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精)》由雷蒙·阿隆所著，哈佛大学知名的历史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如此评价：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1962）一书，写下了迄今为止最全面彻底、最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或可称之为康德的哲学维度，忽视和平的道德必需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精)》由雷蒙·阿隆所著，本书包括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四个部分。阿隆在《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精)》中提出了有别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框架，包括战略与外交，权力与手段，国家对权力、观念和荣耀的目标追求，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国际体系的同质性与异质性；深入考察了地缘政治、人口、经济制度、政体、人的本性等各种物质和社会因素影响对外政策的多种方式；对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核时代和全球历史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特征进行了全面和权威的解读；并对国际关系的伦理、战略以及人类对和平的追求进行了理性而又深刻的探寻。雷蒙·阿隆本人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写作这部巨著的意图：“我的目标，是充分理解政治组织化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隐含的逻辑。围绕理解而进行的全部努力以一个问题而告终，这一问题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中文版序 被时光埋没的智慧  崔立如

交易版序言  丹尼尔·J·马哈尼、布里恩·C·安德森

美国版序言

导言 理解的概念层次

第一部分 理论

概念与体系

第一章 战略和外交或对外政策的统一性

 一、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二、战略和战争目标

 三、赢还是不输

 四、作战实施和战略

 五、外交和军事手段

第二章 权力和力量或对外政策手段

 一、力量和两种权力

 二、权力要素

 三、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的权力

 四、权力测量的不确定性

第三章 权力、荣耀和观念或对外政策目标

 一、永恒目标

 二、历史目标

 三、进攻性与防御性

 四、外交—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

第四章 国际体系

 一、力量关系的格局

 二、同质和异质体系

 三、跨国社会和国际体系

 四、战争合法化还是非法

 五、承认和侵略的模棱两可性

第五章 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

 一、均衡政策

 二、多极均衡政策

 三、两极均衡政策

 四、希腊城邦国家的两极体系

第六章 和平与战争的辩证逻辑

 一、和平的类型和战争的类型

 二、战争的利害关系与和平的原则

 三、好战的和平

 四、对抗的辩证逻辑

第二部分 社会学

决定因素和常量

导论

第七章 空间

 一、地理环境

 二、麦金德模型

 三、从地缘政治构想到意识形态

 四、科学时代的空间

第八章 人口

 一、人数的不确定性

 二、理想的稳定与人口及政治的不稳定

 三、法国的经验

 四、人口过度和战争

 五、从石油时代到原子和电子时代

第九章 资源

 一、四种教义

 二、教义的历史解释

 三、帝国主义和殖民化

 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十章 国家和政体

 一、政治体制

 二、国家常量

 三、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四、军事组织和政体

第十一章 寻找变化模式

 一、民族国家的命运

 二、文明的命运

 三、定量探究

 四、人类历史的意义

第十二章 作为制度的战争的根源

 一、生物和心理根源

 二、社会根源

 三、战争的社会类型

 四、乐观和悲观的神话

第三部分 历史

热核时代的全球体系

导论

第十三章 有限的世界或全球体系的异质性

 一、共同性和异质性

 二、欧洲集团和同盟

 三、体系和子体系

 四、民族领土国家的命运

第十四章 威慑战略

 一、三种模式

 二、“多”与“少”的含义

 三、威慑对抗的阶段

 四、威慑如何发挥作用

 五、严格计算不可能

第十五章 大佬或集团内部的外交

 一、大西洋集团

 二、苏联集团

 三、经济组织

 四、集团内部的冲突

 五、集团之外伙伴的冲突

第十六章 欧洲的僵局或集团之间的外交

 一、从单方面威慑到恐怖平衡

 二、国家威慑力量还是集体威慑力量

 三、常规武器和战术原子武器

 四、军事结晶化

第十七章 劝导和颠覆或集团和不结盟国家

 一、统一为不结盟，中立和中立主义

 二、美元外交和卢布外交

 三、颠覆的辩证逻辑

 四、中立的辩证逻辑

第十八章 敌对的伙伴

 一、两强和他国的对话

 二、敌对和友爱

 三、联合国

 四、统一为冲突对抗与缕清和解

第四部分 人类行为学

外交—战略行为的二律背反

导论

第十九章 寻求道义（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一、从理想主义幻想到审慎

 二、权力政治的理想主义

 三、从德国权力政治到美国权力政治

