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编著的《阳光下的日子》描写的是一个回肠荡气、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作者一反众所周知的卡夫卡神话，把这个向来被描写和阐释为分裂者和绝望者的文学大师表现为一个向往爱情、追求幸福的人。小说以无比细腻的感知、潺潺流水般的叙述和冷静凝练的语言，透过不断变换的主人公内在视角，在共鸣与距离之间实现了令人赞叹的平衡，勾画出了一幅全新的、启人深思的卡夫卡形象。

《阳光下的日子》由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编著。

《阳光下的日子》讲述了：1923年7月，年届不惑、病人膏肓的卡夫卡前往波罗的海海滨疗养。他在那里结识了在一家犹太儿童度假村工作的女厨，年方二十五岁的多拉·迪亚曼特，两人一见钟情。这对恋人一起来到柏林，相濡以沫，艰难地忍受着随后那个严酷的通货膨胀之冬的折磨。然而，捉襟见肘的日子使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924年4月，他不得不离开柏林，住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多拉勇敢地陪伴在他身边，与他形影不离，相依为命。6月3日，他静静地躺在多拉的怀抱里告别了他无限渴望的人世。

第一章 来

第二章 留

第三章 去

七月的一个星期五夜晚，博士来了。在敞开的车厢里，火车站的最后一程简直没了尽头。天气依然酷热，他精疲力竭，可是他现在到达目的地了。艾利和孩子们在大厅里等着他。他还没放下手上的行李，菲利克斯和盖尔蒂便冲到他跟前，缠住他不放。从一大早开始，他们就在海边玩，恨不得马上又去那儿，要让他看看他们都建造了些什么：一个巨大的沙堡，沙滩上比比皆是。你们可别缠着他呀，艾利催促道，她怀里抱着睡眼惺忪的汉娜，可是他们却没完没了地讲述着他们度过的这一天。艾利问道：旅途顺利吗？要不要吃点东西？博士寻思着自己要不要吃点什么，他没有胃口。尽管如此，他还是短暂地上楼走进度假屋，孩子们告诉他睡在哪儿，他们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千方百计在寻找着各种各样还不用去睡觉的借口。服务小姐准备好了一盘坚果和水果，一大瓶水也已摆放停当。他一边喝水，一边向妹妹表示谢意，未来三个星期里，他将在这里吃住，他们将会共同度过很多时光，同时也必然会让人看到，久而久之，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博士对这次逗留并不抱什么奢望。他已煎熬了数月，他不愿再待在父母家，而这个前来波罗的海的邀请也来得正是时候。这个度假地是妹妹从报纸上看到的，登在一个广告上，看样子床铺精美，价格实惠，还有阳台、游廊和凉亭，紧挨着树林，可以嘹望大海的美景。

他的房间坐落在走廊另一个尽头。房间不太大，可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床垫硬实，另外朝树林一侧有一个狭长的阳台，显得十分清静，尽管从一座相距不远的楼里时而会传来孩子们的声音。他打开自己的行李，几身西装、内衣、书籍和纸张。他或许可以写信告诉马克斯，和这个新出版社商谈的结果是什么，不过在这些天里，这事他迟早可以办理的。好奇怪呀，过了这么多年后又来到柏林了；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他来到米利茨这个地方，住在一栋名为平安的房子里。艾利已经开了一个玩笑，她希望博士呼吸着大海的空气，体重日益见长，尽管他俩心里都明白，这或许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一切都周而复始，他心想，几年来，夏天不是在哪家宾馆就是在疗养院里度过，而漫长的冬天就窝在城里，他有时候几个星期都不下床。他高兴一个人待着，在阳台上坐坐，那些声音依然不绝于耳，然后他上床去，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时，他已经睡了八个多小时。他立刻就明白自己在哪儿。他身在海滨这个房间里，远离让他无比厌倦的一切。那些昨天陪伴他进入梦乡的孩子们的声音又响在耳边，他们唱着一首歌，不难听得出来，歌词是希伯来语。他们来至东方，他心想，这里有为孩子们准备的度假屋。两天前，他的希伯来语女老师普阿就说过，在米利茨也有一家，而且就在近旁。他走到阳台上，朝他们望去。他们已经唱完歌，现在坐在屋前一张长桌旁吃早餐，又说又笑。一年前在普兰纳，他曾经非常讨厌这样的声音，可此时此刻，他几乎为这闹哄哄的声音而感到欣喜。他向妹妹打问她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可艾利一无所知，并且好像感到好奇怪，他为什么突然如此兴奋不已。她询问他昨夜怎么样，对这个房子满意不满意。是的，他很满意，他恨不得立刻就上海边去。

