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作者范亦豪讲述了他丰富而多难然而幸运的一生，讲述了他在坎坷的命运途中的坚守与追求。追述他和妻子从相识、相恋到结为伴侣，经历了疾病的折磨、社会政治的考验、远赴边陲的试炼，但均未破坏其纯洁神圣的情感，两人蹒跚而坚定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死生契阔，与子偕老”的人生之路。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人与岁月。”丛书于是应运而生。

《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由范亦豪著，作者在二十岁读大学时被划为极右分子，从此由天之骄子变为阶级敌人，先是在北京西郊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之后又被发配到青海祁连山，从放牛、在学校打杂，到教书，在高原苦寒之地，以伤病之躯坚持十八年，“改正”后方离开山区，进入大学任教。作者一生可谓命运多舛，政治风波，人情冷暖，病痛折磨，然而他从未屈服于厄运，始终以乐观、热情、积极的态度，将苦难与艰辛、爱情与坚守，谱写成了一首动人心弦的命运变奏曲。

序 朱正

小引

第一章 学府记忆

 一 被梦想牵引

 二 天堂的El子

 三 爱的挑战

 四 误涉政治

 五 肃反风暴

 六 心灵的绿洲

 七 头脑的颠覆

 八 人党辩论会

 九 整风第一波——何穆事件

 十 肃反论坛和“主帅”

 十一 对反右说“不”

第二章 乡野记忆

 十二 早春的凄冷中

 十三 河泥与葱油饼

 十四 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十五 难友们

 十六 “三面红旗万岁”

 十七 大地

 十八 爱，转入地下

 十九 幽会的滋味

 二十 亿万人民，拥抱起来

 二十一 那纯洁的时刻

 二十二 淘粪在鼓楼近旁

第三章 大山记忆

 二十三 大山的第一课

 二十四 饥饿的学校

 二十五 大山、牦牛、老鼠

 二十六 最洁白的婚纱

 二十七 可怕的见面礼

 二十八 樵如是说

 二十九 我有了一个家

 三十 杜甫给我招了祸

 三十一 你承担了太多

 三十二 桑麻来

 三十三 造反团

 三十四 “无寿无疆”

 三十五 会扎针的主任

 三十六 山中右派的命运种种

 三十七 告别大山

第四章 重生记忆

 三十八 噩梦醒来日已偏

 三十九 想起右字号的师长们

 四十一 顶好帽子

 四十一 邂逅癌症(上)

 四十二 夙愿的放弃

 四十三 我想起了《过客》

 四十四 放心吧，我不会走

 四十五 邂逅癌症(下)

 四十六 又一次与大难擦肩

 四十七 我和老舍的缘

 四十八 幸运之最

终篇絮语

一 被梦想牵引

记忆是有灵性的，它常常拉着我的手，沿着老北京的城墙巡游。过了前门，往西是再熟悉不过的和平门。和平门的南边就是那曾经把我的心捂得最热乎的地方——树木葱郁的北京师范大学老校园。

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却又好像并不那么遥远。那是1953年的初秋，北京师大刚刚开始一年一度迎新的日子。我，一名中文系的新生，从天津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自己扛着行李，急不可待地前来报到。

从小眷恋的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想早一天走进这个新家，开始新的生活。当时的我觉得这一天将是我一生从事的神圣事业的开始，我在希望的天幕上描画着未来一幅幅美妙的图画。那几年有一部翻译过来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在中国家喻户晓，我要走的是她的路。但她是走在俄罗斯风雪的路上，面对的是沙皇的专制，而我们这里已是黎明，在人民当家的中国，我们的未来只有一片光明，这还有什么说的！

回想起三年前刚刚进入南开中学高中的情形，我忍不住想笑。那天，第一次入住学生宿舍，是母亲送我去的。她给床板打了一阵DDT——怕有臭虫，然后铺好了铺盖，都替我安顿好了，才带着多少个不放心地离开。同室的同学看了大概都在暗笑。站在一边一直插不上手的我，对母亲把给我的娇宠这样公开地展览，也有点不好意思。而今天，虽然我还不满十七岁，但觉得自己已经大了，是独立的年轻人了，我一个人来报到和家里连商量都没商量。

