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那些幸而没有荒芜的田地里，麦苗像秃子的头发一样，活得非常的勉强和无聊。树叶早已在霜风中落净，一眼望去，到处是单调而荒凉的赭色土地。
从平汉线的驻马店通往南阳的三百里官路已经荒废，常常有枯草埋没着深深的车辙。官路旁的村落大半都成了废墟，剩下些烧红的墙壁映着蓝天。井沿上围着荒草。碾石上长着苔藓。有的村庄还没有全毁，但大部分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门窗，主人不知道哪儿去了。
一个早饭时候，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白色的太阳忧郁地俯瞰着原野，枯草和麦苗上掩盖着一层白霜。小麻雀坐在灌木的枯枝上，好像耐不住饥饿和严寒，偶尔啾啾地叫几声，更增加荒原上的凄凉情味。不知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过来两响枪声。小麻雀突然一噤，随即一切都沉寂下去。当枪声响过不久，官路上出现了一群奇怪的远路客人，其中有四个学生，一个类似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两把小土车，那是专为两位年纪较小的学生坐的。他们一面匆匆地向前赶路，一面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两个推土车的山东大汉，急促地喘息着，从嘴里不断地喷出白气。
这时，村庄中剩余的农人正端着稀饭碗，瑟缩地蹲在路边的太阳光下。大家都非常沉默；老年人的咳嗽声，孩子们的吸进鼻涕声，和喝稀饭的呼噜声互相应和。当这一群客人从村边出现时，他们惊异地抬起头，端详着客人的服装和神情，好像发现了一个不能理解的严重问题。他们纷纷地从地上站起来，对走过面前的客人打着招呼：“歇一歇吸袋烟吧！”“请喝碗稀饭吧！”虽然他们的声音表面上同往年一样的朴实和亲切，可是骨子里却满含着恐怖和关怀。他们一面打招呼一面在心里问：“他们到底是哪儿的人呢？难道不晓得这条路上的情形么？”等客人走出村庄后，他们就拿这些过路的“洋学生”作话题，纷纷地谈论起来，因为差不多半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在这条官路上看见“洋学生”和远路人了。
被善良的农人们所关心的这群客人，他们何尝不知道自己所经过的地带是多么危险，不过除此外又有什么道路可走呢？三天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死亡的威胁中，只好听受着命运摆布。在这条官路上，他们已经好几次看到横陈在路旁的、被土匪杀害的尸体，也时常听到稀疏枪声。如今这奔回故乡的长途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再有三天或四天就可以脱离了危险地带。每天晚上住店时，他们所听到的都是些恐怖消息，不是说某地方又烧了几个村庄，便是说某村庄又打死了多少男女。有时他们简直不敢向店家打听消息，甚至对店家也抱着很大疑惑。有时他们刚刚走过不久，土匪将他们后边的旅客劫杀；有时又恰巧土匪将前边的旅客劫杀完毕，他们幸运地从出事的地点通过。这些毫无把握的幸运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心上的恐怖，反而更增加对前途的恐怖和忧虑。他们是多么的想一步就跳到故乡，但是这条长途是多么的不易走呵！
“我说，芹生，”一个叫做胡玉莹的廿三岁的青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说起话来，“那个家伙我越想越发疑，你看会不会出岔子？”
陶芹生一直皱着眉头，胡思乱想着。他是一个神经质的青年，敏感，多疑，容易陷入绝望的忧虑之中。自从打信阳逃出以来，不管白天多么辛苦，他没有一夜不是惊心吊胆的不能安眠。他虽然比他的弟弟菊生只大三岁，可是对兵和匪的事情远较菊生了解的清楚。菊生刚满十四岁零两个月，完全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孩子，把冒险当作游戏和英雄事业，死的威胁只能引起他一种漠然的害怕。只要别人不提醒他土匪是多么残忍，他反而很希望能遭遇一次危险，看一看土匪到底是什么样子。芹生很爱他的弟弟，假若不是同菊生一道，他也不会像如今这么操心和害怕。一时一刻，他都在设想着种种不幸的事情降临，准备着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他弟弟的平安还家。正因为他想得太多，晚上不是失眠便是被噩梦缠绕，此刻他的脑壳里像满塞着潮湿的木片，胀得发疼，对于胡玉莹的话一点也没有听见。
“芹生！芹生！”胡玉莹靠近一步小声叫。“我怕那家伙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个眼线。”
“我也是这样想，”陶芹生蓦然转回头来说。“我早就疑惑他不是个正经家伙，没有敢说出口来。刚才他一往那条小路上走去，我越发觉得奇怪，所以才催你们赶快走。”
“你们说的谁？是那个昨晚间跟咱们住在一个店里的家伙吗？我也看他有点来路不明！”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插嘴说，脸色发白，声音禁不住有点微颤。
胡玉莹肯定地补充说：“刚才的枪声就是从他去的方向传过来的……”
“不要管他！”陶芹生像下紧急命令似的喘着气说：“我们赶快走，越快越好！”