去海边的路比预想的要远，几乎要走上一刻钟。盖尔蒂和菲利克斯各自背着包，里面装着泳衣和干粮。他们一会儿向前走，一会儿又回到他跟前，他只是慢腾腾地尾随着。阳光下，海面波光粼粼，到处都是穿着五颜六色的孩子们；他们在浅水里嬉戏打闹，或者玩水球。庆幸的是，艾利为他租了一个独立的海滩篷椅，就在码头栈桥右边，周围的一切他可以一览无余。围绕着那一个个带有条纹的海滩篷椅，到处堆满了齐膝高的沙堡，至少每两个上就有一个装饰着一个由贝壳组成的大卫之盾。P3-5

卡夫卡何许人也？卡夫卡是个传奇，是个神话，是个永远生活在不幸中的现代派作家；卡夫卡成为陌生、孤独、苦闷、忧郁、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现代人的象征；卡夫卡好像只有牺牲“没有生活过的生活”，只有忍受人生的无限痛苦，才能够创造出那些伟大的作品来。德国当代著名作家米夏埃尔·库普夫米勒(Michael Kumpfmuller，1961- )的小说《阳光下的日子》(2011)以其独具一格的艺术探讨打破了这种“自命不凡的”卡夫卡神话，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卡夫卡形象，在当今德语文坛上引起了很大轰动。

库普夫米勒出生在慕尼黑，曾经就读于蒂宾根、维也纳和柏林自由大学，获博士学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作为自由记者，他为《时代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周刊》等著名报刊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杂文。丰富的记者经历为其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库普夫米勒在文学上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从2000年起成为自由作家，当年发表的处女作《汉佩尔的逃亡》(Hampels Fluc-hten)使他在德国文坛一举成名，之后创作的小说《渴望》(Durst，2003)和《致所有人之信息》(Nachricht an alle，2007)又大获成功。小说《阳光下的日子》是作者的新作，问世以来深受读者和学界的青睐，各大媒体赞誉有加的评论比比皆是。它很快就成为德语文坛上近年难得一见的畅销书。库普夫米勒先后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其中包括瓦尔特一塞尔纳(Walter—Serner)文学奖，德布林文学奖等。

如果说作者的前三部小说以表现当今社会焦点问题为中心的话，那么《阳光下的日子》则把读者引入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爱情故事中：卡夫卡和迪亚曼特成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是库普夫米勒多年阅读和研究卡夫卡，特别是其书信和日记独有见地的艺术结晶。作者以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走进了一个我们还那样不熟悉的卡夫卡世界里；以回肠荡气的叙述填补了我们觉得这位现代派文学大师身上显然还缺少的东西。这就是渗透在整个作品表现中的爱。爱奠定了这部小说之根基；爱承载着这部小说之厚重：作者对卡夫卡这个对象之爱，卡夫卡自己所经历的生死离别之爱，多拉所奉献的诚挚之爱。

不难想象，阳光灿烂的日子会光顾每一个人，并始终充盈地等待着，它不过隐身于帷幕深处，遥不可及，让人难觅其踪。可它毕竟存在，不怀敌意，不让人反感，也并非聋聩。只要你说出正确的词语，唤出正确的名字，它就会应声而来。这就是那魔力的根本所在；它不是在创造，而是在呼唤。