我上南开中学的时候，杰出教育家张伯苓的南开中学已经成为过去，虽然他留下了一批在教学上出类拔萃的老教师，但学校的重心已转向政治，政治气氛之浓前所未有。南开已经成了改造年轻人思想的大学校，它按同一的模式，按照统一的价值标准塑造着每个学生，而且相当厉害，非常的有效。我本是个调皮的很自我的孩子，我反感这里的严格纪律的约束，反感团员们每天把同学的表现拿去汇报(那时一个班只有几个团员)，我因为自由主义而对党员班主任的不敬被记了大过。可是，才到了高二，我居然在人生观上就有了个大转变，没过多久就从一个落后分子变成了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团员，并且在入团后仅仅半个月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究其原因，除了大环境的影响和学校党团组织善于做工作，喜爱文学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卓娅、保尔·柯察金、伏契克、牛虻以及《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都成了我精神上的挚友。我和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一起读鲁迅，中午不休息，推敲那谜语一样的《野草》。我们接受孙犁的辅导，参加《天津日报》的写作小组。进而读了更多的现代文学、俄苏文学、世界文学的作品，好像着了迷。

我脑子里时常响着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话：活着，就是要让人们因你而生活得更美好。我时时记起的鲁迅的一句话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现在看来似乎过于浪漫，有些幼稚、傻气，可我真的没有夸张，那时我满脑子就是“社会责任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谁让我是五十年代初的年轻人呢！

这就是我走进师大的原因。我本来十分向往将来献身水利，那段时间苏联古比雪夫等大水电站的兴建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宣传，把我鼓动得心潮澎湃。我也曾入迷地读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向往当一名演员或导演。但到了高二，我忽然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个没法儿治的顽症。天津骨科医院院长骨科权威方先之建议我安装钢架背心，我没听他的，怕穿上钢架背心，壳儿硬了，瓤儿就更软了，会衰退得更厉害。我知道学水利、当演员是没门儿了，于是一心一意准备学文。  P3-5

序

朱正

我常常劝人写自传，写回忆录，为我们这一个时代留下一份证词。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经历和遭遇写下来，就是多卷本当代史中的一卷。我的朋友范亦豪教授和我不约而同，也是这样想的，他在这本回忆录《命运变奏曲》的“小引”中说得好：“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历史，将在劫难逃。不愿再遭劫的中国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然而，即使是不作伪的信史大约也只能是个骨架，个人史才是使它丰满起来的血肉，有血有肉的历史，它就活了。”

《命运变奏曲》从他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写起。入学不久，就遇到了反胡风事件、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这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在这本书里，都从一个大学生的视角作出了反映。作者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投入脱胎换骨的改造之中，先是在北京的西郊农场监督劳动，在这里遇到了“大跃进”。接着又发往青海的祁连山里，在这里赶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遇到的一些事情，一般历史书未必会写的吧。例如，“1958年民族地区搞了‘民主改革’，关闭了所有的寺院，大小僧人一律还俗”。这事就好像没有在正史上见到过记载。作者在祁连山上放牦牛的时候，一天，民族师范送来一个六十上下的老者住到他住的窝棚里。这个老人就是一位还俗的活佛。

像“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在一些历史书上是有一点记载的，可是总不能详细。那时人们饥饿到什么程度，这本书里有一点生动的记载：

第一次看到饥饿的形象一面是在兰州火车站转车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分到青海的同学正等着转车去西宁。饿了，就拿出各自从学校带来的干馒头吃起来。突然，有位女同学手里的馒头被身后飞来的一只手打落在地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扑倒地上抓起那个馒头来。  他并不想逃走，大概也没有力气逃走，反倒一翻身坐在了墙根，捧起馒头拼命往嘴里塞。在吃之前他使劲往馒头上吐了几口唾沫，这就告诉你，就是你把馒头抢回去也不能吃了。这个孩子勾着头缩在那里，破烂的衣裳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两只干瘦的手上满是垢痂。他在大口大口吞咽着已经发干的馒头，力争在挨揍之前把馒头吞进肚子里，至于皮肉受苦他看上去早已豁出去了。