两把小土车落在他们的背后约摸有一箭远，陶芹生和商人打扮的中年人焦急地转回头来，催促推车的放快脚步。坐在土车上的陶菊生正观望着荒凉的隆冬原野，这景色他仿佛在什么小说上曾经读过，从他的天真的心头上生出来一些捉摸不定的诗的感想。一听见前边的喊叫声，又看见他们的惊慌神情，陶菊生和另一位姓张的小孩子蓦地跳下土车，向前跑去。姓张的孩子拉着那位中年商人的袖口，害怕地咬紧嘴唇，不敢问到底要发生了什么事情。菊生明白了大家害怕的原因之后，他虽然觉得他们对那位怪人物的猜疑未必可信，但心上也多少有点紧张。他一面跟随着大家匆匆赶路，一面幻想着他们突然被强盗拦住的情形，在心上创造着惊险故事。忽而他幻想着在强盗的射击中勇敢地逃脱；忽而他仿佛看见他和同伴们都被土匪捉住，他微笑着一言不发，对腿肚上洞穿的枪伤仅只淡淡地瞟了一眼；最后，他仿佛看见母亲像疯了似的在旷野嚎哭，野风吹散了她的苍白鬓发。看见这最后的一个场面，他的心顿然间充满凄酸，两只大眼睛也跟着湿润起来。
“二哥！”陶菊生为要解脱心上的凄酸，眼睛望着旷野说，“我想是不要紧的。咱们吃早饭的那个镇上还有民团，前边十几里路是郭集，听说也有军队驻防，只要走过去这个坡子就好了。”
“民团跟军队有啥用？”芹生忧愁地回答说。“现在的民团跟军队都靠不住！他们白天是民团跟军队，晚上就是土匪；穿上二尺半是民团跟军队，脱下二尺半就是土匪。”
“对啦！”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接着说。“荒乱年头，军队跟土匪通着气儿。要不是土匪跟军队通气儿，土匪会能够闹得起来？……”
又一响枪声从刚才的方面传过来，使他们的谈话突然中断。他们惶惑地向枪声传来的方面望去，只能望见还没有消尽的白雾笼罩着起伏的丘陵，远远的接着天边。除此之外，就是些包围在薄雾中的村落影子，静悄悄的，像死去了一般。大家不约而同地又想起来那个身材又高又瘦、脸色黑青、眉目间带着凶气，有一个阴狠的鹰鼻子，穿一身黑色衣服，腰里束着蓝布战带，自称商人而实际不像商人的可疑人物。于是，他们每个人的心被恐怖的黑手捏得更紧了。P3-6
姚雪垠、丰村都是从河南走出的作家，他们人生经历相似而创作风格迥异。姚雪垠要年长丰村7岁，生于1910年。他在家乡南阳邓县读到初中一年级，再转入信阳教会中学，几年后18岁的姚雪垠考进了河南大学预科，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开除了，从此离开河南，活动于当年的北平。姚雪垠与丰村的家乡虽同在河南，两人却是一南一北。诸葛亮躬耕过的南阳是在南边；丰村的出生地濮阳清丰，却是位于河南最北端的。所以，丰村的书居然会跑到河南之外去念，毕业于河北的大名师范学校。之后，他到延安。抗战爆发后，两人先后到了重庆，积极投身抗日的文学创作活动。抗战胜利，又不约而同来到上海。姚雪垠曾任私立上海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解放后，离开上海回到郑州，后调至武汉从事专业创作，因而他以后的日子都与湖北难舍难分了。丰村则选择定居上海，横跨了新与旧两个社会，终于在上海文联等单位扎根任职。1957年，两个一心一意革命的作家，突然都遭了厄运，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姚雪垠出任湖北作协主席，1999年在北京去世。丰村至1989年逝世之前再没有离开过上海，变成名副其实的上海作家。我们这样来记述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个像闪光一般从上海掠过留下了光彩，另一个如粒种子在上海种下然后发芽、生长、结实。
姚雪垠的重要长篇小说《长夜》是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的。出版单行本前，还曾在上海《联合晚报》上，从1946年5月到9月连载过。这篇小说的写作始于重庆，却真正是完成于解放前夕居住上海的那段时光，这可能不大为人所知。姚雪垠1935年现身文坛，1938年春在《文艺阵地》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这篇作品让他声名鹊起，文学史都有论述。之后，写出的中、长篇小说计有《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和红萝卜》、《重逢》、《戎马恋》(一名《金千里》)，出版过报告文学集《四月交响曲》、短篇小说集《M站》、传记文学《记卢镕轩》等。可以单提一下他的学术论著《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因为与他后来创作的历史小说有关系。在1940年代，他已经是个出名的青年作家，而因为小说笔调的青春气息，被人误为“黄色”描写而引出批评，也是有案可查的。建国后的文学成就集中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其写作时因有枷锁在身，苦乐只有自知了。丰村与姚雪垠的创作几乎同步，也是1935年登上新文学文坛，重要的短篇小说《爷爷》1940年也是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曾得到主编茅盾的称赞。从此，他的创作激情进发，连续写了许多小说，被人誉为“多产作家”。丰村总共著有长篇小说《大地的城》、《烈火中的毁灭》、《黄河》、《太阳出来了》等多部，中篇小说《烦恼的年代》，短篇小说集《望八里家》、《毁坏》、《灵魂的受难》、《呼唤》、《北方》、《老干尖子当兵去了》、《我的师父和他的师兄弟》、《周丽鹃的幸福》等，写作是够辛勤的。
