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长征回忆录，收录了西入贵州、四渡赤水、过草地、进入甘南、历史的结论、分裂主义者对革命的危害等内容。内容丰富、切实，使这部英雄史诗以亲切动人的形式呈现，尽显他们的豪情壮志和光辉业绩。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在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更严重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国外来的压迫与剥削，使国内原来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齐激化。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接连发生。国内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连绵不断，有的虽然还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实质上是农民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些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仅仅几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由于没有正确零的领导，由于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加上反动王朝勾结了外国反动势力联合进行残酷镇压，致使革命遭到失败。此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继续维持着对旧中国的血腥统治。国计民生从此更加江河日下。

本书纪念我党、我军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缅怀先烈、继往开来，以期鼓舞今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和革命成果，促进青年努力奋斗，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引言

一、再见吧！瑞金

二、突彼四道封锁线

三、跨过互岭最高峰

四、西入贵州

互、遵义

六、四渡赤水

七、“金沙水拍云崖暖”

八、“大渡桥横铁索寒”

九、“欢迎”！“欢迎l”——夹金山下一、四方面军会师

十、在千里冒山中

十一、毛儿盖

十二、分裂主义者罪恶重重

十三、过草地

十四、坚决北上

十五、进入甘南

十六、在西北高原上与敌周旋

十七、“不到长城非好汉”

十八、“欢迎！”“欢迎！”“欢迎！”

十九、分裂主义者对革命的危害

二十、历史的绪论

作者附记

附一：成仿吾同志生平

附二：长征情怀——成仿吾《长征回忆录》再版随想（李逵六 成其谦）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经进行一年了。在这革命根据地的四周，战争正激烈地继续着。在中心地区，在瑞金，情况也逐渐紧张起来。尽管中央机关仍照常工作，群众的生产与支援前线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机关与学校的“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仍热烈地坚持着，帮助红军家属们种地。但是，渐渐地敌人飞机的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增多了，中央党校的学生开始到树林里面去隐蔽，以便坚持学习。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如机关与群众都缺盐吃，红军从前线送些盐回来，有如至宝。总之，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了，战火越来越逼近中心区了。

国民党反动派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来，坚持反革命内战方针，从一九三。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这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之下，被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不甘心于多次惨败，变得更加疯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入国土，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胡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从一九三三年秋季开始部署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回他孤注一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搜罗了五十万以上的兵力，还请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将军塞克特来出谋划策，采取了步步为营、用层层碉堡围困根据地的方针，并对根据地周围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饿死根据地的军民。

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剥夺了毛泽东中央苏区党的领导职务。接着，他们又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红军，专做政府工作。“左”倾错误的领导，使白区党的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了中央苏区后，又进一步地在中央苏区推行他们的“左”倾错误，并且把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即高谈阔论，说什么这次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他们高喊“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寸土”。总之，他们把外国经验神圣化，从教条主义的军事观点出发，要打一场“正规战”。

当时，前线上的红军指战员是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的。他们经过了过去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总是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如高虎瑙战斗，我军在广阔的战线上，英勇地同国民党二十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前，战士们用轻武器、土造手榴弹，打得敌人尸横遍地，狼狈撤退。我们伤亡也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下短短的一行，而指战员个个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了解，他们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战斗，这个目标是一定要达到的。

后方军民也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这个战斗的口号下，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一次扩大红军运动，就扩大了红军八万人。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红军的粮食与其他物质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卫后方安全。各种后方工作，在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做得极其出色。许多从其他苏区来的同志，根据亲身的感受，盛赞这真是模范的后方工作。

虽然我们具有这许多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统治，我们没有能取得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一年之内，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了。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抽干池水，捉尽活鱼。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王明错误的执行者还在高喊“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但下边的干部面对现实，渐渐不安起来，同志们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来，但是他连六届五中全会都未能出席，被剥夺了发言权，并且正背着所谓“游击主义”与“富农路线”的“罪名”。

有的人暗地里嘀咕着“该行动了”，干部中越来越频繁地谈起“行动”来了，当然不敢公开议论。秋风吹到五岭的时候，渐渐有家属从机关挑着担子回本村来，她们说，“他要走了”。不久，中央组织部开始到有关单位找干部谈话，制订干部名册。有的干部陆续被调走了。病员从中央医院回本单位了。渐渐干部们相遇的时候，互相问答：

“你走吗?”

