会受到惩处；比方说，青少年要上中学小学，成绩好的还可以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这些岂不是很正常的吗？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难道不都是应该这样的吗？这不好说是谁赏赐给人民的恩典。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可能以为生活从来就是这样，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他们不知道，这些都得归功于在他们出生以前曾经有过的那一次巨大的转折。

所谓改革，要改革什么？改革的对象是什么？简单些说，就是要改革剥夺人们正常生活条件的那种体制。你说人不犯法就不会受到惩处吗？不行。有多少无辜的善良的人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而成为政治贱民，承受社会的践踏。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地、富、反、坏和右派”五类分子，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公安六条》，更扩展为“二十一种人”，即原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之外，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各色政治贱民的总人数当以亿万计。按照马克思、列宁的学说，首先是要按照生产手段占有的情况来划分阶级的。在1952年全国完成了土地改革，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可是在这二十多年之后，全国还存在一大批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地主分子。他们的子女在升学、就业、乃至婚姻方面，无不受到极大的限制。至于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就更是根据发表的言论和主张划出来的了。又如薄一波等六十一个老干部就是以“叛徒”这个罪名大受迫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才使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这不仅是还历史以公道，也为改革开放大业准备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就大家知道最著名的说，在这些被解脱的政治贱民之中，出了一位中顾委副主任，一位国务院总理，一位文化部长，还不说那个更有名的“还在走的走资派”了。本书中有几篇的作者是被戴上各种“帽子”的政治贱民，是这一场改革才使得横加在他头上的那些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恢复了各级学校的正常运作。一些有才能有志气的年轻人，通过这条道路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本书中所收这方面内容的几篇，不过是这一代人才中几个较为突出的代表罢了。他们个人，当然深庆自己的幸运。更应该庆幸的是，我们民族避免了智力资源的无端损失。如果继续贯彻执行那种断丧人才的“教育革命”体制，那么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真会要后继无人了。真不能设想，在文盲和半文盲充斥的情况下，怎么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怎么能在现代世界立足。

凡是派是不喜欢开放改革的。当年抵制不遗余力。我想，几年之后，他们的态度或者有所变化了吧。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到了，改革开放实际上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前最后一次党代会(十一大)上，记得当时中央主席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假如没有开放改革，我想到了1991年，未必能够承受“苏东波”那样强烈的冲击波的。

读本书所收文章，既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必要，也说明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尽管作者都是从个人角度回忆叙事的，但值得每一位关心国事者细读与深思。是为序。

最初产生编这本书的念头，是在与北京某出版社编辑的一次电话后。她说有兴趣做这样的书，我也觉得值得做，于是就做了。后来花落别家，移栽南都花城，得感谢倪腊松先生的十分诚意。

按照当初的设想，是要编一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书，拟分“决策前后”、“找回自己”、“改变命运”三辑。第一辑主要收录于光远、胡绩伟、吴江等当事人回忆当年高层决策的内幕，二三辑基本上都是作者应约而写的。去年，因故错过了此书出版机会，于是责编建议干脆删除第一辑，理由是这些文章大都是旧稿，读者想看的也看过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就删了。剩下的两辑，再经过约稿组稿，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全书分四辑，一是作者采访别人、或是写别人的；二是主要回首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在那个革命时代思想发生嬗变的过程；三是蒙冤者的痛史以及回忆要求平反的艰难旅程；四是通过高考等机遇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分也未必十分恰当，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作者叙述的都是被宏大历史所忽略的个人的历史。

有人说：80后这一代是最没有历史感的。但能怪他们吗？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有意或无意在淡忘历史。面对身后的苍茫，我们却感受不到一点历史的体温，何其悲矣。今天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读读此书，也许会略知一点父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最后还得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大家的踊跃赐稿，就不会有这本书。尤其朱正先生在繁忙的研究中抽出身来，初览书目，热情作序，使本书增色不少；还有何方、戴煌、杜光、高放、汪澍白、陶世龙等诸老，在很短的时间里疾书为文，令我感动莫名；葛剑雄、雷颐、欧阳哲生、智效民、李新宇等学人，自己教学或研究虽然很忙，却仍然应约撰稿。尤其需要交待的是，还有多位我心仪已久的前辈，他们虽已耄耋之年，但却十分认真地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了很好的文章，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终未能使其文章收入，在此深致歉意。

芸芸众生似乎并未参与历史事变的进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隐而不显，一时间甚至无法看出来。可是他们，正是历史事变的承受者。历史的风涛激浪，冲击到他们身上，也就造成了它们个人经历中的苦乐悲欢。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不也可以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么？

——朱正

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

——葛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