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的理论由何而来？郎咸平为什么要炮轰德隆和顾雏军？郎式学术研究有那些精华？引起那些争论？为什么偏偏是郎咸平？这些围绕热点人物郎咸平的权威答案，在本书之中可以找到。

该书由活跃的财经作家陆新之经年写就。经过四年多追踪，上百次访谈和亲历现场，本书得以完整再现了咸郎平引来无限波澜的观点和理论的产生和传播过程，各路知名人物粉墨登场，书中还详细分析了郎咸平风暴引起的最新的变化和反应，海内外的舆论和关注情况。作者身为资深媒体工作者，和经济界商界都有深度接触，全书有第一手的文章之外的细腻心理捕捉和细节刻画，极具可读性。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很多人说郎咸平是“反改革”。

郎咸平却说：“我从未反对改革，但要反思改革路径。作者呼呈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2004和2005年郎咸平成功预言德隆系、格林柯尔现今之结局。

2006年，郎咸平最大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这是陆新之关于郎咸平的第二本书，此前《郎风暴》曾经在国内财经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而且有力回击了倒郎派的不实之辞。而本次该书的出版，不仅更加细节化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郎咸平，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客观表达了郎咸平“我从不反对改革”的真实目的，这也是本书封面上郎咸平的亲笔题字。

前言

郎咸平如是说

对话郎咸平

第一章　美国的学术生涯

导读

发表论文数和论文被引用数的双第一

内地香港合聘的讲座教授是怎样炼成的

美式学术训练终生收益

对青年学才的忠告

第二章　接触内地和痛批德隆系

导读

“最好的群体！”

与《新财富》合作震动股市

痛批德隆系

德隆的崩塌

附文：第一次专访郎咸平，"股市监管没有中庸之道！"

第三章　光华长安大厦的主义之争

导读

针锋相对的回应

从郎顾之争到改革路径选择，郎咸平成为一个代表符号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郎氏阐述

产权改革期待理性回归

附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规则演进历程

第四章　被叫停的国个MBO

导读

MBO因何而生

2003年的MBO热潮

中国MBO的现金软助

海外MBO是怎样炼成的

MBO，天堂地狱只差一线的危险游戏

严令禁止后的曲线MBO冲动

第五章　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的激情燃烧岁月

导读

第一阶段：三次重拳出击

第二阶段：郎顾交锋

第三阶段：升级为国企产权改革大辩论

第四阶段：政府决策

附文：超越经济学看郎咸平事件

第六章　风暴之中的热点人物群像

导读

李东生：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有平常心

张瑞敏：这些质疑不管对错，对海尔都是一种提醒

顾雏军：中国企业家更想问的是我还有什么机会? 

秦晖如是说：“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

第七章 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

导读

崔之元：郎咸平是想让中国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李开发：经济学家至少与企业有五道坎

刘纪鹏：“郎咸平下手太狠”

张五常：怎样分配，以什么价格或准则分配是头痛的话题

陈志武：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 

赵晓：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徐滇庆：我们只要打破垄断，我们方向就对了……

附文：经济学家的非学术分类

第八章 香港的两次出击，《谁制造了中移动的噩梦》和“激辩十大银行”

导读

回到亚洲

炮轰券商操纵中移动股价

力敌十大国际投资银行

再战投资银行

附文：郎咸平谈美国监管的思路

第九章 “我是这样做内地研究的”

导读

拒绝被神化，“我只坚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深入案例超过50个”

学生数千人

案例研究有科学方法

内地不成功的合作经验

回复陈志武、徐滇庆谈研究

第十章 中国应该学习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导读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重责

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美国模式仍然充满活力

亚洲家族式企业泛滥

附文：中文大学同事谈郎咸平

第十一章 国企和民企的郎氏理想图谱

导读

对民营企业有保留

国企问题不在所有制上

从不怕被起诉

国企民企的理想格局

狠批国企的多元化

第十二章 新法治主义的强国理念

导读

任何评论都要受到社会检验

民营化与自由经济的局限

保护国有产权才能保护私人产权

职业经理人市场是关键

英国产权改革“三步曲”