姚雪垠虽成名于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但他的兴趣始终凝聚于长篇小说，热衷宏大的叙事，志在为中国社会描绘历史画卷。无论是《长夜》，还是《李自成》，都是作者在用小说的形式写历史。据作者透露，《长夜》是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是依据1924年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一段真实经历写成的，主人公陶菊生的原型正是作者本人。小说通过记述陶菊生意外身陷土匪窝的100天生活，展示1920年代豫西南地区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大小土匪多如牛毛的社会现实。丰村在重庆期间也写过长篇小说，抗战胜利来上海定居后，所写的多半是中篇或短篇。我个人认为，丰村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成就高于长篇，所以，选人本书的都是他的短篇作品。与姚雪垠不同的是，丰村总是力图通过一段精彩的故事，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且，这人物不是与“时代”完全合拍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有灵魂的个体。无论是曾给他带来厄运的《美丽》中的季玉洁，写于抗战期间的《望八里家》中的俺伯伯程大方，还是描写大跃进的《我的师傅和他的兄弟》中的小郑和小林师傅等，都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丰村的小说可谓独具一格。
两位作家都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土地。姚雪垠擅长写中国农民，既能表现旧时代农民的质朴、坚韧、勤劳和贫困，同时也揭示出农民的自私、狡猾和愚昧。姚雪垠小说对层次把握得好，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长夜》里的土匪并非青面獠牙，反不时露出善良本性，有时甚至显得可爱。小说又能娓娓道来，讲述了许多土匪是出于生活所迫，满怀着无奈的逼上梁山的故事。当然，土匪就是土匪，小说也不忽视描述土匪的残忍性。但即使在描述他们恶的一面时，也没有忘记写上他们灵活聪明和胆大过人的一面。而丰村笔下的农民，可不是那样突兀的人物，他的小说都围绕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来挖掘生活的真谛。即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也用平静的语调倾诉。像小说《望八里家》的主人公俺伯伯程大方，就是位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勤劳、务实、有心计，自私、没有长远眼光。可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下，他的身子挺直了，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写得气壮山河、可歌可泣，却是用一个伙计的口吻，如实叙述发生在身边的一段往事，使得小说像一条溪流慢慢流淌，淌人人们的心间。
如果要说到姚雪垠与丰村小说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紧跟时代，在描摹社会的历史变动中，赞颂中国人的不屈，并发出人性的永恒声音。我认为，这是他们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姚雪垠在赞美中国的农民时，没有忘记刻画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书写他们背负历史因袭重担却仍然艰难前行的身影。丰村的每一部作品都烙着深深的时代印记，可是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都有人性的闪光。我们现在再读《美丽》，依然会被女主人公的性格、命运所激动：季玉洁把工作当作自己幸福的终极目标，可还是情不自禁地爱上了有妇之夫的秘书长：但是在秘书长的妻子离开人世之后，却毅然放弃了这段美好的姻缘。这种令当代青年很难理解的处世方式，里面所蕴藏的时代信息足够后人捉摸。另一篇《人为什么活着》以“我”的忏悔，来刻写文革期间误人歧途的人的心路历程，真实再现那段可怕的岁月，以及人们的迷茫和不知所措。既有对文革的控诉，更有对人生发出的“天问”。这些文学遗产都是沉甸甸的，既没有风花雪月般的轻松，也不是过眼烟云留不下印痕。它们是我们的过去，无法抹杀的过去。
沉重的历史走过去了，在上海这幅斑驳且华丽的城市地图上老一代作家们遗留下什么？我们后人应该增添什么？这是新的都市史在向“地之子”发问。
李楠
2009年3月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姚雪垠、丰村卷》，姚雪垠、丰村都是从河南走出的作家，他们人生经历相似而创作风格迥异。但两人都紧跟时代，在描摹社会的历史变动中，赞颂中国人的不屈，并发出人性的永恒声音。本卷收入了姚雪垠的重要长篇小说《长夜》和丰村的《望八里家》、《美丽》、《人为什么活着》等，这些文学遗产都是沉甸甸的，既没有风花雪月般的轻松，也不是过眼烟云留不下印痕。它们是我们的过去，无法抹杀的过去。
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卷是《姚雪垠、丰村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