小说扉页上这段十分醒目的卡夫卡日记构成了其表现的核心，也“呼唤”出了卡夫卡与迪亚曼特那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诚然，卡夫卡的爱情生活十分复杂。他与菲利克斯或者米纳娜之间那些爱情书信算得上是德语文学的精髓之作，可他却以种种借口始终跟她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难以实现真正的亲近。这种双重关系也是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向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卡夫卡在迪亚曼特那里才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他们之间的通信没有保存下来(她1924年带回柏林的二十本日记和三十五封信在纳粹秘密警察1933年搜查时被没收了)，迪亚曼特自然也被历史和文学边缘化，因为她不配于这个永远不幸的单身汉形象。然而，作家库普夫米勒在立足于充分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富有理智的艺术想象力填补了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空缺，给读者把那个向来被描写和阐释为分裂者和绝望者的卡夫卡表现为一个向往爱情、追求幸福的人。他讲述给我们的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卡夫卡，同时又是我们恐怕从未想到的卡夫卡：一个痴迷的恋人，一个几乎被爱情的渴望吞没的人。在小说里，我们所感受的卡夫卡既熟悉，又亲切，或许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阳光下的日子》是一部传记小说，旨在从一个绝对的历史神话中请出一位栩栩如生、有骨有肉的文学大师来：“卡夫卡也是人，是一个像我们大家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库普夫米勒)1923年7月，年届不惑、病人膏肓的卡夫卡前往波罗的海海滨疗养地米利茨疗养。他在那里结识了在一家犹太儿童度假村工作的女厨，年方二十五岁的多拉·迪亚曼特，两人一见钟情。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卡夫卡“判若两人”，下定决心要跟她过上一种他从来都没有如愿以偿的生活：脱离布拉格和他的家庭，寻求自己的真爱，建立自己的家室。于是，卡夫卡和多拉一起来到柏林，住在施泰格利兹。他们遭受着一个个女房东的冷眼，因为在她们看来，博士那近乎疯狂的爱情不可思议。这对恋人艰难地忍受着这个严酷的通货膨胀之冬的折磨。柏林饥饿肆虐，住房寒冷如冰，饮食可怜巴巴，即便从布拉格汇来的钱在兑换的瞬间也会一落千丈。可就在这生活艰难困苦、社会动荡不安的柏林日子里，卡夫卡，这个尽人皆知脆弱的人，这个水久的失眠者，这个挣扎在病魔中的人，却怀着前所未有的爱恋走进了多拉为他打开的爱之门，真切地享受着那一个个与她共同度过的夜晚。他仿佛获得了新生：“尤其令博士诧异的是，他可以睡觉了。他正在投身于一种新的生活……那些恶魔不闪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奇迹，是从这个奇迹中应运而生的蓝图。他并不是太多地牵挂着她，他把她吸进去，又呼出来……他在梦乡里念念不忘她，第二天一早立刻就觉得她在什么地方，仿佛有一条线牵引着他们，使他们慢慢地相互靠拢。”他渴望多拉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与他分享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然而，柏林的天堂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捉襟见肘的日子使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924年4月初，他又不得不离开柏林，住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多拉．迪亚曼特勇敢而悉心地陪伴在他身边，与他形影不离，相依为命。6月3日，他静静地躺在多拉的怀抱里告别了他无限渴望的人世。