中国产权改革的解决方案

建立以民为本的精英政府

法治是强国必由之路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超越市场原教旨主义

第十三章 郎咸平为什么受欢迎

导读

批评不带任何偏见

上市公司应该允许批评

谁是“理论家”

郎咸平回应十一项批评

学者风格的简单生活

情牵内地的幽默中年

教授理财非强项：郎咸平的金钱观

第十四章 风暴还没有平息

导读

民营企业们的维护宣言

高管大面积落马的启示

风暴袭向企业内部人控制

附文：郎顾均否认有私下交易

第十五章 郎咸平学术案例全解读

导读

六大香港地产公司的案例研究

《思维》案例研究解读

《科幻》案例研究解读

中国家电零售连锁企业案例研究

外国零售业案例研究

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发展策略研究

中国汽车业案例分析

MB0案例研究

第十六章 郎咸平学术总结

郎咸平学术成就介绍

财务学的主流研究

郎咸平的重要论文

郎咸平部分重要论文概要

后 记

追问郎咸平

郎咸平简历

郎咸平曾经很详细地回忆起他学术研究的第一动力。

“我为何会一生钻研学问?我想和我大一时的境遇有关。我们经济系有一门课微积分是跟化工系一起念，因此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学期有4次月考。我第一次考60分，还是照样玩。结果第二次月考时我就想走快捷方式作弊抄一抄隔壁同学的试卷，结果运气不好被该课程王文清老师抓到了，最后得了个零分。第一次60分，第二次0分，平均起来是30分。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我那时就想放弃了，因为以我的水平而言哪有可能考100分?但这一次却是我这一生的大转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决定好好地念。每天很用功念到半夜二三点，我当时就有这么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念了一个月下来，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突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而且发现很多解不开的题现在解开了很有成就感。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竞高达99分。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笨，这是我这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结果一通百通，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从此以后我就是全班的明星学生，而我自己当然也不客气地以大牌学生自居。从那时开始，我慢慢开始对做学问产生浓厚的兴趣了。从此以后我在学问方面的涉猎极广，博览群书，可以说国内外名著样样涉猎，尤其是历史、政治学、军事学和哲学四大科目是我有系统学习的主体。我似乎从书海中寻回了我的灵魂。我只要每次回台中，我都要看王文清老师，感谢他抓作弊抓得好而改变了我的一生。”

直到2003年春节，他回忆起年轻时候求学也有点遗憾。“初中时我一直成绩不好，老师说我读书没有天分。要我学门手艺防身，我很老实地学木工，一棵树怎么样刨皮、削平、车床工序，然后制成一只柜子我都会。初中时候我在19班。也几乎是最差的一个班。我当时最崇拜的一个偶像是三班的马学勇。一千多个学生里面。他考试总是第一，而我是800多名，后来努力之下上升到500多名，到最后升高中的时候，到了300多名，算是勉强满意。”

对于这个神奇教授的来历，郎咸平忍不住把自己年轻时候最淳朴的一段先提出来。

“那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学友陈绍华，他的成绩也很好，全班第一名，全年级考到40多名，有一次他走过来问我借红色水彩，还跟我握手，当时我真的很兴奋啊!”郎咸平笑称自己曾经是个追星族。不过直到郎咸平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在台大经济研究所的老师还是不太看好他的学术前途。建议他去公营银行混个差事。

有趣的是，这位现在不怒自威的学者研究生毕业后，还兴致勃勃地在台湾的《工商时报》做了两年的财经记者。“做记者那段经历的最大收获，就在于我当时虽然人微言轻，却可以访问到最著名的人物，接触到许多大师、大学问家或者说有智能的人，有些人的观点和言论将深深影响你的一生。”郎咸平言谈之中，充满了对过去岁月的感激，在经历了迅速成长之后，也在找不到银行工作的压力下，他无计可施，只有下定决心出国念书。“找不到工作，所以不得不出国。”他笑言。于是他就怀着很大的无奈去了美国顶尖的沃顿商学院!