 四、蒲鲁东和力量的权利

第二十章 寻求道义（二）：信念和责任

 一、原子武器和道义

 二、两种抉择和禁止核试验

 三、小国的选择

 四、超级大国的选择

第二十一章 寻求战略（一）：军备还是裁军

 一、以恐惧求和平

 二、以裁军求和平

 三、寻求稳定

 四、敌人之间协定的局限性

第二十二章 寻求战略（二）：生存就是征服

 一、利害关系

 二、目标

 三、评估危险

 四、和平战略

第二十三章 超越权力政治（一）：由法律求和平

 一、和平主义论

 二、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宪章

 三、国际法的本质缺陷

 四、国家间战争和国家内部战争

 五、国际法的进步或衰落

第二十四章 超越权力政治（二）：由帝国求和平

 一、主权的模棱两可性

 二、主权和主权转移

 三、国家和联邦

 四、联邦和帝国

结语  理性的战略与合乎情理的政策

索引

雷蒙·阿隆（1905—1983）斯坦利·霍夫曼792

译者附言

在潜在力量和实际力量之间，动员因素起到中间媒介作用。每个政治单元在与其他单元展开竞争中可以使用的力量，不是与它的潜在力量、而是与它的动员潜力(potential of mobilization)成比例。动员潜力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归纳为抽象的两个方面：能力和意志。在历史的长河里，经济和行政的能力状况，以及领导人矢志维护的、大众给予支持的共同体意志，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因时而异。

领导人(当权者)的权力和政治单元的权力具有同样的属性吗？

容易察觉政治单元内部的权力(pouvior)和政治单元自身权力(puissance)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联。政治单元通过对抗确立自己：它由于有能力进行对外行动而成为其自身。然而它只有通过一个或几个人这一中间媒介才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来行动。当权者(come to power系从德语an die Macht kommen逐字转译而来)是政治单元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指导者和代表。因而，他们就负责政治单元的力量动员，确保政治单元在以追逐它为乐的“冷血怪物”的丛林之中求得生存。换句话说，只要国际关系没有挣脱自然状态，掌权者(men in pow-er)，也就是负责国家对外联系的人，同时也是权势人物(men of power)，他们拥有影响同胞行为以及共同体生存的广泛权力。

这一分析并没有造成我们将两种权力——国内的权力和国际舞台的权力——混为一谈。政治家的行动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也不是发生在相同的世界，而是因行动是内向或外向而不同。不论统治者是封建帝王还是现代党魁，不管他凭借的是出身还是选举，他都希望具有合法性；人们服从于他的意愿取决于其合法性得到认可的广泛程度。人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成为统治者具有规章化的倾向，正如统治者治国所依据的方法也日趋规章化。选择统治者的方法，统治者治国所依据的方法都逐渐制度化。现代社会，制度化具有合法性特征，并被表述为抽象的规则。然而任何一个时期，征服者的自然法则和合法统治者的自然法则之间至少存在着含蓄的区别。首要的是，至少征服者使用或者借助纯粹的力量，而统治者则希望作为共同体自身的阐释者，遵行规定领导人继承制度——不论基于财产，还是基于大众的情感——的传统或法律。

不过，只通过解释权力拥有者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并不能够廓清两种权力的混淆之处。坐拥权力的人，从起源来说，常常是功成名就的权势人物。政治单元、宪政政体就起源来说，则都归于暴力。法国学校学生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是说一千年来国王造就了法国。教科书的作者在追忆战争时看起来并无尴尬：国王通过针对男爵或者外国的战争实现了国家统一；回忆1789年、1830年、1848年革命者推翻君王的暴力行动亦很坦然。即便在1958年，国民大会的投票更多的是掩饰了新政权的非法性，而不是认可新政权登基继位的合法性。暴力威胁——空降部队的登陆，也是一种暴力方式。

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到所谓的现实主义解释只有一步之遥，帕累托的社会学就是这种表现。这种观点认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190uvior)斗争相当于国际舞台的权力(pussiance)斗争，两种情形下，斗争中的行为体都是活跃的少数。权力的合法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的含义：统治阶级和政治单元一样相互对抗，获胜的阶级运用权力的方式和征服者如出一辙。

就我的思维方式来看，这样的解释篡改了政治的含义——政治谋求一个公正的秩序，同时存在着个体和团体围绕争夺管理职位和分享稀缺物品的冲突。然而，共同体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运用，具有自治政治单元之间权力斗争的某些特征，仍然是正确的。

依法进行管理的人，实际上拥有或多或少的权力，也就是依据他相对于同僚、伙伴和对手确立起来的统治地位，依据他在少数派和多数人中享有的威望以推行其意志的能力。然而这种权力，不管是有关政府的还是压力集团的，从来都不是严格地取决于对特权或垄断权的法定分配。个人或者团体实际拥有的影响力，以及在国家内部享有的有关对外关系的或者共同体内部派别关系的决策权，取决于每一方可以使用的行动手段，同时也取决于每一方使用这些手段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宪法排除了公开的暴力，勾勒了一个框架，明确权力斗争必须遵守的规则。它并不禁止“权力斗争”要素。  P48-49

