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多年执教《世说》课程，声誉卓著，而本书的写作则不仅凝聚了课堂教学的精华，亦充分考虑到普通爱好者之阅读需要。在融通《世说》全书和广泛采纳前贤见解的基础上，本书设列十余专题，考察魏晋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变迁、思想演进、文人心态及艺术趣味等多方面的情况，而于人物风流，尤加措意。从中可以获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和方法。对文本的精彩解读为本书之显著特点，作者对史料的敏感和机警深刻的见识，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世说新语》作为生动体现魏晋思想文化特征的经典著述，历来深受读书人的珍爱。本书作者多年执教《世说》课程，声誉卓著，而本书的写作则不仅凝聚了课堂教学的精华，亦充分考虑到普通爱好者之阅读需要。在融通《世说》全书和广泛采纳前贤见解的基础上，本书设列十余专题，考察魏晋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变迁、思想演进、文人心态及艺术趣味等多方面的情况，而于人物风流，尤加措意。从中可以获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和方法。对文本的精彩解读为本书之显著特点，作者对史料的敏感和机警深刻的见识，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将严谨完整的结构与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结合为一体，使本书在《世说》研究领域中成为独具特色的著作。

导论

一、《世说新语》的成书

二、《世说新语》的性质与门类设定

三、《世说新语》的注及传世版本

四、《世说新语》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五、关于本书编撰的若干说明

第一讲 皇权与士权

第二讲 英雄与名士

第三讲 名教与自然

第四讲 《庄子》“逍遥”义与自由的困境

第五讲 情与兴

第六讲 药及酒

第七讲 自然的发现

第八讲 清谈风习

第九讲 幽默与谐趣

第十讲 士族的婚姻与家庭

第十一讲 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第十二讲 女性的风采

第十三讲 艺术与游戏中的生命

参考资料

附录 《世说新语》原文

一、《世说新语》的成书

《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内容主要记述从东汉末到东晋上层社会名士的言行。

此书的编撰者，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书目均题为刘义庆(403—444)。他是刘宋的宗室，曾封临川王。书的具体编撰年代不是很清楚，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折衷各家的意见，大概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十六年(438、439)前后。元嘉九年至十六年四月，刘义庆任荆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十月，刘义庆任江州刺史，均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坐镇长江中游重地，下属有颇具规模的幕僚机构，这应是他编撰或主持编撰书籍最为合适的时期。

据史籍记载，除《世说新语》外，著录在刘义庆名下的著作还有七种，其中包括《刘义庆集》八卷，人物传记性质的《徐州先贤传》十卷、纂辑总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志怪小说《幽明录》二十卷等。上述各书均已亡佚，不过《幽明录》残存数量较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五条。在论及魏晋小说时，人们习惯按照鲁迅的方法将之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类，在前一类中，《世说新语》的地位固然无可比拟，在后一类中，《幽明录》亦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刘义庆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人物。

南朝时代上层社会有崇文的风气，一些政治地位显赫的人物——尤其王室成员，喜欢招聚文士、编撰书籍。这往往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同时还有标榜风雅、博取美誉的用意。这些书籍虽然只署他们的姓名，通常却是在其周围文士的参与下完成的，署名者在编撰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一般也说不大清楚。所以梁朝的萧绎(先为湘东王，后即帝位，史称梁元帝)在他的《金楼子》序中，特地声明此书是其亲自撰作，并未借用他人之力。关于刘义庆，《宋书》本传说他“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这是一种中等的评价。同传又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在刘义庆任荆州、江州刺史期间，其幕中著名文士先后有陆展、何长瑜、袁淑、鲍照等。这些人均为当世才俊，而袁、鲍尤为杰出。《宋书·袁淑传》称袁“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道艳，纵横有才辩”，至于鲍照，那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诗人兼骈文高手，其才华不必多说。根据上述情况，人们多认为《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和周围文士共同编撰的。如清初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便说：“予谓临川宗藩贵重，赞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提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种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无论如何，它又终究只是推测而已。要具体说到在《世说新语》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本人的作用如何，他周围文士究竟有哪些人分别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已经无法考证。

《世说新语》也并非完全出于刘义庆等人的新创，它是在汇辑以前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撰成的。

与《世说新语》成书有关的前源文献有多种，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与之性质相同的记载人物逸事的小说，其中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尤为重要。裴启字荣期，河东人，据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他于晋哀帝隆和年间(362—363)“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其书问世后一度非常流行，但因谢安指责它纪事不实，遂废而不行。《语林》散佚已久，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录，在此基础上，周楞伽辑注为《裴启语林》一书，共存一百八十五条。这些佚文中曾被《世说新语》采用的为六十四条，占总数三分之一强。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生活于东晋末年，曾做过刘裕(后来的宋武帝)的相国参军。所著《郭子》亦散佚已久，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八十四条，其中七十四条为《世说新语》所采用，比例非常之高(统计数据参刘强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之《(世说新语)前源文献考索》)。由于《语林》和《郭子》并未完整存世，《世说新语》中到底有多少条出于此二书，仍是无法确定的。

各种史书亦是《世说新语》的重要资料来源。这里有少部分出于《汉书》、《三国志》等所谓“正史”，而大部分则出于“杂史”。《隋书·经籍志》述杂史兴盛之由，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东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这里指明杂史是从东汉末开始兴盛起来的。大概而言，杂史与由史官在朝廷指使下修撰的官方性质的史书不同，它更多表现了撰者个人的思想与趣味，体制也较为自由和多样化。

和“杂史”相类者有“杂传”。自《史记》以纪传体构撰史书以来，人物传记一直是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却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著作类型。到了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各种形态的具有独立性的传记作品，这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为史部杂传类，它也成为《世说新语》重要的资料来源。杂传的分类很多，区分的方法也不甚严格。简要地说，首先有一种是单个人物的传，为了与史传相区别，它被称为“别传”。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从《世说新语》注、《三国志》注及多种类书中共收辑有一百八十四家别传，其作者以魏晋人为多。另一种是包含多个人物的传记，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家传，以家族为单元，现知最早为曹操所撰曹氏《家传》；(二)高士、名士传，记述为世人所称誉的人物，如袁宏《名士传》、皇甫谧《高士传》；(三)地域人物传，记述某一特定地域内著名人物之事迹，如《汝南先贤传》之类。

《世说新语》采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出于上述志人小说、杂史、杂传三类著作，此外虽然也有一些，但已是散碎而不太重要的了。由于《世说新语》广泛采用已有之文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直称其书“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这样说大概而言也不算错，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一，《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对所采用的“旧文”是经过一定处理的。对有些资料，编撰者作了删削、润饰一类的加工，有些资料虽然几乎是照录原文(以《郭子》和《语林》中的为多)，但这也是因为它们符合编撰者基本的标准。所以，尽管《世说新语》取材的来源广泛，全书却具有大体统一的文字风格。其二，《世说新语》编撰者按照自身的趣味和立场，将各种资料分为三十六个门类来编排，形成了一个从各个方面来观察、描述历史人物的系统，这和单纯汇辑资料也显然不同。总之，《世说新语》的基础虽然是“纂辑旧文”，但是对原始资料并非无准则地收录和随意地汇辑，而是经过一定的选择、修饰，重新整理编排而成的，所以它能够成为一部具有显著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的著作。P1-3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就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养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以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大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作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的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的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连带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迩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是，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有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类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几比较切近“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本义。

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三辑、每辑十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做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言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

在具体的体例方面，教材不设题解，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给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窘，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是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移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在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文本批评意义上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学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的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的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

如前所说，原典精读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育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和底线。但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要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新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如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

本套教材之出版，得到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