P6-7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也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和所有企业都没有关系。”同时，对于媒体所关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驰汽车一事，他也澄清：香港尖沙咀的豪宅确实是700万港元买的，但其中5％的自备款，25％的两年期地产商无息按揭贷款，还有75％的15年按揭贷款：另外，奔驰E200型汽车在香港只卖30万元，是100％的按揭贷款，由于经常往返于两地，车子在2005年2月份已经卖掉，目前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此外媒体报道我在长江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薪水也是严重误导。由于在2003～2005年间是双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总共大约是150万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职教授，一年一百多万。”熟悉数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这些数据。

◇研究领域在扩展

郎咸平是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从当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质疑格林科尔，引发产权改革讨论，再到2005年抨击国企MBO，凭借其经济学和财务学功底，以一贯犀利的风格，对中国的学术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20041年德隆系和12005年格林柯尔的轰然倒塌，都证明了郎咸平敏锐的预见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从单纯对个体公司的财务分析，逐步走向对中国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前途走向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法治及资本主义精神作以阐述。

当然，他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敏感。

作为新浪网络盛典2005年度财经人物，在1月初出席新浪网的网络盛典公开活动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提醒说，我可以颁奖给文化娱乐人物，但是我不愿意颁奖给企业家。 “我现在不想轻易地给任何企业家背书。否则我宁愿不来，不要这个奖。”幸亏，组委会安排他颁奖给超女张靓颖。

“我是香港人，我在台湾出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是我最自豪的身份。”郎咸平笑道。2004年2月，他退掉已用了多年的美国护照，彻底和大洋彼岸告别。虽然很多人劝他应该留一条后路，但是倔强的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他说：“我决意退掉美国护照是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之前，是在社会大众肯定我的理念之前，我断掉一切后路，我只想将我的未来和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而事实证明我就是这么无退路地走过这两年的风风雨雨。”

2005年，郎咸平出席了大小数十个公开演讲，远到墨尔本，小到一些地级市，他都极其激情地大声疾呼，社会需要反思，要反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上下其手，剥削社会大众。对于法制化和汇率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他炮轰教育、医疗和房地产三大改革，也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反应。

“商业演讲当然是要收费，但是对于有价值的公共场合，我肯定会无偿出席。”郎咸平说这话的时候正是2005年12月20日晚。当晚21时，在北京北新桥旁边的小山城火锅店里，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的郎咸平。接通了清华大学一个学生组织的电话。热情的学生们邀请他第二天去讲课，但是担心传说之中的出场费。而郎咸平早就答应了免费演讲，甚至自付机票和酒店费用，同时自备汽车，不让学生会出一分钱。当晚，他还和吃饭的北京朋友们反复商量，明天应该说什么，分哪几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听得明白。他最后独自一人备课到午夜。

于是，12月21日，清华大学，郎咸平在上千名学生挤满的报告厅里面，做了主题为“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演讲，两个多小时之内的掌声和笑声不断响起。 “这是我2005年最成功的演讲!充分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要感谢现场的同学们给我带来的灵感。”

◇跳出经济学关注社会问题

2005年，郎咸平说，最满意的是自己关于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一共涉及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主要行业的二十多个深度案例分析。

这一年，把他告上法庭的顾雏军已经被逮捕。郎顾之争胜负已分。同时，曾经声称为顾雏军向郎咸平牵线给付润笔的股票经纪人宋秦，也已经被加拿大法院宣判入狱。他关于郎咸平收受顾雏军钱财的指责也被法庭驳回。对于这一切，郎咸平却淡然自处。 “对于顾雏军我确实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一年多前，我已经预言过事情的结局。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褒贬。我还是希望大家关心我的研究成绩，而不是花边新闻。”

在汇智光华主办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主题演讲之中，郎咸平深入解读了日韩香港等国际级大企业的战略思维，从而希望能够为众多中国企业家寻找到提升自身的正确路径。