“走嘛!”或者说“还不一定”。

“中央机关何老(指何叔衡同志)留下来了，据说是因为身体不行。”

“董老(指董必武同志)调卫生部当政治部主任了，当然走罗。徐老(指徐特立同志)也到卫生部了，给他准备了一匹马，不过还没找到饲养员。”

“毛泽覃不走了，贺懿跟他一块坚持工作。”

“当然罗，是同志嫂嘛。”

“宣传部的老廖也留下来了。”

我因为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走了，不过暂时编在休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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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在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更严重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国外来的压迫与剥削，使国内原来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齐激化。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接连发生。国内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连绵不断，有的虽然还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实质上是农民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些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仅仅几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由于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加上反动王朝勾结了外国反动势力联合进行残酷镇压，致使革命遭到失败。此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继续维持着对旧中国的血腥统治。国计民生从此更加江河日下。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派系没有能统一中国，而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国家割据一地，使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形成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非常软弱，没有大的作为。而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3页)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创立到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发展到黄河流域的六七年内，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初步运用，由于全党同志的英勇奋斗，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党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8页)“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9页)对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片面强调联合，对他们的反动倾向不敢作坚决的斗争，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结果，掌握军队的大资产阶级一叛变，轰轰烈烈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就失败了。

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死抱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陈旧观点，只要资产阶级与国民党，而不要农民。坚持“左”倾错误的张国焘则只要工人运动，也不要农民。他们都污蔑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

在党的创建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同志就开始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一九二。年开始，毛泽东就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了许多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从革命战略的高度，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关系，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方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阐明了农民革命的伟大意义，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宣传与组织工作，以及培养农运干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把革命红旗高高地插在井冈山上，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当时，林彪这样的动摇分子曾经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并用实践证明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的“奇事”。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的无比正确。

毛泽东同志同时反对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流寇思想，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一种只想打大城市。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制度，使根据地逐渐巩固与扩大起来。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总结了当时游击战争的经验，还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就开始制订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作战原则，后来在一九三。年反对敌人对江西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右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左联)，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军事思想。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由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根据这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打破了敌人的几次“围剿”。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用了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也只用了三个月，打破第四次“围剿”只用了三个星期。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从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就以反对“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为名，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根据地党代表大会(瑞金)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党的领导职务，又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宁都)撤销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迫使他离开红军。一九三三年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里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仍然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灵活机动的伏击战，结果两战两胜，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的。这些特点是：1.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她的大国；2.敌人的强大；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就是根据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因而是稳操胜券的。

而博古同志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由于白区工作的错误，一九三二年冬、三三年春，被迫陆续退到了苏区，但始终对他们错误的恶果没有吸取必要的教训，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特别在军事上把原来的一些空洞口号弄得更具体、更荒谬了。他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敌人方面倒是吸取了过去四次失败的经验，第五次的围攻不但大大增加了兵力，而且改变了战略战术，不但使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而且从帝国主义国家求得了精神上的与物质上的援助。

蒋介石集团于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动了一百万兵力，对全国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人对中央红军重点进攻。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而我们的“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死抱着他们的教条，所谓“正规原则”，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脱离了实际。他们在敌人进攻初期，要“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两个拳头打人”，于是去打敌战区的巩固阵地——黎川以北的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的另一巩固阵地资溪桥，又不胜。在进攻失败后，“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就被敌人的优势兵力与堡垒主义所惊吓，退回根据地，转而采取了单纯防御方针。他们分兵把守、节节防御，与敌人的堡垒对峙，等待敌人伸出“乌龟壳”，然后实行“短促突击”，希望在很短距离内歼灭敌人。他们吹捧“短促突击”为应急良方，实际上这是同敌人拼消耗，打没有希望的消耗战，而且敌人缩回“乌龟壳”，就打不着敌人。

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陷于被动，疲于奔命，而敌人日益进逼，根据地逐渐缩小。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使我军民日益困难。这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运动，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迫使蒋介石从围攻中央红军的军队中调走大量兵力。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19页)，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左”倾错误执行者仍迷信“短促突击”，不用此计，坐失这一良好时机，眼看着蒋介石摧毁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又回过头来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使危机日益严重。

到了一九三四年九月，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然已经不利于出浙江，但是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而加以消灭。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建议又被拒绝。直到形势更加险恶时，才完全被迫突围，但又表现得非常仓促，有如匆匆搬家，不是有条不紊的转移作战，而是夺路突围，变成了逃跑主义。于是，原来高谈“不丧失寸土”的，结局是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成为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

革命根据地，“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7页)。没有这样的基地，一切战略任务就没有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7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为建立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接着他又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创建与发展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根据地的群众也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总是以自己的血汗与生命来保卫革命根据地。反动派则总是用尽全力来进攻与包围革命根据地，企图把它消灭掉。所以革命根据地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而这又决定于我们的军事和其他方面是否正确。王明“左”倾错误使得一个强大的胜利发展中的革命根据地被断送，数百万革命群众又受尽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屠杀与压迫。  