那时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书中记下了一个今天可以当作笑话讲的掌故：

那是1962年初，大饥荒还没完全过去，市场上很难买到日常需要的东西。今天翻出那张发黄发脆的结婚证书，在背面还能看见，写着“水壶一把”，那是为结婚的人特批的。它给我们的结婚打上了时代的纪念。

1967年2月23日在西宁发生的死伤三百多人的流血惨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件大事，在当年长沙街头张贴的大字报里，记得还看到过毛泽东关于此事的批示。(今天我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没有找到这个批示，莫非我记忆有误吗？)这一历史事件在这本书里有一点记载：“1967年2月23日部队包围了西宁的青海日报社，用机枪屠杀了群众组织‘八·一八’队员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随后宣布‘八·一八’为反动组织。手无寸铁的群众挥舞着小红本，一排排地倒在血泊里。开枪的是‘人民子弟兵’，让人震惊，让人无法理解。我的一个女学生参加了‘八·一八’，就在流血的现场，目睹了惨象，自己又被逮捕，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未婚，四十多岁就离开人世。”

这本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写北京师范大学的反右派斗争。书中细细写了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特别是他本人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这里就不摘引了。这里只讲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历史系讲师刘蓬，和那些右派学生一起在农场劳动了许多年。到了1979年春天他回到北师大交涉改正的时候，才知道没有他的右派档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农场是因为五八年学校精简下放一批教师，政治条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学或外省市，当时决定刘蓬到内蒙。他不愿意，说宁愿去劳动，于是弄到西郊农场。既然到了右派圈里，这里的干部自然认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误以为划成了老右。二十二年过去，才查清缘由，这才真是错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为原来就不是，所以反倒没了办法。给右派落实政策的一切措施，他都沾不上边！把堂堂一位大学教师的政治生命视同儿戏，倒也如实反映出了反右派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的性质。

作者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思考了二十二年，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经过很久很久的苦思，我开始了悟，我告诉自己：不是你犯了错误，而是“犯了正确”；不是对方误解了你，是你“误解”了对方。你错把对方理想化了。你以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说自己的话。错！领袖的思想、领袖的语言是你唯一的选择！这是维护专政的需要。你犯了大忌，怎能不整？

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琐琐谨小慎微地过一辈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灵魂。我或者留着心眼儿而成了左派，因此还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将会在无尽无休的斗争当中干下多少昧着良心的事，伤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债！……

不，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选择了一顶好帽子！我为自己当了一个正直的右派而自豪！

是的，我们这些过来人回顾往事，确实感觉到这顶右派帽子对自己起了保护的作用。我们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可是同时也就免除了写那些胡说八道的遵命文学的义务；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明令禁止我们参加群众组织、参加运动，这也就免除了我们充当帮凶、充当打手、充当炮灰的可能。在一九五七年当时，怎么能够预见到这得失呢。大约是在一九八七年，亡友刘宾雁兄到了长沙，他对我说：如果反右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生的话，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命运，就是当一名右派分子。他这话说得真好，我老是记着。

这一本回忆录最动人的部分，我以为是写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爱情。他们，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王世巧并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她始终不渝给恋人以极大的支持，终成眷属。乘这作序的机会，我愿意向她致以一个右派分子的敬意。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于长沙

我常常劝人写自传，写回忆录，为我们这一个时代留下一份证词。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经历和遭遇写下来，就是多卷本当代史中的一卷。

这一本回忆录最动人的部分，我以为是写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爱情。他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王世巧并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她始终不渝给恋人以极大的支持，终成眷属。趁这作序的机会，我愿意向她致以一个右派分子的敬意。

——朱正

本书从历史到细节，真实地反映了右派尤其是大学生右派，在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年代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命运和品性。读了能激发我们的回忆，引起大家的共鸣。作者不仅写了“点”，即自己和樵的遭遇，也写了“面”，上及高校大师级人物，下至底层人物。性格各有不同，屈辱遭遇则一。

——袁忠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