2006年元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的三本新作《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标本——地产领导者领先之道》和《思维——国际级企业和企业家战略思维》，基本上收录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对于他炮轰三大改革。郎咸平提到了他的矫正方案，那就是“社区医疗制度，教育补贴农村的穷人，市场化必须要有配套体系”等具体措施。

“我最近大规模研究的是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的案例。六月份应该就会有成果。”郎咸平透露今年他的第一炮。 “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一方面可能挤压上游供应商，另外一方面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不能够完全放任自流。”郎咸平说，三年前他就提出要高度注意这方面的隐患，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令他更为担心，因此，希望这次深入研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造福社会的合理建议。

国家当前应放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而代之以创造公平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只有打造这样的背景，改革才可能推进和成功；同时，衡量改革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福利的共同提高和民众的满意拥护，而绝非制造贫富差距和阶层歧视。郎咸平强调，建设公平和谐社会环境的不二法门是“法制建设”，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法制建设为中心”的转向。

“今年，我还会更多地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因为我有着家国情怀，我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2006年的郎咸平此时的表达，依然坦诚。

对话郎成平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陆：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批评你，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很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陆：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O.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0那样的“伪改革”。

陆：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0等“国企改革”。

郎：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像，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陆：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小平先生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变成厂长的，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陆：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制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陆：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陆：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的，我希望所有人都将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陆：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思考，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得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有些环节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我呼吁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陆：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才能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陆：有人说，在中国做事，要有适应中国的做法，郎咸平的观点可能很对，但是方式太过张扬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去年，或者以后，你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更加温和一些，锋芒不要那么锐利，会不会对弘扬你的学术观点更加有益?

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中国现在只能包容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去适应或巴结体制的人，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这个前提是不容妥协的。而且知识分子的气节就要表现在这里。我相信这也是百姓对我的期望。我如果谈论什么话题不能够纯粹的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而夹杂着太多为自己的私心，我相信我迟早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而遭到挫折，我将无所畏惧，因为我早已经有了林觉民的心理素质。

陆：你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人所共知，你觉得自己未来在学术的哪些领域还能有更深的造诣?案例研究方面，有没有到一定程度就停止的可能?你估计自己在学术上面的成就，还能够达到哪个程度?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财务学或者金融学家?

郎：金融学家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专业，而且技术性也很强的。我曾经花了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有了我目前的国际学术地位，因此我不会放弃的，而且会继续努力。但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金融学常识，例如我最近常常谈的“新法治主义”就和金融学无关，而这是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积累所得出的结论，我未来在这方面仍然会继续努力钻研。事实上，真正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还是理念性的大问题，例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是一个代表。但是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正是目前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所戮力奉行的圭臬。事实上国内专家对于他的理念是理解不够的。他这个主义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已经完成，因此推行新自由主义才可行。如果没有先行推行法制化的建设，新自由主义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如同菲律宾、拉美和俄国的改革困境。针对他这个理论的缺失，我提出了“新法治主义”的思维，希望能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思维。只有完成了法治建设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才能推行。因此我不希望我被简单地定义为金融学家，我想我应该被定义为经济思想家比较符合我的理念。我未来的努力目标是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经济思想家，我还不想只是顶尖的金融学家而已，那目标太低了，虽然目前我在金融学界已有了这个光环。

陆：教学生涯目前能够给你相当好的回报，所以你能够采取独立研究的方式坚持。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有一天，可能的教学回报减少了，不一定你能够获得现在数额的收入。那时候，你会不会略为妥协?或者说，你像20世纪90年代一样，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仍然能够安于独立研究?

郎：由于整个社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期望，因此我一定会坚持保有我的独立和中立性，这点我可以向关心我的读者做出保证。如果真的像你不幸言中收入大减的话，我也希望关心我的读者赏我一口饭吃，(大笑)毕竟我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嗷嗷待哺。但是我多年积累的独立和中立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支持。

陆：有人说你一直向公众说话，向广大社会呼吁支持，是要挟民意，是对经济学界的颠覆和破坏。你能告诉大家你不断公开发言的目的是什么吗?