当我们开始向西突围时，西线的敌人有如遇上了洪水决堤，狼狈逃窜，证明了敌人内部矛盾多，不是不能消灭的。但我们的作战部队掩护着庞大的后方机关与坛坛罐罐，不能施展威力，而且昼夜奔走，疲劳减员，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没有消灭大量敌人，自己倒是有了损失。特别在敌人依靠湘江部署好了的第四道封锁线前面，我们的笨拙的作战指挥使我军遭受到空前的惨重损失。

这时江西方面的敌人已经陆续赶上，并且估计我们要搬到湖南西北部与红军二军团、六军团会合。敌人按这一估计部署了大量兵力等待我们去自投罗网。又是毛泽东同志在通道县提出了避开敌人的圈套，改向敌人空虚的贵州前进。我们的“左”倾错误执行者这时在惨重失败之后，已经拿不定主意，加上群情十分愤激，只好同意改道贵州。在乘虚直入，夺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之后，中央在遵义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左”倾错误执行者受到批判，在广大干部与群众的压力下，会议终于首先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结束了“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减员到约三万人。出发当时就没有宣布前进目标，没有政治工作，红军面临的情况使大家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十分担心，毛泽东同志重新领导，使军心大振。

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部队稍加休整之后，立即掌握主动权，采取进攻作战方针，就在回师遵义中，一举歼灭蒋军与贵州军阀部队二十个团，我军声威大震。接着，毛泽东等同志又指挥部队三渡、四渡赤水，迷惑敌人，忽南忽北，声东击西，迅速迂回，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击与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然后乘胜抢渡大渡河，跨过夹金山同红军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革命高潮。翻过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后，又决定分兵左右两路北上。但过了草地后，到了阿坝，张国焘公然露出了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

由于张国焘擅自电令右路军南下，中央只得把一、三军团编为抗日先遣支队，继续北上，夺取了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到甘肃南部，通过几道封锁线后，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现为吴旗镇)。毛泽东同志随即带领支队赶到南面的直罗镇，会合陕北红军，并指挥歼灭了东北军的一个师与一个团，保卫了陕北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效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接着，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东征抗日，大大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

张国焘在危害中央的阴谋破产后，悍然率领原四方面军全部与原一方面军已编到左路军的五、九军团向南退却，再过草地，翻雪山。中央几次去电责令北上，根本无效。他并且自称“中央”、自任“主席”。但是他回到天全、芦山以后，经过同敌人屡拼消耗，力量大大削弱，终于被迫撤到道孚、甘孜一带。

这时，二、六军团由川鄂湘黔边的根据地出发(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经过湖南省的新化等县，经贵州、云南、四川数省远征，历尽千辛万苦，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与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再加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识破了张国焘的错误，也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宣告破产。他被迫取消伪“中央”，重新与二、六军团(已改称红二方面军)北上。这两大主力军经过草地，进入甘肃。当时，中央已派原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向甘肃西征，接应二、四方面军，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终于在会宁大会师，并且很快在山城堡打了胜仗，歼灭了胡宗南的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并发展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从此以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抗日战争，并且在延安建立了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接着，我们又打倒了蒋介石南京反动政府，终于建立了独立的、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顾起来，如果在长征初期没有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中央红军连同二、六军团就有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而遭到覆没的危险；如果在长征后期没有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四方面军就会被全部断送掉；如果是上述那样，就根本没有长征的胜利，而没有长征的胜利，中国就只能继续成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所以，长征的胜利是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又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并粉碎了他的分裂阴谋才取得的。所以，长征的伟大胜利，以及从这一胜利开展的中国革命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的丰功伟绩的辉煌记录。

为了把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部真正的革命英雄史诗按实际发展过程扼要写出，我从长征四十周年的前夜开始写这个回忆录。我反复学习了毛泽东著作的有关部分，并搜集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但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无情的岁月把许多印象冲淡得模糊不清，我只得参考从前发表过的战友们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是早一些时候根据记忆写成的，也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是可靠的和比较可靠的。此外，我还尽量访问了一些可能找到的老同志，请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某些具体情况。这样的老同志也不多了，有的在我访问过之后，可惜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初稿写成后，还感谢许多老同志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和意见。

我通过这一切办法尽力使我的写作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切实，以便使这部原来的英雄史诗比较亲切动人，尽可能把长征英雄们的一往无前的豪情壮志，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所领导的光辉业绩，用文字再现出来。这个目的绝不是容易达到的。我在写作方面当然还有很多缺点，我所亲身经历的现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好在，长征这真正的英雄史诗本身是十分动人的，是有充分的感染力的。这部史诗对于我们的后代是极其重要的革命传统教材，它将教育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地继承长征的革命传统，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道路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