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新海编著的《忽必烈与八思巴》为“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从凉州会谈，雪域归一、萨迦寺与萨迦四祖、丝路重镇萨迦高僧弘法凉州等十章节为我们介绍忽必烈和八思巴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从而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时代，了解他们对祖国的贡献。

忽必烈和八思巴是13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地域辽阔的疆域和一种沿承数百年的理藏思想和制度。

《忽必烈与八思巴》就是以忽必烈和八思巴交往的20余年为主线，以时间为序，从不同的侧面来勾画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和宗教上的师徒友情，同时展现他们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和对后人的贡献。

《忽必烈与八思巴》由陈新海编著。

前言

第一章　凉州会谈　雪域归一

　一、蒙古兴起　阔端镇守凉州

　二、遣兵试探　西藏教派互争雄

　三、凉州会谈　磋商雪域归一

第二章　萨迦寺与萨迦四祖

　一、第二敦煌——萨迦寺

　二、款氏家族的兴起

　三、萨迦初祖——贡噶宁波

　四、萨迦二祖——索南孜摩

　五、萨迦三祖——扎巴坚赞

　六、萨迦四祖——贡噶坚赞

第三章　丝路重镇萨迦高僧弘法凉州

　一、边陲重镇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二、萨迦班智达凉州弘法

　三、八思巴承继法统走出凉州

第四章　习汉法治理漠南地

　一、黄金家族的血统与皇位转移

　二、传统文化的滋润智慧母亲的培养

　三、广延四方之士开府金莲川

　四、征大理忽必烈拜八思巴为上师

　五、治理漠南汉地

第五章　南攻赵宋北归问鼎

　一、开平佛道论辩

　二、俯瞰大江众军围攻鄂州城

　三、践皇位于开平府

　四、平定阿里不哥

第六章　扫清六合乾元归一

　一、贾似道拘国使郝经八思巴荐良将伯颜

　二、取襄樊灭南宋

　三、赵带顯学佛

　四、蒙汉文化交融的两都营建

第七章　崇佛教完善西藏管理体制

　一、创设帝师制度

　二、宣政院直辖吐蕃地面

　三、设置驿站清查户口

　四、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

第八章　创建蒙古新字加强文化统一

　一、诏命八思巴创建蒙古新字

　二、八．思巴蒙古文的推广

　三、八思巴蒙古文的使用

第九章　八思巴两回萨迦

　一、八思巴兴建萨迦寺

　二、统计人口划分民户

　三、真金太子学法萨迦

　四、八思巴在萨迦的活动

　五、八思巴圆寂萨迦

第十章　蒙汉杂糅的治国政策

　一、“定国本”与“忽里勒台会议”

　二、国民分四等

　三、二吏与九儒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凉州会谈雪域归一

一、蒙古兴起阔端镇守凉州

13世纪初，在蒙古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者是来自蒙古部落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

蒙古，原本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蒙古族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蒙兀室韦部，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写，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蒙古等异译，或与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又称黑鞑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汪古部)。大约在唐代末叶，蒙古一部逐渐迁到原来铁勒人的居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由山地森林地带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狩猎成为一种补充经济。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器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那颜(富者)多担任首领。私有制的确立和父系财产继承制度的形成，促使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拥有大量牲畜、掌握着氏族公有牧场支配权的那颜(贵族，蒙古语的音译．，意为“官人”)和保有少量牲畜、依附于那颜、为那颜提供各种劳役的牧民“哈剌出”(下民、黑民)。受那颜统治、地位更为低下的是“孛斡勒”(奴隶)，孛斡勒主要来源于因贫困而奴役于那颜的氏族成员和战争中的俘虏。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掳人口作为孛斡勒，世袭占有。

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和时常发生的天灾，都会引起部落之间的战争、分裂和重组，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逐渐淡漠，这一时期部落已成为复杂的共同体，除了血亲的同族成员之外，还有隶属于本部落的其他部落和奴隶。牧场、财富、奴隶的诱惑，以及灾荒的因素，部落与部落之间、部落内部的战争不时发生，因为战争的需要，部落联盟出现了，联盟的部落常常可拥有数万人之多的兵力，勇武有力者成为部落的英雄受到部落人们的崇敬，而又常常被推选为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称为“汗”。

频繁的战争、部落联盟的不稳定与部落内部的权力之争，使部落首领和有势力的贵族那颜拥有了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那可儿是首领们从本部落或属部甚至从其他部落中召集来的勇武之士，他们是职业的军人，平时跟随首领狩猎和各种活动，战时随同出征，是征战的核心力量，也是首领的扈从部队。