这既是历史事实，又是小说梗概。这其间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作者借助惊人的感知能力和艺术想象力书写着它。整个故事中，卡夫卡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开始的“博士”或者后来的“弗兰茨”。小说一反我们无所不知的现实，从始至终都以现在时态展开叙述，无论从叙述口气，还是叙述时态，或者叙述视角来看，主人公的厚重就在于其当下性，仿佛这样的叙述牵动着我们感同身受的心灵，让我们期盼着那扣人心弦的结局。在作者那细如潺潺流水的笔下，两个主人公几乎镇静自若一步一步地走进他们那短暂的幸福中。这里既没有轰轰烈烈的渲染，也没有山盟海誓的夸张，一边是那个把爱深深地掩藏在心里的女子，一边是那个在炽热的爱慕中焕发出生存希望的病人，两颗真诚相爱的心灵彼此坦然自在地碰撞出未来希望的火花。为了多拉，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至爱，卡夫卡千方百计要与疾病抗争，要争取难得的幸福：“如果你爱她的话，那你就要为她这样做。”而为了这上帝所眷顾的爱，多拉也无视一切，只想永远留在博士身边。在物质生存的煎熬中，他们在柏林则享受着那“阳光灿烂的”自由：“如果她要书写自己的人生的话，那么她就只会记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她看来，幸福才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哪怕它再小也罢，无论是他给自己系上鞋带，还是他在梦乡里，或者他抚摸过她的头发。”他们很快就坠人情投意合、平等相待的爱河中；深切的爱恋使得他们在教育、年龄和犹太认同性方面的差异黯然失色。虽然多拉对文学相当陌生，而博士觉得文学无比神奇，但多拉的爱之花也绽放在卡夫卡的写作中。她敬佩他那艰辛的写作，感受和分享着其中的苦与乐。通过她的眼睛，读者亲眼目睹了他创作最后一部作品《女歌手约瑟芬》的过程，可谓是一篇告别艺术和生存之作。渴望生存的勇气使本来灰心丧气的卡夫卡经受住了所有的痛苦考验。“生活毕竟始终是生活，没错，他对此心满意足，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满意。”卡夫卡在这里找到了伟大的爱。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这个刚刚开始的生活的眷恋。小说结尾，无法消解的口渴成为卡夫卡渴望生存最生动的象征；他望着一枝插在大花瓶里正在凋谢的丁香，十分羡慕它行将死去时还喝得上水的幸运。这时，他突然向外面望去，因为多拉就在那里，“一切都充满她的真情”。这个情节构成了小说叙述的高潮，它使得读者情不自禁地感受到卡夫卡在最后的时刻对爱的无比眷恋，对生活的热切渴望。此时此刻，多拉含情脉脉地将他搂抱在怀里，安抚着他，仿佛要让他永远那样静静地睡下去。可以说，整个作品表现渗透着这两个恋人如此伟大的情感。

诚然，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难以驾驭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叙述者在描写中始终机智地保持距离；现实与虚构之间构成了绝妙而引人人胜的张力。作者以无与伦比的细腻笔法、不露声色的叙述方式和冷静凝练的语言将不同的叙述视角交织在一起，时而是卡夫卡心灵此起彼伏的内在视角，时而是多拉对爱敞开心扉的独自，时而又是叙述者穿针引线的直叙和象征性的暗示；叙述、内心独白、引语和历史语境浑然一体；叙述节奏错落有致，情节绵密委婉，动人心魄。这种在读者心里泛起层层涟漪的叙述方式在感同身受与恰如其分的距离之间找到了令人赞叹的平衡。伴随着小说质朴而寓意深邃的叙述，我们感受的不再是一个痛苦而无望地挣扎在写作与生存矛盾中的圣像，而是一个有骨有肉活生生的人，一个会爱的人，一个向往生活的人，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阳光下的日子》之所以这样来表现，“就是要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并且为自己的生存吸取不可或缺的启迪”(库普夫米勒)。

《阳光下的日子》是一部令人折服的爱情小说。它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于一体，别开生面地为读者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展现出一个另外的卡夫卡形象，留下了充满意蕴的解读空间。但愿这部小说能够给广大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愉悦和不同凡响的感受与认知。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柏林文学之家(LCB)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