雷蒙·阿隆这部《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成书于1961年，1962年在巴黎初版，大概是最雄心勃勃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总共四大部分(分别为政治学理论、社会、历史和人类行为学)，24章，约70万字。作者显然希望此书能在国际关系理论经典文库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阿隆自己在去世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说，他为这本书思考了十多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阿隆对此书的期望甚高。他写道：不出所料，我受到(法国)新闻界的高度赞扬。《外交世界》称之为“鸿篇巨制”；《世界报》上阿尔弗莱德·格罗瑟署名文章的标题是“雷蒙-阿隆的一部伟大著作”；埃蒂安·伯尔尼称赞为“政治修养和清醒思想的出色运用”；《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把我描绘成一名比武的欧洲骑士，把美国人垄断的国际关系研究夺了过来；……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摆脱那种欣快的感觉。然而，此书几年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发行的译本却未得到很多人的捧场。美国同行们的评价并不高，令阿隆相当失望。用他自己的话：大多数书评褒贬参半，可以适用任何一本书；普遍批评作品过于冗长，艰深晦涩；专业期刊上的评论近乎于奚落，说作者居然以诸理论集大成者自居，而太多篇幅的时事评论严重梗阻了理论探讨……基辛格对书的评价是“深刻、文明、杰出和晦涩”，令他略感安慰。法国同胞对此书大加赞扬，美国同行却贬损有加，不能说没有感情和不同偏好的因素作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阿隆的思想和他这部巨著的重要价值及瑕瑜互见的显著特点。

注意阿隆在正文之前写的简短说明，会有助于了解其写作此书的基本意图，他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为了从不同的概念层次把握辨识(世界)这个社会宇宙的实质特征，其根本是要区分理论、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我的目标是，充分理解政治组织化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隐含的逻辑。”为此，阿隆调动自己所有相关的知识思考积累，精心建构了一座用政治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行为学等经典思想理论支撑，以讨论当代“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国家间政治”的宏伟大厦。

阿隆在美国版序言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前两部分“理论”和“社会学”强调的是理解国家关系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影响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和通过历史研究所揭示的可能的常量(constant)；第三部分“历史”分析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外交世界(和地球具有相同的时空范围)，它受到热核武器的主宰，主要由美苏两大国支配。历史性解读的目标在于把握“二战”以后世界持久性的、也可以说是结构性的特征。国际政治理论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y Hoffman)在后来悼念阿隆的文章中写道：“《和平与战争》(1962)一书，写下了迄今最全面透彻、最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没有忽视或可称之为康德的哲学维度，即和平的道德必需与国家问‘战争状态’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阿隆的弟子并同为法国人，霍夫曼的高度赞扬不免带点感情成分，但他一语中的，点出阿隆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脉络之要津：国家间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最重要区别是，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避免战争的发生则是“和平的道德必需”，而在核时代更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为最终能逃脱核大战的阴影寻找一条出路，是20世纪国际政治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对生活在美苏冷战和建立在核威慑恐怖平衡基础上和平中的读者，阿隆问道：冷战与核武器造成的紧张和恐惧，能使我们发现真正和平共处的意义吗？这也是阿隆在书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说“只有历史能够作出回答”，此书“或许有助于读者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复杂性”可以说是阿隆对政治、尤其是国家间政治(外交一战略、或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中最重要、最深刻的认识。作为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军事、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因素的综合，复杂性是国家间政治的内在属性。阿隆在书中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洋洋数十万字的宏论，作者来来回回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旁征博引、辗转腾挪(以至于显得过于繁琐、絮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阿隆这部力作对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最中肯的告诫。

阿隆对国际关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来自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法国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对欧洲政治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国际政治从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层面进行的深入考察。基于对这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明确地告诉读者：国际关系没有简单预测性理论，“政治科学不是操作性的，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这恐怕也是阿隆特别强调“政治重要”的含义之一。

曾为阿隆学生、也是当代最好的欧洲问题专家斯坦利·霍夫曼对阿隆的解读也许是最中肯的。霍夫曼认为，阿隆“提出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它既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实证主义的。它强调在意图和结果之间，绝对承诺和暧昧行动之间，对动机和观念的理解和对规律的认识之间，前瞻性选择和回溯性阐释之间，部分历史的可解释性和把握历史整体的困难或不可能性之间，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和理性观念(走向大一统的普世命运和最终梦想)的解读之间，作为温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和作为救赎的政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矛盾和紧张”。在阿隆看来，正是这种普遍的矛盾性决定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以及国家作为政治单元在决策和行动上的局限性和被动性。面对这种复杂性，阿隆拒绝任何简单、武断的认定，坚持“对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近乎临床式的冷静解剖”，“关注不同社会活动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和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执着于两个问题：我们对历史宇宙和社会宇宙比如工业社会、外交政策能够理解多少；知识和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