进入12世纪，蒙古部落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它仍是一个势力不很强的一个部落，在它周围分布着一些其他部落，较著名的有：克烈部，驻牧于蒙古部之西土兀刺河流域；蔑儿乞部，驻牧在克烈部之北、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塔塔儿部，游牧在蒙古部之东、捕鱼儿海子(今黑龙江贝尔湖)周围，是蒙古草原上强大而富于侵略性的部落；乃蛮部，在克烈部和蔑儿乞部之西，驻牧于阿尔泰山和康孩山(今杭爱山)之间，由于所处的位置接近于回鹘文化的中心吐鲁番盆地，受回鹘文化影响较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行政管理的方法，也接受了“受土生土长的萨满教习俗强烈影响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较蒙古中部和北部的部落要先进；弘吉剌部，游牧于塔塔儿部之南的合勒合河(哈拉哈河)流域。此外，大漠之南还有文化程度较高、说突厥语、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汪古部，北方贝加尔湖附近森林里有斡亦刺部等。

此时的金朝统治者为了保持蒙古草原上游牧部落的分裂状态和自己边境的安全，常常采取“减丁”政策，即派遣军队屠杀蒙古草原各部落的成年男丁，以此削弱各部落的力量，同时在各部落间制造矛盾，常常挑动塔塔儿与邻近部落，特别是与克烈部和蒙古部之间的冲突。金朝统治者的活动，使草原上的局面更加纷乱，到12世纪后期，草原上陷入了“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状态，草原各部落百姓都渴望统一，早日结束战乱的生活。完成草原各部落统一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的肩上。

铁木真，生于1162年。大约在11世纪上半叶，铁木真的六世祖蒙古部首领海都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刺亦儿部，从此“形势浸大”。到其曾祖合不勒，开始世代充当部落首领，至其父也速该时，“并吞诸部落，势愈盛大”。但是在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被塔塔儿部害死，族众离散，势力中衰。后来，铁木真先依靠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打败蔑儿乞部，又相继消灭了蒙古部内强大的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贵族，击溃以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为首的各部贵族联盟，乘胜灭塔塔儿，降服弘吉汗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灭王罕，尽取克烈部众。这时，漠南汪古部首领也遣使献降。铁木真对克烈部、汪古部的胜利，意味着铁木真对中部蒙古的掌握，即铁木真控制了战略要地鄂尔浑河河谷，这使铁木真的军队能够无阻碍地通往鄂尔多斯沙漠和中原地区，以及经阿尔泰到准噶尔地区，并进而向西亚和西部欧洲草原展开大规模的移民与军事征服。1204年，铁木真举兵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又先后兼并了蔑儿乞残部和乃蛮不欲鲁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树立九游白旗。蒙古部族尚九崇白，九和白色，在蒙古部族中含有吉祥之意。萨满教首领阔阔出庄严地对铁木真说：“具有古儿汗或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称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萨满教的首领称帖卜·腾格里，具有与神灵通话的神通，常代神发言，为蒙古部族所信奉，阔阔出就是帖卜·腾格里中著名的一位，传说中他常乘一匹灰斑色马至天上与神对话，颇受蒙古人尊崇，在铁木真统一蒙古的政治与军事活动中，阔阔出常参与决策。萨满教首领阔阔出在各蒙古部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公开授予铁木真“成吉思汗”称号，标志着铁木真统治蒙古各部族的权力来自天命神受，具有不可冒犯的神圣性、合法性。P1-3

忽必烈和八思巴是13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地域辽阔的疆域和一种沿承数百年的理藏思想和制度。

《元史·地理志》云：“元朝起自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北到蒙古、西伯利亚，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土面积最大的的朝代。元帝国首次将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为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疆域变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秦王朝平定海内，建立天下一统的中原王朝之后，建立强大而统一的中原王朝的以汉、隋、唐、宋为盛，然而其幅员疆域之广，都没有超过元王朝。汉王朝梗于北狄，隋王朝不能征服东夷，唐王朝之患在西戎，宋王朝之忧常在西北，而这些王朝又都是由农耕民族建立的。在这期间也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如鲜卑建立的北魏、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等，这些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称霸黄河流域而没有统一天下，其疆域更不能与元王朝相比了。

