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宗旨，乃是从都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视野观察都市空间，试图将都市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研究相结合，开拓知识分子研究和都市史研究新的研究论域。并期望能够在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拓展出一个新的方向，无论在研究理念、研究论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本书系都市空间知识群体研究书系丛书之一。也是作者王晓渔的博士论文。本书采用社会学研究和行为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第一次转型期——晚清——的知识分子中的变革者。

总序 许纪霖／1

引言／1

第一节三位知识分子眼中的1927年／1

第二节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10

第三节知识分子的“内战”／15

第一章  “五四”之后的双城记／21

第一节“新青年”的分化／21

第二节北京：胡同里的知识分子／33

第三节上海：书局里的知识分子(附：厦门、广州)／51

第二章 “我的朋友胡适之”／63

第一节云集上海／63

第二节“大公司”：大学院、中基会和商务印书馆／70

第三节“小团体”：亚东图书馆和新月书店／81

第四节“小摊头”：平社及其他／89

第三章 第三条道路／97

第一节研究系在上海／97

第二节“醒狮派”在上海／102

第四章 鲁迅和他的朋友们／109

第一节“漂流”中的上海／109

第二节“秘密世界”：大学院和学校／116

第三节《语丝》、北新书局和未名社／128

第四节内山书店和电影院／138

第五章 “第四阶级文学家”／147

第一节“同级斗争”：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147

第二节文化支部：亭子间、咖啡馆和“野鸡大学”／160

第六章 结局或开始／170

第一节同途殊归／170

第二节知识分子与现代上海／177

参考文献／186

附录

《新月》杂志影印本勘误／199

后记／210

从乡村知识分子到都市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之中，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直接转型，其问经历了几次大的过渡形态。最早从乡村知识分子当中分化出来的，是明清时代的儒商和文人墨客，如钱谦益、郑板桥等。他们的生活基本脱离了乡村，进入了扬州、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亦官亦文亦商，形成了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城市生活和世俗文化。第二阶段，到了晚清，随着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的崛起和租界的出现，在大都市里面出现了像王韬、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型知识分子，他们以租界为活动背景，以洋务为职业，又带有传统文人的文化习性和气质。相对科举知识分子而言，这些洋务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边缘，但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译书、出版、办报、办学等边缘事业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正业和主流，从中产生出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为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新运动催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游离正途、在民间发展的异端士大夫，他们虽然身居民间，却占据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凭借着都市所提供的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掌握了颠覆乾坤的公共舆论。这些人的身份有自由作家、学堂教习，也有职业报人和职业政治家。到了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与都市的关系不再是洋务时期那样的边缘性和模糊性，而是具有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活动和舆论参与建构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成为都市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中坚人物。最后，到民国以后，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媒体产业逐步完善，以都市为中心的物质化的职业分工和精神化的文化网络形成规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终于定型了：他们可能是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充满了布尔乔亚的高贵、优雅和矜持，也可能是鲁迅这样的自由作家，愤世忌俗，与秩序为敌，洋溢着独立不羁的波希米亚精神。总而言之，到这一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与乡村完全斩断了精神上的脐带，成为完完全全的都市人。

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但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像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这里所说的具有归属感意义的空间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以文凭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布迪厄的分析表明：现代的学校体制以知识中立的方式，不断生产着以名校毕业生为顶尖阶层的知识分子等级体制，①为了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拼命挤进名校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显贵的教育出身。而名校或留学海外的毕业生，又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交往共同体。这群被布迪厄称为新宰制阶级的都市上层贵族，与传统封建贵族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是以先天的血统为基础的，而以高学历和名校为身份徽记的新宰制阶级，可以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而获得。不管如何，学校的出身在都市公共关系网络中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认同、相互认肯的第一层空间关系。

第二层是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传统中国社会也有意识形态，那是被中华帝国所认可的、为科举制度所不断制度化的儒家学说。然而，辛亥革命以后普世王权的瓦解和乡村宗法制度的衰落，使得作为知识分子公共信仰的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崩溃。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分工、阶级利益的分化和现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都市知识分子出现了“有机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再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如同古希腊各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神祗一样，在不同的都市知识分子之间，也有各自所崇拜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由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而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构成了都市知识分子不同的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冲突、论战，常常充满了语言暴力，一旦意识形态冲突与军事／政治力量相结合，就会演变为更为残酷的战争暴力。