郎：我不会轻慢任何人。你其实应该了解。我始终对争论的对手给予尊重，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你看我，从来没有反唇相讥、纠缠语气和情绪。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不需要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因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作判断。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时，你那时候就认识我，你看到的我研究的结论，和今天你看我研究的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

陆：在你的观点之中，最被反对的是你认为国企优于民企，觉得你开历史的倒车，维护国企代表的垄断和非市场的权益。

郎：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不赞成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反对的，还有所谓让管理者占便宜的MB0。至于认为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的说法，那是这么说的人要么没有看我的论述，要么就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陆：你对于民营企业家有严厉批评，会不会担心，他们日后会避开你或者抵制你。大争论以来，你觉得，找你的民企或者国企管理人，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你对这些评价怎么看?

郎：你这个想法错了。确实有小部分民营企业家讨厌我，但是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是尊敬我的学术思想的，而这也是为何我上课时，最喜欢来听我课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家，因为我的观点对他们有用。如果民营企业家想听巴结的话，多的是经济学家会这么干。但是我对民营企业家无冤无仇，我没有打击他们的意思，他们愿意听我的批评的主要原因是我的批评都是有根有据的。如果德隆早听我的话，而不要到处打击我，他们今天会落得如此下场吗?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

陆：除了《华尔街日报》之外，还有那些海外的媒体或者同行知道你引发的这次大争论，他们报道之中对你的态度如何?

郎：最近有非常多的国外媒体要求采访，包括《北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等等。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对我的反产权改革的观点高度重视。我的回答和我在国内的演讲发言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陆：也就是说，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你会对你的观点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吗?您从这场大争论中获得了什么?

郎：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讲出来的这一番话。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怎么会改变呢?当然，这个期间我受到很多启发，例如网友的发言，现在我的表达方式也会有调整，但当然不是根本信念和研究成果的调整，我这么多年积累的学术观点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陆：你现在主力研究中国企业案例和经济现象，那么还有没有其他论文在写作，保持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发表的趋势呢?

郎：有的，今年春季马上会有一篇，正式发布后可以提供给你。我虽然研究中国，但是其他大样本范围的论文是从来没有停止研究的。

陆：有人说你不断发起批评，是背后有想法的。那么教授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除了学者身份，还想去做其他的社会角色，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证监会的官员?

郎：坦白讲，我并不想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证监会官员。我这样讲绝对不是矫情，这样的位置当然重要，但是有更多比我更适合的人去坐这些位置。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在于提供一些利国利民的新思维，而我人生的理念也是希望能通过我几十年的学术积累能够在中国法制化的富国强民的理念下贡献一己心力。而且人生苦短，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做一些不适合我的位置的事。我只想专心的做我真正想做的事。如果能让我发挥我真正的特长，我当然乐观其成，但你提的这些位置都不是我想做的，而且我目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看看命运的带领吧。

陆：你给公众的一个印象，是一个斗士，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有没有想过自己5年后，10年后会怎么样?是继续留在学术界，还是会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舞台上去?你觉得那时候学术方面，你还能深入到哪种程度?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

郎：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最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很不想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目前的心境。因为会显得太宿命，那句话就是“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也就是“万事都由天，半点不饶人”。可是我想将一个真正的我展现给关心我的读者。而这也是为何我崇拜的偶像和一般人不同，我崇拜林觉民，因为他做的事和我做的事是类似的，只是时代不同。虽然我远远不如他。但是我仍然在学习着他的牺牲和执著的个性。我这几十年来不断地充实自己。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发挥所长贡献于中国的法制化建设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终极目标。但是能不能达成我个人的心愿，简单地讲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都是天意。所以媒体经常会问我为什么我总喜欢唱《天意》和《无言的结局》两首歌，这就是我对生命无力感的困惑。但是我又信奉王阳明“天人合一”的理念，我必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此我不断地充实自己，下面一步就只有看“天意”了，希望不是个“无言的结局”。学术研究是我这一生永远不变的职业，至于什么时候退休，我还没想过呢?难道你觉得我该退休了吗?(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