元王朝所建立的辽阔的疆域与汉唐相比，在领土的东、南地区与汉唐相仿，而在西、北地区则远超汉唐，在西、北地区取得最大成效的是将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纳入了中国的版图。统一西藏肇始于窝阔台汗时期的阔端和萨迦班智达，而实质性的统一完成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时期在八思巴的协助下，中央在西藏地区设置官员，派驻军队，建立地方政权等，使西藏如同内地的行省，与中国其他部分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何西藏在元朝时期纳入中国的版图，大致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游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蒙古族克服了自然环境上的阻碍。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其西部疆域止于陇西、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即以横断山脉为主的南北一线，横断山脉以东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西是青藏高原地区，所以，这一线实质上也是东西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也就是说，中原王朝的疆域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疆域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农耕区的扩张，农耕区的尽头也就是其政权的疆域的尽头，秦朝没有改变这一规律，汉唐王朝也没有改变多少。自然环境的差异阻止了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西进的步伐。这种自然环境上的差异对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来说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蒙古大军很容易地就克服了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不同，进入到青藏高原地区。二是战功是蒙古统治者衡量自己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总结道：“对于蒙古人而言，征服异域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是战马能够到达的土地，都是蒙古统治者想征服的地方，战功和强烈的征服欲望，使蒙古军队进入青藏高原地区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三是自吐蕃时期形成的东向发展趋势∞到13世纪更加强烈。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使西亚地区和印度次大陆部分地区成为伊斯兰教教区，随后兴起的印度教又进一步压缩了佛教原有的发展的空间，佛教发展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原地区对佛教的信仰和热情一直未减，成为佛教发展的良好的空间，使佛教在发展方向上趋于北方和东方。吐蕃王朝之后的社会分裂，在藏区形成的各政治和教派势力都渴望统一藏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却没有出现有能力统一藏区的政治势力或教派势力，政治和教派均势的打破也需要通过外力，需要来自中原强大的政权的支持来实现。

元朝统一西藏之后，在蒙哥时期进行了括户，这是对新统治区进行治理所采取诸如征发赋税、役兵等措施的基础措施之一，所以，著名的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认为把西藏真正统·到蒙古汗国之中在蒙哥时期完成的。而把西藏稳固地统一于中原王朝之下是在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在八思巴的协助下，确立了崇礼佛教作为理藏的基本思想，并在中央和西藏地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藏制度。在中央创设帝师，创建宣政院；在西藏地方建立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设立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十三万户，设置驿站，清查户口，派驻军队等，使西藏地区如同内地的一个行省。

忽必烈和八思巴在西藏治理方面所创建的各项制度，都为明、清、民国所沿承并影响至今。明洪武帝提出佛教能够教化愚顽，暗助王纲，清乾隆皇帝的“修一座庙，胜过十万兵”的理论，明王朝创设的三大法王，清朝、民国的达赖、班禅和金瓶掣签等制度，都滥觞于忽必烈时期。

忽必烈和八思巴还留给后人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大凡能够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最终都为汉民族之文化所融合，鲜卑族是最为突出的。然而，能够在中原立国近百年之后再全身而退、仍然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也只有蒙古族了。蒙古族能够在中原统治近百年而后在蒙古草原生活至今，蒙古文化依然鲜明如初，我想这其中也有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大功劳。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忽必烈最初接触到的用来书写蒙古语言的是畏兀字。到忽必烈建立自己的帝国之后，在八思巴的协助下创立了能译各民族语言的新文字——八思巴文。忽必烈为推行创建的新文字，下诏旨、开办学校、培训教师，使上自文武百官，下至一般百姓都要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作为元王朝的官方语言文字使用了近百年，就是在北元时期，八思巴文仍在使用。八思巴文使蒙古族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避免了最具民族特征的语言文字的丧失，蒙古族的文化赖此得以保存下来。

忽必烈和八思巴，既是君臣，又是师徒，在他们共同走过的二十余年中，正是忽必烈由藩王到帝王，由治理漠南汉地到统一全国，由思有大为于天下到建立地域辽阔的帝国的时期；也是八思巴由河西走向全国，由学习佛法到著书立说弘扬佛法，由雪域高僧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帝师，由一教之主到建立统领藏域各教派的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的时期。这二十余年，是忽必烈和八思巴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因受学识所限，本书无力尽展其伟业，挂一漏万之事难免，读者如能阅此而对忽必烈和八思巴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将是幸事一件了。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研究早已为学者们所关注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李治安先生的《忽必烈传》、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的偬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陈庆英先生的《帝师八思巴传》等，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因为是忽必烈或八思巴的专传，所以，对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介绍。忽必烈和八思巴从相识到结成君臣和师徒关系有20余年的时间，相互间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展现他们，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空间，这也是笔者敢于接受本书写作任务的理由。本书的主旨，就是以忽必烈和八思巴交往的20余年为主线，以时间为序，从不同的侧面来勾画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和宗教上的师徒友情，同时展现他们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和对后人的贡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这个刚刚涉此研究领域的小学生来说如同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尽力将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充实、丰富本书的研究内容。倘若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点收获的话，笔者也就深感满足了。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都尽可能地作了注明，有的受本书体例所限未能注明出处，在此深表感谢和歉意。笔者在这个领域还是一位初学者，囿于自身的学识，书中存在的缺点和舛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永华同志，从本书的策划到撰写，她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使本书能够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