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形影相随的孪生兄弟，它们还有另一兄弟，就是可能性。同样是基于对政治复杂性的深刻认识，阿隆对不同政治体制的研究能够超越冷战时期相当普遍的意识形态极端化倾向，他相信政治制度的自治性质和不可简约的多样性。同样，关于国际外交体系的理论，阿隆认为体系的构成可以是同质或异质的政体。有美国学者评论，阿隆的这种理论特质使他能够不落俗套，按照政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特征以及相关政体的性质，由里到外地解析国际关系，避免理论和观念上的傲慢。正因为如此，阿隆在书中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今天读来仍能感到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思辨力。

阿隆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尽量客观而全面地考察国家间政治的内涵和表象，以少有的多维视角和综合论述方式来透析“不可简约的复杂性”，是阿隆在《和平与战争》这一巨著中要实现的目标。综合性是他对付复杂性的工具，同时也成为这本书的突出特点：阿隆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综合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客观世界复杂性的主观反映物；大量吸收古今诸家思想理论同时又加以批判，难免有面面俱到的倾向。对相当一部分读者而言(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刚入门的读者)，需要以十分专注的精神和相当的耐心，才能在经纬交叉综合的分析论证中循着通往真知灼见的路径前进。在此，要感谢译者朱孔彦博士将斯坦利·霍夫曼为悼念阿隆去世而写的《雷蒙·阿隆(1905—1983)》一文与丹尼尔·马哈尼和布里恩·安德森为该书美国版所写的序言都一并翻译刊出，这对读者了解阿隆其人和他的思想，把握《和平与战争》一书的主要脉络与观点会有极大的帮助。

阿隆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本质上是保守的，强调“现实”作为“存在”的合理性，认为激进的革命理论和行动是简单、狂热的产物，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持批判态度，在法国属于政治上的右翼保守派政论家。阿隆在中国几乎算不上知名，在法国的名气也大不如作为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左翼社会活动家的萨特。曾为同窗好友的两个人因为思想理念的不同分道扬镳，以致成为政治上的对立面。阿隆生前大部分时期在法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处境都因其特立独行、不合时宜的表现而颇为孤立。他的思想理论的复杂丰富性和政治见解的独到深刻性，在其死后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霍夫曼的悼念文章为我们了解阿隆其人及与法国知识界的关系，他思想主张的多面性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朱孔彦博士利用业余时间独自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其工作量和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巨大的热情、专注精神和毅力绝不可能做到。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待翻译工作持高度认真严谨的态度，查阅、对照大量参考资料，对译文作反复校对、修改，保证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和平与战争》中文版具有较好的翻译质量。此外，朱孔彦博士还为此书添加了大量准确又通俗的译注，无论对专业还是一般读者，都提供了很大便利。

阿隆的《和平与战争》这部重要著作中文版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出版外国译作方面的一个空白，对美国学者论著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少也是一种平衡，可说得上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崔立如

2011年10月于北京

阿隆以自己丰富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从一个不同于美国学界的视角，深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线性思维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

雷蒙·阿隆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在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中，这位博学多才的哲人把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行为学结合在一起，探讨了“战争与和平”这一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宽阔的视野打破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狭隘之见，他慎密的思考给予人们非凡的启迪。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雷蒙·阿隆是国际关系“介入式”和“全能型”的研究者，其力作《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树立了新标杆，也为国际关系学派增添了法国和欧洲色彩。中国读者未必会完全同意此书的观点和立场，但肯定能从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启迪。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雷蒙·阿隆的《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理论》出版于1962年，于1966年译成英文。此后，该书被

多次印刷，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国际关系教材之一。该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冷战初期的安全战略思想，对于后人理解冷战的思想基础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学术观念有很大的帮助。

——阎学通（清华大学教授）

此书博大而深刻，充分展现了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阿隆是具有康德式情怀的思想骑士，他代表欧洲坚守国际关系的思想高地，并保持着与美国同侪并驾齐驱的地位。阅读阿隆可以启迪思考，杜绝浅薄。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1962）一书，写下了迄今为止最全面彻底、最令人信服的国家间政治理论。他在提醒读者政治的非道德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或可称之为康德的哲学维度，忽视和平的道德必需与国家间“战争状态”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斯坦利·霍夫曼（哈佛大学教授）

深刻、文明、杰出、晦涩。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据我所知，这本书是现有关于这个（国际关系）问题的最好的一本书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法国人类学家)

洋洋数十万字的宏论，作者来来回回周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旁征博引、展转腾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论证“国际关系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这恐怕也是阿隆这部力作对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最中肯的告诫。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