第三是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现代知识分子不停地在各个都市里面游走，以寻求一个适合自己生存方式和文化气质的都市空间。在现代中国，不同的都市文化生态差异很大，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而现代上海拥有国内最发达的报业、出版社和娱乐业，借助这些加入了现代化过程的文化工业，激进、漂浮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上海获得其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且形成散状形态的、多元公共舆论。1927 1930年期间，在那么短暂的三年多时间，上海一度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鲁迅为首的语丝派／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和张君劢、张东荪、李璜为代表的解放与改造派／国家主义派。最后，经过一番复杂的争斗，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同盟，留在了上海，胡适、张君劢这两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沪北上，重返北京。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决非偶然，与两个城市的文化空间和都市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一方面是都市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结构制约、影响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积极能动地参与了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建构。

P10-13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心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格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读博士的三年，等于一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执行。前两年搜集资料，可以到处流窜，但是想到论文，就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一年写作论文，书房便是模范监狱，虽然没有狱卒看管，也不敢迈出监狱一步。写作最后阶段，连续九天没有下楼，等我重新回到地面，走起路来如履薄冰，仿佛整个大地都在晃动。这让我想起1995年第一次来上海，由于此前从未乘过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宿处依然感觉整栋建筑像车厢一样摇摆。

十年生活从摇摆开始、以摇摆结束，中间的时光又何尝不是摇摇摆摆?这一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一向胸无大志。在一个小城做一名无所事事的公务员，业余时间当当文学青年，这是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我缺乏为学术“献身，，的情怀。在通往学术的道路上，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萌发“风紧扯乎”的打算。既没有学术理想也没有学术追求，这么一个不可救药的写作者，如果说目前勉强还算有些作为、在摇摆之中还有一点坚持，那不能不归功于诸多师友。

感谢当年赴安徽招生的任仲伦先生。我的高考总分离本科最低分数线有4分之遥，素昧平生的他将我破格录取。任先生事务繁忙，我已有十余年未敢惊扰，但忆及往事，总是非常感念。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陈娟先生。虽然年龄相隔三、四十岁，师生之间却没有任何“代沟”，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也总是能够容忍我的奇思怪想。在此，愿陈先生身体健康。感谢我鸭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先生。我高考历史不及格(政治也不及格)，后来是文学毕业，于历史学是半路出家。现在又放弃历史研究，属于半路逃跑，完全辜负许先生的希望，想来惭愧万分。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王家范、熊月之、王国平、钱杭、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等先生，对于论文有着非常专业的建设性意见，谨向他们致谢。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金观涛、刘青峰先生主持的“思想史上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让初窥学术门径的我受益匪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熊景明先生主持搜集的资料非常整齐，起到让学者“延年益寿”的作用。浙江学者傅国涌先生著有《叶公超传》，我贸然去信求书，傅先生不以为忤，慨然相赠。一位网名为童桐的网友，看到我在网上求购《新月》杂志影印本，割爱转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先生，提供了关于中国青年党的书目。我与这些师友只是一面之缘，有些迄今未曾谋面，但与他们的来往总能带来莫逆于心的感觉。

学术交往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是愚钝如我者，并未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当下的学术交际非常隔膜。或许，学术交往和学术交际本来就不是一回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规则迥异。现在能够安安心心地坐在这里修改论文，还要感谢诸多师友在我寻找工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同样，其中不少师友此前并无深交，但他们对我很是关切，这在利益交换日益紧密和资源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尤为让我感动。

感谢陈家琪、萧功秦、崔卫平、朱大可、张柠、张宁、张闳、王来雨等先生，他们的支持和勉励使我更加从容地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感谢《南方周末》副主编陈明洋、副刊部主任向阳先生，在他们身上可以真切感受到“南方报人”的独特气质。感谢《随笔》主编秦颖先生，他认真而勤勉的敬业精神，比很多学者更接近学者。感谢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鸿声、副院长刘成纪先生，他们开放的学术理念让人如沐春风。感谢时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现任法政学院院长的章仁彪先生和时任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系主任、现任人文学院院长的孙周兴先生。他们不仅具有丰厚的学术涵养，还创造了自由、独立的学术氛围，能够在这种环境工作是我的幸运。还有更多的师友未能在这里一一提及，每每念及那些相忘于江湖的情谊，我就不敢有太多的苟且。最后，谢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便没有这一切。

当然，文中不当之处，均由我个人负责。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发电子邮件至wxyl978@mail．tongji．edu．cn。

            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200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