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王安忆长篇小说系列》中，王安忆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和描述了1967年至1968年底，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思想成长历程。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笔下的这几个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艰深的著作和语言，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他们的精神思想在磨难中坎坷地成长。

王安忆用她一贯的平稳、缜密、严实的笔法，掰开揉碎，丝丝入扣地讲述老三届那一代青年非同一般的成长历程。

《启蒙时代／王安忆长篇小说系列》描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几个干部子弟和市民子弟在狂飙突至时受到的心灵震撼和随之而来的对革命、理想、人生、社会的思考，以及他们从单纯幼稚的少年时代走向敏感理性的青年时代的过程。王安忆的人物刻画是从内而外的，充满哲学意味和理性色彩，这使她的小说具有更高一级的艺术真实性和更深刻的典型性。

个人无法超越时代，也无法与命运抗衡；对一个人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命中注定。一代人注定要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幸运。社会的动荡、人生的变故，使他们开了眼界、少了浅薄、懂得了责任。王安忆没有去渲染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变故，而是用力刻画人物的内心――社会和时代背景下的头脑和心灵，其实就是在写人的历史命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陈卓然早就知道南昌的背景，这可以说是他对南昌有兴趣的主要原因。当然，南昌本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他有一种思索的表情。在陈卓然，无论是生父还是继父，都是行伍出身，头脑比较简单，而他却是个热衷思想的人。由于年长，由于读书，还由于思考的习惯，他比南昌了解事物的复杂性，也对事物的复杂性感兴趣。他喜欢事物里的矛盾性质——当一种主义明显优于另一种主义，却又同时明显的难以实施，反是另一种劣质的主义可能顺利贯彻；而优质的主义常常要经过劣质的才可接近，在接近的途中，则有着被腐蚀的危险，不等抵达目的，已经变质；那许多主义，其实都是由一个起源性质的主义派生出来，就好像一个家族；也像是亲缘关系，血缘越近的越容易起反抗，往往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一种主义，都拥有着自己的修辞上的逻辑，由这修辞的逻辑拓开一个又一个独立空间，远远超出了物质世界的容量，是可以无限扩张、无限大的。这就是理论的愉悦感。然而，陈卓然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理论所来自或者所针对的实际有着好奇心，对“主义”的具体代表，也就是扮演者，有着好奇心，南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虽然南昌有着种种顾虑，但因是陈卓然的请求，便无法推托了，。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他们两人骑着自行车上路了。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南昌只觉血涌上头部，眼睛都模糊了。他努力保持镇定，骑到跟前，停下车，将通告看了一遍，却不知道什么意思，于是又看一遍，原来是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他心里木木然，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等他醒悟过来，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令他始料不及．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的．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由于人多，他们两个的到来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甚至陈卓然这个生人也没让屋里的人驻留一下目光。也是因为这种家庭向来门户不严，往来杂沓。更让南昌意外的是，父亲也在门厅里。几扇房门都敞着，就有光线进来，门厅变得亮堂了。南昌绕过方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陈卓然叫了声“叔叔”。这一声“叔叔”表示出一点同宗同族的意思，因他们这样的出身，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叔叔伯伯阿姨。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南昌极少看见父亲愉快的表情，此时他并没有受到感染而快乐起来，反而感到不安。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没有回答“叔叔”的问题，而是礼貌地问候“叔叔”的身体，这多少有一些掌控谈话局面的企图，但父亲的注意力却又回到方桌上的热闹。孩子们都到齐了，因为父亲在场，格外兴奋着。父亲说：轮到小四了。于是，小四红着脸开始说了。在他们两来到之前进行的游戏，又继续下去了。

小四说的故事是关于警察和小偷。说的是有一日，警察抓了二个小偷，让他们一列站开对着训话。警察对第一个小偷说：你为什么偷东西？第二个小偷回答：我没有偷东西；警察对第二个小偷说：我没有同你说话；第三个小偷回答：我没有说话。这是什么道理？小四侧过头问大家，大家都纳闷着，小四回答：警祭是个斜眼！父亲爆发出一阵大笑，等别人回过神，笑起来时，父亲已经笑得眼睛都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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